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聞炒作和新聞策劃是有明確界限的。
首先，他們在新聞題材的價值判斷上有很大不同。新聞炒作本質上是基於壹種畸形的新聞價值。在選材上傾向於社會新聞話題，瑣碎、細小、模糊，新聞價值不大。但新聞策劃壹般圍繞意義重大的主題，精心組織新聞報道活動，力求充分凸顯其新聞價值。選材的不同直接導致了兩者組織匯報的不同。無論是報道關於社會生活的“軟新聞”，還是報道具有重要主題的“硬新聞”，新聞策劃都力求客觀、準確、深刻。而新聞炒作在組織報道時往往使用“黃色新聞”的煽情手法，強調新聞的故事性、煽情性和表面性。新聞炒作往往不惜人力、物力、版面，講壹大堆雞毛蒜皮的事，渲染壹大堆無關緊要的細節。報紙上壹篇關於余杭喬司“1.25”案兇手王軍的報道，炒作成分十足。在描述王軍在法庭上的執拗時，新聞用了壹段話中的壹個短句來表達王的“冷靜”，比如消息中寫道:
——“妳為什麽選擇用槍？”
——“槍更直接。”
——“妳槍法好嗎？”
——“要驕傲。”
這種刻意渲染是新聞炒作的典型表現。
第二，他們在移動對象的選擇上有本質的區別。“新聞”壹詞在漢語語義中包含三個層次:新聞事實、新聞活動和新聞。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新聞事實本身是客觀存在的，是首要的，不能隨意策劃，否則就是“假事件”。新聞本身只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客觀世界的變化，不能搞任何策劃或創意。因此，新聞策劃活動的對象是新聞報道活動，是根據新聞價值對新聞事業進行的科學合理的組織策劃，是對新聞業務活動的創造性策劃。然而，壹些新聞炒作是對新聞活動的有意過度強化，違背了科學合理的原則。有些人把活動搞錯了，強行“策劃”屬於第壹層次的新聞事實，甚至制造“新聞”。比如有的報紙往往會提前定壹個話題，然後指使壹個部門或者壹個讀者去執行，然後報紙會長期“跟進”。這種做法明顯違背了新聞法。
第三，它們的目的和功能完全不同。成功的新聞策劃能夠將傳播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與受眾的需求有效結合，成為媒體競爭的有力武器之壹。其宗旨是“更好地配置和使用新聞資源，創造特色，取得最佳社會效益。”如人民日報組織了“迎接十五大”、“香港回歸”等壹些重大主題的報道，經濟日報策劃的“中國質量萬裏行”等連續報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和肯定。這些都是新聞策劃的例子。但新聞炒作不是。目前很多新聞炒作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人為制造“賣點”，追求短期經濟利益。雖然在競爭之初吸引了壹部分受眾，但從長遠利益來看，由於其對新聞資源的不合理配置，背離了新聞價值規律，會極大地損害媒體的長遠利益。而且由於選材過於瑣碎枯燥，形式過於奢侈，容易導致“黃新聞”泛濫，最終影響媒體聲譽，流失讀者。此外，新聞炒作追求人為的轟動效應，容易與社會風氣形成惡性互動，不利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新聞炒作是新聞策劃的壹種異化。是傳播者對新聞報道活動不恰當的策劃和設計。新聞炒作本質上背離了新聞規律。新聞炒作要麽人為誇大、誇大素材的新聞價值，要麽積極參與“制造”新聞，以獲取讀者和經濟利益。目前壹些報紙壹味追求所謂的“賣點”，把“炒作”誤認為“策劃”，這是對寶貴新聞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我們應該提倡新聞策劃，反對新聞炒作。
當然，把新聞炒作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新聞策劃的誤區是不全面的。我們認為它的出現是由新聞傳播走向市場化的激烈競爭中的經濟利益所驅動的。
從西方新聞事業的發展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聞炒作的蛛絲馬跡。19上世紀30年代以前，現代西方報紙以黨報為主。報紙主要是作為政黨鬥爭的工具，側重於政黨宣傳、爭論和批判。隨著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廉價論文——紐約的太陽出現在美國1833。在隨後的報紙商業化浪潮中，當時的報紙大多以“通俗談”的方式辦報，大量刊登和炒作社會新聞，以吸引下層讀者，碾壓對手。普利策的《世界報》、日本的《每日新聞》等壹些世界知名報紙也加入了當時的世俗化大潮。何森萬源的新聞炒作社會新聞和煽情辦報方式，對進壹步刺激近代報業發展，促進其向商業近代報業轉型起到了壹定的作用。當代中國報業的發展在某些方面符合這壹規律，所以新聞炒作的出現並不意外。
新聞炒作不是新聞策劃，它在實踐中違反了新聞規律。新聞界不能謀求所謂的“無為而治”，而應自覺運用新聞規律進行正確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