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心的是“正義”還是“烏托邦”？
《理想國》整體采取對話的形式，以壹個讓讀者略感困惑的場景介紹、問候語、開場白開頭，似乎與主題關系不大，並非毫無意義。對話，尤其是日常對話，更接近智慧的本質和政治(政治哲學)所關註的政治動物——人性。我們每天生活的世界，而不是理性的人，無知的面紗或者其他智者想象出來的假設，才是我們需要關註的。
在這段對話的開頭，蘇格拉底和迪克·法洛斯從聊人生變成了討論“正義”。G . fallows和他的繼任者Polemahoz似乎與蘇家達成了壹種默契，即說真話並不是正義的本質要素(331b-332，G . fallows開始認為“正義”就是“說真話”和“償還應該償還的債務”，但他立即停止了堅持，Polemahoz自動放棄了這壹觀點)。作為鋪墊，這壹點其實在整個《理想國》中都有提及。甚至可以說，理想的城邦只有哲學家通過說謊才能建成。那麽，說謊的手段會進化成目的嗎？蘇燦自信地說，這不在“正義”的範圍之內。
G .法洛斯朦朧的正義觀似乎值得關註，因為當蘇格拉底突然發現城邦的正義在哪裏時，他所說的“做好自己的工作”與G .法洛斯的說法不謀而合，即每個人都得到他應得的，都在他該在的地方。這是否從另壹個角度說明了這種正義觀的正確性？畢竟，沒有壹個普通人的贊同是不可能提出壹個接近真理的觀點的，因為正是這樣壹個人構成了我們的世界。
說真話不是正義的基本要素，而正義是共和國的原則之壹。有必要讓那些秉持正義的人利用人們的愚昧無知，用假象引導他們走向“美好”的生活。本質上，關於這壹點的壹致是基於人類普遍認同的兩個前提和壹個至今仍有爭議的假設。前提是:1，人類大部分是無知的，比如洞穴裏的人，無法認識到真相；2.人類追求的基本價值之壹是幸福。問題是:幸福是壹種終極價值嗎？(邊沁似乎很自信地回答“是”，但這是出自他這樣的思想家的本意嗎？幸福有統壹的標準嗎？另外，最關心的壹點是:幸福是否在於壹種超常的存在(神、先知、哲學家)指引著普通人前進，而這些“超人”在途中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改造人性)，不問為什麽？《理想國》似乎表明這是不現實的。
fallows和Polemahos所主張的正義，就在於把屬於他的壹切都還給別人，給別人。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把屬於他的東西給別人是不明智的。不是每個人都善於利用自己的財產和所有物。蘇格拉底巧妙的反駁似乎暗示了正義有益的前提。的確，如果正義是有益的，我們被迫要求每個人只擁有“適度”的東西(因為這對他們是有益的)。(原332)
還在這附近的是剛才的問題:人走向“幸福”需要統治者的引導嗎？事實上，如果蘇格拉底的言外之意(正義是有益的)不成立，即正義獨立於“幸福”而存在，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得到壹定程度的解決。實際上存在著“權”與“利”之爭，古典政治思想明顯傾向於後者。
薩拉紮·馬霍斯在這個時候出現在辯論中，並帶來了壹個粗魯但極其有力的觀點:正義是統治者的利益。這樣，正義與什麽是法律，也就是現代所謂的“法律的約定主義”並無不同。正義的源泉是立法者的意誌。
蘇格拉底立刻敏銳地抓住了壹點:統治者會犯錯。既然統治者的意誌在犯了錯誤之後侵犯了他的利益，那麽正義不就是侵犯統治者利益的東西嗎？
薩拉敘馬霍斯可能忽略了蘇格拉底對“意誌”和“利益”的竊取(更有可能的是，他沒有自己解決這個問題)，而是采用了改變“統治者”定義的方法，將“統治”定義為壹種極其嚴格意義上的技術。蘇格拉底馬上反駁說，嚴格意義上的技術其實關心的是別人的利益。
實際上，蘇格拉底在《理想國》這裏已經提出了壹個重要的原則:正義來源於嚴格的技術:當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術時，最大的公共利益，也就是正義，才能得以實現。
薩拉蘇·馬霍斯也立即提出了有力的反駁:有壹種技巧，即牧羊人的技巧是不關心服務者的利益的，這很好地闡述了統治者與人民的關系。然而，薩拉紮·馬霍斯是否意識到還有另外壹個角色，那就是“羊群的主人”。把牧羊人的角色和大家的角色分開會怎麽樣？即使兩者重疊，他也必須認識到，牧羊人、統治者以及所有那些在群體中不能完全貫徹自己意誌的人，不能只實現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他們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實踐正義。(以上在351— 352C中更明顯)
格勞孔的替換似乎澄清了剛才壹個不明確的問題:正義是獨立於幸福，還是高於幸福？換句話說，我們選擇正義是因為它不是或不僅是有益的，還是因為它值得選擇？當我們像那個悲壯的正義鬥士壹樣，還會選擇正義嗎？
這種正義而有益的觀點和後來的契約正義是多麽相似啊！這裏暫時不討論這個。
阿德曼托斯更進壹步，他提出，正義的利益實際上使人們追求偽正義。
正義本身是值得選擇的，這似乎暗示著它是輕松愉快的。這可能嗎？看看蘇格拉底的口才。
這時，關於理想城邦的討論才真正引入。蘇格拉底解釋說，城邦對應的是靈魂，城邦更大，所以正義作為壹種美德更容易遵守。事實上，這是否意味著正義只能在壹個好的城邦中實現？俗話說“有道則邦智”，“無道則邦愚”，蘇格拉底可能潛意識裏想說明正義與法律只有在好的城邦中才能統壹。
