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範疇相比，佛教有哪些吸引中國人的特殊魅力？
回答這個問題學術上有風險，容易得罪很多傳統文化派別。但我還是想從存在方式上說壹些個人的粗淺看法。
佛教的第壹個特殊魅力，在於它對世間生活的集中關註和深入分析。
其他理論也會關註生活，但往往不夠專註和深入。沒說幾句就“失言”或者轉移到其他他們認為更重要的問題上。他們總是認為生活問題只有支撐其他問題才有價值，單獨研究沒有意義。比如儒家可能轉移到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上，道家可能轉移到如何修仙的問題上，法家可能轉移到如何耍手段的問題上，詩人和文士可能轉移到如何保持語言的安靜的問題上。唯有佛教，永不轉移，始終關註人的生老病死，探索擺脫人生苦難的途徑。
那些被轉移的問題，乍壹看，浩浩蕩蕩，宏大無比，關系到王道國家，關系到血戰，關系到家族的榮辱，關系到榮辱的魅力。但仔細想想，也不過是片面的歷史，時空的橫截面，生命的浮面，極有可能醞釀著他人和自己的痛苦，無常而稍縱即逝。佛教看透了這壹切，所以把這些問題擱置起來，讓它們慢慢冷卻下來，引導人們關註生活，關註始終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人生話題。
正因為如此，就連壹代儒生聽到梵天的誦經聲都會陷入沈思，就連士卒聽到清晨的鐘鼓聲都會心碎，就連皇室貴族遇到名寺也會燒香行禮。佛教觸及了他們的* * *同壹問題，而且是壹個他們都沒有真正解決的* * *同壹問題。這是它吸引人的第壹個原因。
佛教的第二個特殊魅力在於其論證的迅速和徹底。
人生人生話題那麽大，泛泛而談不知會糾結多少投機的彎路，多少文字的泥淖。而佛教，幹凈利落，像水銀瀉地，清爽果斷，沒有任何渾濁。我壹上來就斷言人生苦。痛苦的原因是貪婪。貪婪的原因是無知。我們要消除苦，就要認識到壹切都沒有實體，只是因緣在聚散，壹切都在變化，生死有因果，連“我”都是幻象，不要執著於虛假。通過樹立“無我”、“無常”的觀念，抱著“慈、悲、樂、棄”的心，就能帶領眾生擺脫輪回，進入無極，達到涅槃。
我想，從剛剛隨便寫的這麽幾篇漫不經心的介紹中，人們已經可以體會到壹種穿透性的爽快了。而且這種耳目壹新可以打開每個人的閱歷和認識，讓他們第壹眼就覺得有啟發，而不是在思維的迷宮裏左等右等。
這種快感的吸引力當然是巨大的。就好像在嗡嗡的議論中，突然出現了壹個聖潔的智者，三言兩語就結束了壹切，笑容親切大方，太迷人了。
其實釋迦牟尼生前壹路開導弟子的時候，也是這麽簡單樸素，直擊眾生的體驗。否則不可能到處湧現出這麽多的信徒，只是後來的佛教學者出於崇敬和研究，越來越深刻。佛教傳入中國，有壹段時間伴隨著魏晉玄學，但很快發現中國大多數人不習慣抽象思維，更相信直覺，這與原始佛教的精神不謀而合，於是壹大批優秀的佛教思想家開始恢復過去的樸素和徹底，甚至有了新的進步。比如禪宗認為眾生皆有佛性，悟到了就到了佛土；凈土宗認為人可以通過念佛達到極樂；天臺宗認為人可以“思三千”，通過觀想了解空、假、中三真；華嚴宗認為世間所有無盡的事物都是流暢清晰的...這些想法都是用清晰的思路去探索世界，就像神泉清塵，風驅霧。即使是不認同這些結論的人，也不禁高呼:加油！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形態，往往過於追求恢弘典雅，缺乏壹種精神上的愉悅。偶爾有壹些快言快語，大多是針對社會制度和風氣，卻失去了對人生話題的聚焦。
佛教的第三個特殊魅力在於參與的實踐規則。
妳壹聽，我就明白我說的是戒律。佛教戒律很多，有些非常嚴格，會讓人們不敢參與，但恰恰相反，戒律增加了佛教的吸引力。原因之壹是戒律讓人覺得佛教是可信的。這就像去看壹個院子，在真正看到壹層層的圍墻、柵欄、重重的欄桿之前，光聽描述是無法確定的。籬笆、柵欄、欄桿是戒律，但看似障礙卻是院落存在的可靠證明。第二個原因是戒律讓人覺得佛教是可行的。就像我們要去爬山壹樣。到處都有路，到處都沒有路。突然，我們看到了壹條石路，這條石路非常難爬，但在壹個層面上通過具體的程序到達山頂是可行的。
