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標壹致”並不能抹殺“路徑不同”的意義。65438年至0993年，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維舍格勒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從而形成了維舍格勒集團。這四個國家地理位置相近。“東歐”這壹地緣政治概念在二戰後斯大林體系形成之前，都屬於“中歐”國家，與東正教斯拉夫的東歐國家和文化傳統復雜的東南歐巴爾幹國家存在文化-歷史差異。現實中，這些國家是轉型國家中民主憲政最健全、經濟發展最快的，被稱為“第壹方陣”國家。因此，現在人們傾向於忽略這四個國家之間的差異，將這些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協調發展的國家歸為“維謝格拉德模式”國家。波蘭是維謝格拉德國家中最引人註目的國家。
波蘭經濟轉型的初始條件
波蘭國土面積31.27萬平方公裏，人口3864萬(1996年底)，國民生產總值941.3億美元，均居前蘇聯以外中東歐轉型國家之首，在前東歐整個“陣營”中舉足輕重。劇變前，波蘭的經濟發展在前東歐處於中上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次於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相當，但高於包括前蘇聯在內的其他“陣營”國家。
政治上，波蘭在東歐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壹方面，它是前蘇聯的西部鄰國，壹直將其視為歐洲的屏障，對蘇聯有著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另壹方面，波蘭作為中世紀的中歐大國，長期敵視俄羅斯。17世紀初，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對俄國采取攻勢，並壹度進軍莫斯科扶植傀儡政權。彼得大帝之後，俄羅斯變強，浪潮衰落，俄羅斯轉而入侵西方。在壹百多年的時間裏，波蘭連續四次與德國列強瓜分，發生了卡廷大屠殺等歷史事件，使波蘭和俄羅斯人民形成了持續數百年的民族仇恨。在整個劇變前的時代，大多數波蘭人壹直認為，前壹種制度是蘇聯人強加給他們的，甚至在波蘭左派和東正教人士中，這種觀念根深蒂固。a .蘭佩[1]，波蘭共產黨前政治局委員，戰前在波蘭舊政府被囚禁10年，後被前蘇聯收留，1943年死於前蘇聯。作為斯大林清洗政治局成員的唯壹幸存者，他應該說是親蘇聯的。但他留下了壹句著名的“蘭佩遺言”:“如果用蘇聯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事業將在波蘭延宕幾代人。”
正是由於蘇(俄)波關系的特殊敏感性，前蘇聯對波蘭有著更加寬容的壹面。比如東歐變革之風，雖然1956年始於波蘭，匈牙利人只是表示聲援波蘭人，但前蘇聯軍隊堅決鎮壓匈牙利，卻對波蘭采取妥協政策，讓1956年上臺的波蘭在壹定範圍內壹意孤行。在涉及陣營基本利益的問題上，前蘇聯對波蘭的控制非常強硬，因此不斷與波蘭人發生沖突。上世紀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政權甚至壹度考慮出兵占領波蘭。當時波蘭政府迅速主動實施戒嚴，鎮壓反對派，使得前蘇聯止步不前。因此，波蘭政府留下了老虎的罵名，成為其在“蘇東劇變”中首先倒下的原因。在劇變前的40年歷史中，波蘭形成了周期性的動蕩局面，五年變化壹點，十年變化很大，[2]並最終成為導致陣營解體的第壹張多米諾骨牌。1989的圓桌協議和隨後的“半自由”大選產生了“團結工會政府”。1990 65438+10月1，第壹屆波蘭代表團政府開始實施所謂的“Balcerowicz計劃”，在東歐率先進行系統的經濟轉軌，目標是從根本上改變體制。
作為轉型的起點，前波蘭具有以下特點:
1.雖然經濟水平中等偏上，但產業結構相對落後。雖然波蘭早已完成工業化，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有約30%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農業中有1萬頭耕畜(馬)，是壹個傳統的農業國。波蘭農業的優勢主要是“進口飼料，出口肉類”的畜牧業。在第二產業中，礦冶工業占很大比重，這是傳統重工業時代波蘭的驕傲。但在“後工業”、“信息化”、新技術革命的時代，它卻成了“夕陽產業”的代表。夕陽產業比例高是波蘭轉型中的壹大難題。著名的西裏西亞工業區是歐洲三大礦冶工業和重工業城市，與德國的魯爾和英國的英格蘭中部-南威爾士齊名。也是東歐最大的礦冶綜合型傳統重化工區。波蘭是世界第四大煤炭生產國，冶金、電力、化工、礦冶機械等煤炭相關產業地位突出。這些行業都是大型國有信托，集中度高，轉型困難。再加上市場有限，汙染嚴重，高科技含量低，屬於“夕陽產業”。因此，除了體制轉軌之外，波蘭還面臨著技術改造和產業結構調整等嚴重的結構性問題。
