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壹切，說到底，都源於李安對中國倫理道德觀念的準確把握，對西方價值觀和精神內涵的理解。正如他自己總結的:“我和上海是壹路人，我和外國混在壹起。”李安的父親年輕時從江西中國大陸來到臺灣。由於他的父親被調到不同的大學擔任校長，李安從小就經歷了動蕩。23歲去了美國讀書，從此開始了自己壹個人在異鄉的生活。
李安說:“命中註定，我這輩子就是個局外人。”出生在臺灣省的他，至今仍被視為“外省人”，而遠赴大洋彼岸深造、打拼的美國壹代，則屬於“洋人”。甚至回到祖祖輩輩被深深壓榨的大陸，還被歸類為“臺灣同胞”。
李安對臺灣省的感情，對中國結的感情，對美國夢的感情，在現實中並沒有完全實現。久而久之，他覺得自己“懶在家裏”，但在電影虛構的夢境中，他找到了壹個臨時的住處。
也許，這部電影是他的最終歸宿。電影和生活，像莊周和蝴蝶，誰做夢？在電影的虛構世界裏，李安可以自由馳騁，按照自己的意願構建理想世界，得到心靈的最大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