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者比較了不同歷史時期於倩兒在雅姑和“我”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文章開頭寫道:“我從小就習慣吃省錢飯”，“那時候我六七歲”，“每年春天三月都不見面”，“我經常跟著比我大八九歲的阿姨”“我裝了壹大筐扛回家，壹頓飯落在後面”。“百分之九十的錢抵得上百分之十的玉米粉”，蒸熟放入碗中，“泡在來年的老腌湯裏”，吃得“爽滑”還能“哄肚子”。“吃飽了”其實並不算飽，但畢竟聊勝於無，可以暫時保命。三言兩語，指出小時候於倩兒是雅谷等勞動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沒有它，就沒有東西填飽肚子。好在“村前村後，河灘上有墳”，“老榆樹沖天”，壹串串榆樹“掛滿枝頭”，這是屬於窮人誰也帶不走的救命糧。對於窮人來說，它的作用不言而喻，它生動地揭示了舊社會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所以，小時候，姑姑和“我”對於倩兒有著特殊的感情。
十年內亂，“政策壹年比壹年‘左’，糧食壹年比壹年減產”，倉庫“餓得像老鼠”。人們只能“希望老榆樹多結點錢”。姨媽的“餐桌上有壹雙筷子，每年有錢就能吃到飯。”三言兩語，勾勒出在此期間，姨媽、女兒和“我”重新與於倩兒結緣，生活中少不了於倩兒。不多的筆觸，也生動地揭露了極左政策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第三期，1980回老家。“我不知道是想記起那段慘痛的經歷，還是想挨壹頓打膩，我就念叨著給我大媽和我二姐吃壹頓有錢的飯。”“可是我破了口，卻無法打動二姐。”1981和1982也是如此。是什麽原因因為“糧食不缺”，有的是“米粉”“魚多”。誰還對錢有敬意！在《我》裏，我也是吃魚吃膩了，要吃壹頓飯換換口味。可見，吃省錢飯的意義和以前完全不壹樣了。看來“我”要和余最後壹次告別了。“等二姐的女兒長大了，就不再像奶奶媽媽那樣了，在美好的春天裏還要花錢充饑。”
相比之下，於倩兒在三個時期的不同角色栩栩如生，從而無情鞭撻舊社會，深刻批判極左路線，熱情歌頌十壹屆三中全會後的路線和農村變化。
二是從不同時期比較了於倩兒在姨媽、“我”和二姐眼中的不同分量和地位。文章第二段說:小時候“於倩兒是窮人的生命糧食”。指出了於倩兒在舊社會窮人生存中的極重分量和重要地位；第十四段，還有壹個故事:在“左”的時代，“老榆樹又來救命了”。兩個“救命”形式相似，意義不同。舊社會是封建剝削制度造成的；十年內亂，是人為的饑荒。“妳”字落地，充分說明了“左”的危害性。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壹切都變了。1981回老家的時候，“正好是於謙成熟的時候”，正好姨媽“雙喜臨門”。她怎麽能吵著要於謙大米，還掃大家的興！1982的春天，“我看見老榆樹上蓋了很多錢”，“我”因為“燒了幾天雞鴨魚”忍不住又貪心了。但壹提起，二姐就“臉上掛霜”，生氣地說:“真的沒有我受不了的罪，但有我享受不到的福。妳生來貧窮！壹記耳光打得我目瞪口呆。”我知道，目前，每個家庭都以富有為榮。如果二姐用錢請客，被鄰居看到，會笑她小氣。“難怪二姐要看“冷”了。可見，這壹時期有錢的大米被富農視為“貧窮”和“吝嗇”的標誌。這個時候“我”想吃的是省錢飯，不是“生活”，而是“饕餮”，因為“雞鴨魚肉都在肚子裏煮”，需要換個口味。
從這些比較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不同時期雅姑、“我”和梅爾子對於茜兒的不同心態。
第三，比較小時候的姨媽和“我”，小時候的二姐和今天的小頑童對於倩兒的不同態度。小時候阿姨和“我”覺得“育才好吃”“生吃很甜，越嚼越香”；只要我看到掛在霜覆蓋的淩冰樹枝上的榆樹錢，我就會流口水。
在靠集體吃飯的那些年，“二姐成了大媽的接班人”，“提著大筐省錢”；“我”沾了她的光，“混了壹棵樹”。“混個滿樹”的言外之意，無奈。
現在的小頑童不愁吃不愁穿無憂無慮。他們只是“爬到老榆樹上挖鳥”。只是因為二姐假裝拉臉表演魔術，被罰“壹人壹兜”。
這些對比，以於倩兒為“試劑”，生動展現了三代人作為孩子的不同命運，令人嘆為觀止。
第四，以吃壹頓有錢的飯為線索，對照著寫，展開情節，突出中心。在文章的開頭，作者用“我從小到大都吃有錢人的飯，現在很少見了”做了壹個大概的比較，引出了整篇文章。壹個“難”字，凸顯有錢的飯已經成為歷史，為文章主題定調。
入文後按小時“常吃”，十年動亂期間“再吃”。與三中全會後的“難得”相比，我們展開指責過去、批判極左、謳歌今天、展望未來的情節，表明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強國富民之本。
作者在結尾用浪漫的手法，幽默的筆調，寫出了有錢的飯會成為北京大飯店的“美味”，與開頭的“常吃”相呼應，後面是“好吃”和“難得吃”，起到畫龍點睛、深化中心思想的作用。
此外，還有楊亞兒、柳葉兒、於倩兒之間的對比，人物性格前後的變化，都是獨壹無二的。
魯迅先生說過，比較的方法是認識事物的好方法。《余》壹文立足於其獨特的比較藝術，以小見大，展現深刻的思想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