2.在東歐國家中，波蘭和捷克屬於前* *時代有民主傳統和左派傳統的國家。與捷克不同，中世紀的波蘭實行國王自由選擇。自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恢復國家以來，波蘭壹直實行共和制。除了19世紀亡國時期俄、德、奧三大宗主國王朝的專制統治，自由民主的歷史傳統比捷克更悠久。在文化傳統上，法國對波蘭的影響甚至大於俄羅斯、德國和奧地利。波蘭在宗教和民主思想方面與法國相似。二戰前，這裏壹直被稱為“斯拉夫法國”。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捷克民主憲政發展，而波蘭“薩納克政權”相當專制。兩國的“左派傳統”也大相徑庭:波蘭社會黨是Sanac體制的創始人，而捷克社會民主黨則壹直奉行民主憲政。然而，盡管Sanac的政治體制在有著悠久“自由”傳統的波蘭人眼中是專制的，但實際上在更大範圍內是溫和的。當時波蘭流亡者受到斯大林“大清洗”的鎮壓，前蘇聯幾乎所有政治局成員都死了，只有被囚禁在波蘭Sanac體制下的蘭普活了下來。事實上，劇變前的波蘭舊體制也比其他東歐國家溫和。斯大林去世前，波蘭黨也搞過內部清洗，但沒有像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大量殺人。斯大林死後，東歐出現了“非斯大林主義”。這壹趨勢在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東德受到抑制。只有波蘭壹哥馬爾卡成功了，開始了“波蘭特色的社會主義”。
換句話說，波蘭歷史上實行民主的時間更長，即使在非民主時期是獨裁，也是溫和的。這壹傳統使得“經濟民主”比其他轉型國家更加活躍。不僅在處理公共資產的過程中，即私有化過程中，公眾參與程度高，而且在私有化的企業中，工會、員工持股、社會保障責任等“歐式”社會民主色彩相當濃厚。這自然給過渡過程帶來了許多特點。
3.基於上述原因，前蘇聯在劇變前允許波蘭在經濟政策上有壹定的靈活性。因此，波蘭是東歐最早實行所謂“市場社會主義”的兩個國家(另壹個是南斯拉夫)之壹。波蘭經濟學家壹直是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大本營。二戰前，波蘭左翼思想界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市場社會主義”的主張。當時生活在美國的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等人都為此聲名鵲起，並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的“社會主義論戰”中大放異彩。戰後社會主義時期，蘭格等人回國，培養W？布魯斯等壹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家主張實行模擬市場、有限計劃等經濟改革政策。雖然這種“離經叛道”的理論在斯大林模式下有時會被壓制，但總體來說，它仍然是自戈穆爾卡的“波蘭特色社會主義”推出以來，東歐國家(南斯拉夫除外)對“市場社會主義”最寬容的。80年代體制內改革氣候形成後，“市場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劇變前波蘭經濟思想的主流，並對波蘭經濟產生了實際影響。
在這種條件下，波蘭在1956之後停止了集體化，再也沒有從事過公共農業，成為與南斯拉夫壹起保留“小農”(家庭農場)制度的僅有的兩個東歐國家。波蘭工業經濟長期在奧斯卡？蘭格、卡列茨基和布魯斯開創了分權和營利的實驗。波蘭經濟的外向度也相當高，特別是在70年代吉雷克統治時代，波蘭采取了大量舉債、大踏步前進、追求高速度、高積累、高福利的路線，使整個經濟體系不僅參與了“社會主義國際分工”，而且與西方經濟聯系緊密。
