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禮賢是壹位獨立而傑出的傳教士。從壹開始，他就以壹個正直的辦學者和友好的學者的形象出現，但他對自己的傳教工作非常冷漠。後來他回憶這段經歷時說，作為壹個傳教士，他沒有給任何中國人洗禮，卻成了壹個腳踏實地的儒家，這是他自己和教會都沒有想到的。中國著名新儒家張君勱(1987-1968)在《世界公民魏禮賢》壹文中說:“魏禮賢來中國時是神學家和傳教士，離開中國時卻成了孔子的弟子”，並寫道:“他曾對我說:令我高興的是，作為中間人
在魏禮賢的貢獻中，最重要的是儒家經典的翻譯，尤其是他在德國出版的《易經》德文版的翻譯，使他聲名鵲起。他深刻把握了《易經》的中國文化淵源和背景，使其譯本廣為流傳。至今已重印20余次，成為西方公認的權威版本。它被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荷蘭語，意大利語和其他語言，並在整個西方世界傳播。
《易經》自誕生以來，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榮格(1875-1961)曾在其英譯本的序言中高度評價魏禮賢的德譯本《易經》，說“在西方，它是無與倫比的版本”。他還說:“他盡力為理解《易經》原文的象征意義開辟道路。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從德高望重的勞乃宣那裏學到了《易經》的哲學和方法，並且多年來壹直在練習這種獨特的占蔔方法。他掌握了原《易經》的變通思想，使他的版本《易經》有了深度的見解，這是單靠中國哲學的學術知識所達不到的。”
受《易經》的啟發，榮格提出了他的重要原創思想“* * *共時性”，並將這壹“* * *共時性原則”作為其分析心理學發展的基石，因為基於* * *時性原則的思維方式在《易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對魏禮賢翻譯包括《易經》在內的中國傳統名著傾註了極大的熱情。1929，他曾在給魏禮賢的壹封信中“表示由衷的感謝”。黑塞在中國由基督教轉向佛教，又由佛教轉向道教和儒教。魏禮賢對易經和其他中國經典的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榮格還為魏禮賢另壹部關於養生的譯著《太乙金花的目的》的英譯本作序，再次贊揚了魏禮賢的成就。
德國當代漢學家赫伯特·弗蘭克(Herbert Franke)在1968年撰寫的《德國大學中的漢學》壹書中提出:“壹般來說，儒道經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國思想世界並沒有得到德國哲學界的重視，只有少數哲學家在其著作或課堂上對中國哲學略有提及。壹時間，學者們對中國思想的濃厚興趣變得濃厚起來，這首先歸功於魏禮賢。他在世紀之交作為新教傳教士去了中國。回到德國後，他覺得傳教士有利於傳播中國文化。他的無數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在德國讀者心中烙下了中國的形象。魏禮賢的譯著在整體成就上不會很快被超越，至今幾乎沒有中國古典哲學著作的更新德文版出版。
新中國成立前，魏禮賢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為了紀念他，在波恩成立了魏禮賢翻譯研究中心。然而，魏禮賢在對待中國文化的問題上，從壹開始就有壹個弱點，那就是他對中國古典文化，尤其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唯美主義和唯心主義。魏禮賢對孔子的推崇從肯定到狂熱，最後甚至發展到近乎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