相比之下，中國傳統文化大多處於“寫意狀態”。有主見，界限少；有靈感，少篩選；勸導，少忌諱；有想法，少方法；有目標，少走幾步。這種狀態，看似方便進入，卻讓人沒有安全感，容易退縮，與人敬而遠之。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儒家奉行的“君子”觀念。我追了兩千多年，講了兩千多年，可是什麽是君子呢？什麽不是？區分君子和非君子的標準是什麽？壹個普通人要經過怎樣的訓練程序才能成為君子？但是誰也說不清楚，或者說越說越不清楚。於是，君子就成了沒有邊界和底線的存在，成了浮雲，成了空空的期待。長此以往，儒學將失去壹種參與的憑據。壹直參與儒家的人看似很多，其實不然。即使是大量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也只是在按照官本位模式而不是君子模式進行塑造。
佛教戒律，壹步壹步難，壹步壹步清。第壹眼不壹定對應佛教的最高境界，但只要我們先行動起來，就可以讓修行者慢慢理清思路，然後從戒律中安定下來，再慢慢厭倦，逐漸萌發智慧。到這個時候，最高境界的純粹可能就在眼前若隱若現了。佛教的“戒、定、智”表達了這個程序。如果大部分受戒的信徒不壹定能達到最高境界，那麽他們已經在這個修煉過程中行進了，身邊有同道師友，自然會產生集體歸屬感。
與道教的修煉目標不同，佛教並不追求“肉身成仙”、“長生不老”的神奇效果，所以即使實行戒律，也不必承擔功效證明。這是它的優越性，但在中國時期，壹些教派過於依賴理解，而不是苦修，輕視戒律和規矩。當然也幫助了很多專家完成了精神上的飛躍，但也為更多未必真正開悟的信徒打開了過度便利的大門。相應的，唐朝特別盛行的凈土宗也太好做了。這種勢頭積累起來之後，就出現了虛妄禪風的嚴重後果。這也從反面說明，佛教修行戒律還是很重要的，不能太聰明，不能太寫意，不能太急躁。
這讓我想起了弘毅大師。他從壹個才華橫溢的現代文化人入佛，選擇禪宗或者凈土宗都在情理之中，但最終選擇了戒律嚴格的南山法門。我覺得這是他太聰明，太寫意，太沒有耐心，決心避開現代知識分子的錯。這個選擇讓他真正成為了壹代高僧。
當然，很多人壹直親近佛教，只是為了追求心靈的平靜，自由和放松。實踐中沒有自律，另當別論。
佛教的第四個特殊魅力在於強大而感人的弘法隊伍。
中國的諸子百家本來就有弟子，其中儒家持續時間最長。但從組織有序、參與嚴格、活動集中、內外可識別、異時空統壹五個方面來看，沒有人能與佛教僧團相提並論。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普通大眾對佛教的認識，往往是通過僧人、法師、喇嘛、活佛的儀態、言行、著裝禮儀獲得的。壹代又壹代，僧袍的名字成為人們感知佛教的主要信號。他們的美德和善良也成為了人們理解他們信仰的直接模式。佛教從釋迦牟尼開始就表現出明顯的人格化特征，並由世界各地的僧人以無數的人格形象普及佛教思想。
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也很厲害，但佛教僧侶不是神職人員，不承擔代人祈福消災、代神祈福赦罪的使命。佛教僧侶只是僧侶，他們以高尚的品格和清凈的生活為廣大佛教信徒樹立了榜樣。
他們必須嚴格遵守不殺生、不偷盜、不淫蕩、不說謊、不罵人、不私藏錢財、不交易、不算命、不欺騙、不搶劫、不威脅他人等戒律。，堅持節儉勤勞的集體生活，專心修行。
修行之初，要依佛觀生之苦、俗身之不潔，以悟無我、無常；然後在行動上，要止惡揚善救苦，培養慈悲心和慈悲為懷、利益眾生的心態和生態。
相對於廣大信佛的人來說，出家永遠是少數，因為出家需要很大的決心和很多條件。壹旦出家，就有可能修行得更專註、更純粹。出家是參加壹個精神團體。壹般四人以上可能稱為“僧伽”。在僧伽這樣的群體內部，規定了壹系列的和諧原則，如所謂的戒、見、利、身、口、心的“六和諧”，加上壹些自我檢討制度和征集與資助制度，有效地減少了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增加了整體的協同作用。
這樣的僧伽隊伍，即使投入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化組合，也是特別強大而持久的，而且因為其主要行為是勸善救苦，所以以感人的形象深受人民的歡迎。
佛教的上述四種特殊魅力，正是針對中國傳統文化在存在方式上的弱點，成為其最終融入中國文化的原因。
六
我也可以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證明佛教在中國的驚人生命力。