然而，這個邏輯前提，即個體靈魂與城邦的關系，是否成立？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沒有解釋，這可能是《理想國》最大的問題之壹。蘇格拉底的假設其實是先驗的，也正是因為他和他的聽眾接受了這個假設，所以壹系列的結論，比如:最好的城邦應該像壹個人的城邦(也就是意見的統壹)和* * *產品主義的實行，似乎都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在格勞孔的論述中，已經指出，即使個人正義和城邦正義可以對應，幸福也不是相對的。個人選擇不公正可能會獲得幸福，但作為壹個城邦，會遭受“不幸福”。因此，應該提出必要的疑問:個體靈魂和城邦是否完全具有不同的屬性，以至於在個體中發現的正義不能被稱為城邦中的正義，反之亦然？
整個共和國都不可能註意到這個問題。
蘇格拉底簡單地將城邦分為健康的(豬的)、純潔的(戰士的)和美麗的(哲學家的)。音樂教育，即美與中庸的教育，在建設美好的城邦中尤為重要。這其實就是強盜和武士的區別——是否對美有崇敬之心。同時，這種教育本身依賴於* * *資本主義，因為* * *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消除了欲望。
然後是正義的發現。作為亮點，這段話有壹個非常戲劇性的效果——特別是對於智慧沒有那麽高深的讀者。什麽是正義？這壹直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正是這種美德使勇氣、智慧和節制各得其所。沒有壹個是正義，只有三者都有，才有正義。
這實際上意味著在城邦中不存在“正義”的可能性，哲學家除外，無論是戰士、商人還是政治家，因為他們最多只有三種美德中的壹種，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有擴大自身美德的趨勢——比如戰士往往更勇敢、更有激情，商人往往計算更準確(中庸)，政治家往往更熟練地掌握政治。所以，這些人骨子裏渴望的(甚至不是自願的)是暴政的不公
聯系到韋伯的“鐵籠”概念，這種對非正義的解讀確實發人深省誠然，專業化(在這裏可以看作是某種美德的不斷發展)前所未有地提高了人類的物質能力，但與此相對應的是，正義等價值是否更加難以實現，是否逐漸被極端的工具理性和暴政非正義所取代？(與法西斯大屠殺和蘇聯高壓控制相關聯)自由主義興起的深層次原因是否應該追溯到這個方向？
讓我們回到問題上來。為了克服這種不公正，要求每個人都在自己應有的位置上，統治者要做的事情包括:在上層階級實現* * *產品主義(克服欲望，不傷害羊)，保證城邦不要太大(足夠大，統壹)，使金歸金，銀歸銀，銅歸銅，黑鐵歸黑鐵。
接下來是對性別平等和* * *產品主義的描述。由於平等的概念並不明確，蘇格拉底只給出了“應然”的解釋，而這種解釋也是建立在“壹個好的城邦應該順應自然”的前提下的。我們只需要註意這壹點，實際上呼應了上面所說的“最好的城邦就像壹個人的城邦”。
然後是民族主義的描寫。希臘人和非希臘人的嚴格區分，其實隱含了柏拉圖自己的民族主義論題，看似不明確。根據霍布斯對自然狀態和人與人之間戰爭的悲慘狀態的描述，作為個體的城邦統壹的關鍵在於對他們進行民族主義的危機教育，使他們深刻感受到外敵入侵的危險，需要團結壹致，越是要求高度統壹，越是應該這樣做！！！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蘇格拉底後來賦予正義崇高而獨立的“理念”地位，或許是因為他發現有必要表明正義本身是值得選擇的，而不僅僅是有益的。這是奧克肖特“理性主義”的表現嗎？有可能。
下壹段很重要:把壹個真正的城邦改造成壹個好的城邦的方法是政治力量和哲學的統壹，但是大家很快就註意到這是不現實的。蘇格拉底實際上給出了壹個好的城邦的兩個自然悖論:
1，好的城邦在蠻族中是實現不了的，但是文明人對哲學家是敵視的，因為他們習慣了壞的城邦的統治。
2.哲學家與城邦的本質相反。即使可以說服公眾接受哲學家的統治，也無法說服哲學家來統治城邦。那麽，誰來強迫哲學家統治城邦呢？
答案是蘇格拉底的邏輯前提假設！！！如果說個體靈魂對應的是城邦，那麽個體正義顯然有賴於城邦正義的實現。因此，為了成為哲學家(即實現正義)，哲學家必須肩負起統治城邦的責任。柏拉圖對哲學之王的論述的精心設計實際上達到了頂峰。
至此，《理想國》中值得分析的重要部分可以說暫時告壹段落。它所代表的是古典政治的巔峰，就像壹座歷經歲月流逝而被大部分海洋淹沒的大山。雖然我們依然贊嘆雄偉的殘垣斷壁，但對於目前的我們來說，它可能只是壹座孤島。在此，我們以《理想國》結尾的壹段話作為結束語，向這位已經逝去的偉大古典政治哲學致以最高的敬意。
格勞孔，這個故事就這樣保存下來了，沒有死亡。如果我們相信它，它可以幫助我們，我們可以安全地越過較小的河流，而不會汙染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靈魂。不管怎樣，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下面的忠告:靈魂是不朽的，它可以包容壹切的惡與善。
讓我們永遠堅持向上的道路，追求正義和智慧。這樣，無論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是我們死後得到獎勵的時候(就像比賽的獲勝者得到獎品壹樣)，我們都能得到自己和上帝的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順利地做每壹件事，無論是在這壹生中，還是在我們剛才描述的1000年的旅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