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惠州民俗，在嶺南民俗中有它自身獨有的亮點：有以廣東三大菜系之壹東江菜系為特色的東江飲食文化；有以東江麒麟、三大民歌、舞火狗、三大名拳為特色的遊藝民俗；有以蘇東坡傳說、羅浮山神仙傳說為特色的東江民間文學；有以道教俗化為特色的民間宗教信仰；有以東江涼帽等為特色的東江服飾民俗等。但是，東江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和多種文化形態的兼容和***存，使惠州民俗壹直是民俗學界、語言學界產生諸多爭議、難以定性的區域民俗。廣東民系壹般認為主要有粵、客、潮三種，其區域位置相當清晰：即以廣州為中心的粵語（又稱廣府）區域，以梅州為代表的客家區域，以潮、汕為代表的潮汕區域。以惠州為代表的東江流域屬於怎樣的壹種文化形態呢？不少人將之歸於客家區域，但很明顯，這裏的方言族群構成較復雜：有分布在東江兩岸包括惠州市中心區域、博羅羅陽古城等在內的人口眾多、區域廣泛，歷史悠久的“惠州本地”族群；也有人口相對集中，且數量很多、地域很廣的“客家族群”，他們主要分布在遠離東江的惠陽、惠東以及博羅縣的山區等地，是明清以來形成的大規模的客家族群；除此外，還有不少散居於東江、西枝江兩岸以及東部海邊的“福佬族群”。這三種族群，構成了明清以來惠州多種文化形態混雜的局面，因此，惠州民俗文化實際更是壹種“兼容”的民俗文化。
惠州歷史悠久，遠古的文明在嶺南文化中占據了重要位置；隋代設“循州總管府”，與當時的廣州總管府鼎足，各領廣東的東、西兩域。循州所管轄的範圍包括了整個廣東的東部，其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相當重要。它所顯現出來的民俗文化，獨具壹格、包容四海。《惠州民俗》壹書，就在這方面給了我們壹個很好的展示。但是，很久以來，“客家族群”和“福佬族群”的來由和歸屬問題均比較明晰，學界爭議也不大；歷史悠久的“惠州本地族群”，它們依東江兩岸居住，是東江流域壹帶最早也是分布廣闊的壹個族群；這個族群包容了來自各方的多種族群以及它們的文化，並以此開創了輝煌的東江文明，奠定了東江民俗文化的惠州地域基礎，成了惠州民俗文化壹個代表性符號……但是，它的歸屬卻壹直存在諸多爭議：有“客屬說”，有“粵屬說”，也有“獨立說”。各種爭議在民俗學界和語言學界或將繼續，但作為“惠州話本地族群”的獨特性是不能改變的：從語言上說，客家話遍及粵、贛、閩甚至海外，“福佬話”遍及東南沿海粵、閩、臺等地，唯獨惠州話為惠州獨有，這就是惠州民俗文化方言上的特色。這個特色是惠州民俗的壹個重要亮點，也是人們了解惠州民俗文化的壹個最直接的窗口。
二
對惠州文化形態的了解，從民俗的角度去探究往往能進入較為準確的境界。民俗涉及族群、語言、生活、信仰、文藝、儀禮、年節、行俗等方面，往往是壹個地域文化準確的文化符號，因此，要寫好這樣壹部民俗大典，難度是很大的：壹是要依據大量直接的、旁證的歷史文獻及其他資料如歷代筆記、論著、文藝作品等，這些資料，構成了地域民俗文化的基礎，展示了它的發展歷程。事實證明，要準確定位這壹地域的文化，這些資料尤不可或缺；二是要做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田野調查工作的意義，壹般認為，是通過田野調查工作去“找到這個潛藏於材料背後的無意識的模式，用模式幫助理解社會結構”（房學嘉、謝劍《圍不住的圍籠屋》）。因此，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壹方面是構築地方民俗文化大廈幾乎所有構件的基礎；田野調查工作越廣泛、越細致，掌握的素材越多，就越能真實反映出地方民俗文化的真正面貌；另壹方面則是作者對田野調查材料的理論性思考。只有眼光獨到的、將具有歷史深度和各種地域關聯的資料信息相比照、分析，進行理性思索，才能真正揭示出這些田野調查材料背後的深層次的社會狀貌。但是田野調查工作往往很難完滿做到這壹點，也往往局限了民俗理論工作者創造性思維的悠揚和準確性結論的建樹。可喜的是《惠州民俗》壹書，在這兩個方面都做得相當不錯，可謂難能可貴，這與作者長期親歷生活，獨立思考是分不開的。
惠州歷史上是壹個文化強勢的邦域，被譽名“粵東雄郡”、“梁化舊邦”；羅浮山更是中國道教南傳發展、奠定道教俗化的嶺南民間宗教的重要根據地；除此以外，惠州的名人文化、貶官文化、民俗信仰文化、革命歷史文化等等都是有著悠久歷史的重要文化遺產。如今，惠州市政府和惠州人民又在極力打造“文化大市”，《惠州民俗》壹書，實實在在地做了壹件很有價值的事；“聖人治天下，立化制禮，必因風俗所宜”，這就是《惠州民俗》，所具有的真正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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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社科地方文化歷史項目及惠州市社科重點課題“惠州民俗研究”的結晶，由中山大學教授暨博士生導師、中國著名民俗學家、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創辦人之壹者葉春生先生作序，惠州專家學者吳少忠先生、林慧文先生所著惠州的“民俗大典”（葉春生先生語）——《惠州民俗》壹書，已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發行。全書依次分序、九個分章、主要參考資料、後記等四個部分，並附有作者簡介，***45.7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