在我的家鄉，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已被世人稱為“大學者”，但到了我出生的時候，幾十裏之外的方圓，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沒有人知道他們提出了什麽，甚至寥寥數語。我老家是這樣，其他地方肯定也差不多。長大後反復咀嚼這種現象，打消了很多不切實際的文化夢想。再高深的思考，如果和山川文明永遠基本脫節，那終極意義是什麽？
那時候，在我的家鄉，戰亂不斷，土匪橫行。唯壹與文明有關的痕跡是每家每戶都有壹個吃素念經的女家長，每天都在做“積德行善”。他們都不識字，但能熟練背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三分之壹能背誦《金剛經》。作為壹家之主，他們強烈地推動著整個家庭的心理走向。於是，小廟裏的黃墻佛寺、編鐘、鈸木魚成了這些貧困村落的寄托。我相信，這些村莊之所以沒有被仇恨肢解，這些村民之所以沒有被邪惡壹掃而空，都與由不識字的女性組成的佛教誦經隊伍有關。
在這些村子裏，唯壹熟悉中國文化經典的就是我爺爺。他以道家的方式過著閑適清貧的生活，自得其樂，卻完全無用於世。他偶爾題寫在寺墻上的田園詩，只有他自己欣賞。道教不等於道教，但是鄰村有名正言順的道士。道士在村民心中地位很低，只是幫忙安排壹些喪事，驅趕疾病，平日裏和農民沒什麽區別。
我童年回憶的這張圖並不是特例。因為我後來問了很多不同村的學長和同行，情況基本都差不多。這說明，在中國文化的絕大多數腹地，在毛細血管所到達的皮膚之間，佛教的痕跡要比其他文化元素活躍有效得多。
遺憾的是，當時佛教本身已經衰落了。晚明以後隨著東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功利主義泛濫，修佛成為壹種尋求快樂的手段，出現了許多與功利目標直接對應的經、派。這種勢頭從清朝到近代愈演愈烈。佛教本意是引渡壹切眾生放棄貪欲，尋求超越，但很多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出於貪欲而拜佛。看似壹塊香，卻被欲望的火焰點燃。在這令人嘆息的場景不遠處，許多佛教大師正在研究和解釋經典，但都是天機秘笈，壹般人很難理解。這兩個極端構成了佛教的衰落。
正是在臺灣省，我重新獲得了對佛教未來的樂觀看法。星雲大師創立的佛光山，幾十年來致力於把佛教帶到現實世界，帶到世界各地的偉大事業，業績卓著，擁有數百萬固定信眾。我在那裏生活過很多次，看到了壹大批具有現代國際教育背景的年輕僧人，他們的笑容真誠真摯，善待壹切生命，每天都在忙著利益眾生、啟迪人心的大事小事。它總是非常令人興奮。我覺得佛教的歷史重要性在兩千年裏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它的現實重要性還要靠今天的實踐來證明。現在，這個證明是如此的精彩。臺灣省正經歷著如此復雜的現代轉型和內外碰撞。為什麽還不散？其中壹個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了佛光山，閻正師父帶領的慈濟功德會也深深打動了我。以醫療為中心，到處治病救人，無論世界上哪裏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他們總是力爭第壹時間到達，讓當代人壹次又壹次強烈地感知到佛教的本義。慈濟功德會也有數百萬的固定追隨者。
星雲大師，閻正大師，或者我非常尊敬的另壹位佛教哲學家盛宴大師，在這個世界上做了很多善事，但他們都專註於精神啟蒙。他們充分肯定了人類世界的正常幸福，並像善良的生活老師壹樣不斷地向現代人解釋最基本的佛教，有效而生動地清除了人們心中各種自私的障礙，從而有效地減少了大量的惡性沖突。他們在今天的地方驚人的受歡迎程度，讓佛教的光芒超越了上壹代。
因為他們，我不僅看好佛教的未來，也看好世界人民，甚至推而廣之，看好中國文化。
我們的土地很自滿，因為它承載了太多的鼓與蹄，仁義道德的聲音，但最終還是讓出了壹個來自西天的柔軟而神秘的聲音。當初在荒涼的大漠中壹步步追逐屍骨的足跡沒有白費，因為他們追尋的聲音成了熱鬧山河的必然需要。而繁忙的山河，往往對自己的必然需求變得麻木，於是就有了文化應該肩負的莊嚴使命，那就是喚醒那些壹次又壹次因為傲慢而堵塞了靈魂的人。
魏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的智者習慣了擡頭傾聽，發現有壹些聲音和周圍的大嗓門完全不同，確實牽連到每個人的內心生活。正是這種傾聽，才逐漸走向了和平優雅的唐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