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送千乘、千能兩侄還鄉》這首詩：“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頗有感觸，但又覺得意猶未盡，遂在後面添上壹句，變成“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余歡。”意思是說經營家業不求富貴，讀書不是為了做官，積德行善不求回報，著書作文不是為了流傳後世，這時的曾國藩已純粹是品性恬淡，超然物外的生活處世態度了。
年輕時的曾國藩可不是這樣，那時候，他的功利之心是很盛的，在嶽麓書院讀書時，好友劉蓉就說曾國藩是“銳意功名”，讀書只為做官，做官只為求名。
曾國藩中了進士，到了北京後，學會喝酒應酬、請客吃飯那壹套，沈溺在煙、酒之中，為物欲、名利所困擾。後來曾國藩寫信給諸位弟弟說：“我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留給子孫後代享用為可羞可恨的事情，故我已私底下立誓，總不以做官發財以留給後人，神明鑒臨，我決不食言。”
道光二十壹年（1841）曾國藩三十歲，此時的他雖然立誌破除名利之心，但實際上卻沒有做到，掙紮在天理與人欲之間，經常為了博得壹個好名聲而茶飯不思，寢食難安，有時甚至為了壹點小利都會同他人爭吵。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他和陳岱雲到北京琉璃廠買紙，路過書店時看到壹樣好東西，便打算買下來，恰恰另壹位客人也看上了這樣東西，於是兩人互不相讓，大吵壹架，最後老板幹脆兩人都不賣了。
曾國藩回來後痛責自己：“爭名爭利，甘為下流！”
有壹天晚上，曾國藩居然夢見別人得到意外之財，而自己非常羨慕。
俗話說：夜有所夢是因為日有所思。曾國藩連做夢都想著名利，說明他把功名利祿看得過重，走向了極端。當然，他醒來之後難免又有壹番自責，可是自責歸自責，第二天他又動了功利之心。
曾國藩去湯鵬家飲酒，席間，大家都在談論，昨天誰收到了“別敬”，今天又有誰收到了“別敬”，然後互相比較壹下，場面好不熱鬧。
“別敬”其實就是當時賄賂的諱稱，比如地方和下級官員在夏季給六部司官的“孝敬”，叫“冰敬”；在冬季給六部司官的“孝敬”，叫“炭敬”。曾國藩聽見別人都在誇耀自己收了多少“別敬”，又為之心動。
回家之後，他又是壹番自責：“本日聽說別人收到別敬，怦然心動，真可謂下流矣！”
其實，人生在世，必有物欲，這是人之常理，但作為理性的人，要節制“物欲”，決不要做“物欲”的奴隸。可以說，曾國藩有壹段時期也非常迷茫，名利壹直是他以前奮鬥的目標，但名利、物欲又是人的私欲，私欲膨脹，就會使人喪失善心，變成惡人、小人、妄人，人就不能修養成善人、君子、聖人，這是很危險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1842）底，他說：“最近我非常郁悶，是因為我有非分的欲望纏身，造成身心俱病，可怎樣才能戒除物欲，拔除功利之心！”
曾國藩帶著這些疑問向好友倭仁請教。倭仁後來雖官至極品，但他是那個時代的非功利主義的傑出代表，為人嚴謹簡樸，淡泊名利。
據說，倭仁從來不收禮送禮，壹生根本沒有貴重物品，甚至沒有乘轎的錢。他有壹件狐裘，皮革已破損外露，無錢購置新衣，就用布在外面打上補丁。倭仁聽說曾國藩的來意後，就說：“妳必須將名利心拔除凈盡，才能光明正大地做個正人君子，甚至可以成為像堯、舜壹樣的聖賢，妳可從儉素做起。”
當時，倭仁在北京創立了吃糠會，自任會長，以提倡節儉，曾國藩欣然加入該會，決心清心寡欲從飲食做起。
後來，曾國藩給劉坤壹寫信說，“倭相服官四十余年，不名壹錢，講學持躬，不愧第壹流人物”。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壹月初八日，曾國藩收到好友黃曉潭的信，黃曉潭在信中向曾國藩請教幾個問題，曾國藩便在回信中說，我已回答了妳的問題，妳應該回報我。但後來他想想，覺得這種要求很不妥當，馬上重寫壹封。
晚上，曾國藩將這事寫在日記中，倭仁閱看後，告誡曾國藩，此名利之心切不可有，雖有之，而後能遷善改過，也是可敬的，此後斷不可有。倭仁還時不時地給曾國藩敲壹敲警鐘。
在倭仁的督促以及不斷的自省過程中，道光末年的曾國藩在戒除物欲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俗話說得好，“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快不富”。以曾國藩當時的官場位置，完全有條件向他的老前輩和珅學兩招兒，從別人物，是於大本壹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身上弄些錢花，但曾國藩卻非常清廉，他在京官時期“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亦未曾以此數贈人”。
鹹豐二年（1852），曾國藩謀得壹個差事，外放到江西擔任鄉試正考官，然而到安徽時，卻接到母親逝世的消息，於是回家奔喪。但此時他的家眷還在北京，要回湖南的路費成了問題。曾國藩不得不寫信告訴次子曾紀澤，要他在北京開吊收取賻儀，如果還不足的話，還請朋友毛鴻賓代為籌措，他還在信中特別強調：“這些費用，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可濫也；即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曾文正公留給後人最經典的壹句話是：結硬寨，打呆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