然而，“市場社會主義”在波蘭體制中的效果並不好。由於市場機制和計劃機制的內在沖突，這種沖突因波蘭經濟的重化結構而尤為嚴重，而且由於前蘇聯的幹預和國內政治的不穩定，波蘭體制內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那樣實現某個歷史時期出現的所謂“奇跡”。劇變前，波蘭經濟無論是市場秩序還是計劃秩序都處於松弛無序狀態。其中，計劃秩序的相對放松是後期轉型的有利條件，但體制內不成功的市場化改革為後期的市場化轉型留下了陰影。
4.雖然劇變前波蘭經濟長期低迷，但為了實現穩定，特別是在外界“強加”的制度下增加其統治的合法性，人民的社會福利水平相對較高，尤其是在農業領域。壹方面，劇變前波蘭實行的是家庭農場制，農業比其他實行集體化的東歐國家較少受到舊制度的束縛；另壹方面，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和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允許，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為農民建立了發達的社會保障。1972年全國農民實行免費醫療，1978年全國農民實行退休制度。同時建立了由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業產前產後服務體系(即所謂的“農圈”體系)。為了爭奪對農民的影響力，教會還與政府展開了壹場“支農競賽”。1983年，教會建立了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基金，為農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保障。
總的來說，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是兩種意義上的“自由化”過程，即壹方面擺脫舊制度的束縛，獲得自由，另壹方面又失去舊制度提供的保護，“遭受”自由。前者是機會，後者是代價。對於約束功能強、保護功能弱的制度來說，擺脫它的過程是壹個純收益、少付出的過程(中國農村改革就是典型)。在壹個同樣具有強大的約束功能和保護功能的體系中，擺脫約束所獲得的發展機會和失去保護所付出的成本——風險和不確定性同樣顯而易見，如大多數東歐國家的工業體制改革。在那些束縛少保護多的系統中，擺脫束縛的過程對擺脫束縛的好處少，但失去保護的代價是顯而易見的。波蘭農民就是這種狀態。在這壹點上，波蘭農民和中國農民對改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農民是推動中國改革、創造“中國奇跡”的主力軍，而波蘭農民在轉型過程中比城市居民更保守。波蘭是壹個農民力量比較強大的國家，農民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組織化程度很高。劇變中，波蘭農民黨脫離舊體制下的統壹戰線，與團結工會結盟，加速了政治劇變的進程。然而，在此後的經濟轉型中，農民黨成為最“保守”的力量。它不僅轉向與左翼結盟，而且反對聯盟政府的激進改革。在經濟問題上甚至比左派(由“前人民”組成的社會民主黨)更“守舊”，尤其傾向於經濟保護主義。
5.波蘭劇變的主要力量是獨立工會運動。以團結工會為代表的產業工人組織化程度高，作為工會運動，自然具有強烈的工會主義傾向。劇變前，工會自治是顛覆舊體制的主要力量，但在經濟轉軌時期，強大的工會力量使得轉軌中的博弈過程異常復雜。“工會嚇跑投資者”是波蘭轉型期的突出現象。波蘭很多大企業的私有化方案往往重復多次，不被工會接受，產權改革進程異常艱難。劇變後，五團政府在理論上奉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但其政治基礎依賴於工會的支持，至少是承認，因此活動能力有限。由於工會的強大力量，波蘭在企業產權改革中無法忽視企業內部員工的利益，捷克式的“國家分配”和匈牙利式的“外資大拍賣”難以實現。可以說，在“工會執政”的條件下培養“資產階級”是波蘭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突出特點，也是壹系列“轉型悖論”在波蘭尤為突出的根本原因。
Balcerowicz計劃及其影響
1990 65438+10月1，波蘭開始全面實施以財政部長巴爾塞羅維奇命名的壹攬子激進改革方案。隨後的四年裏，波蘭政局動蕩，共青團政府四易其主。但Balcerowicz在四屆政府中連任財政部長或其他經濟主管，負責這壹時期的經濟過渡。當然，波蘭此時采取的激進轉型策略並不是個人性格因素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經濟形勢和社會情緒有關。
1988-1989年期間，波蘭經濟混亂，商品極度匱乏，通貨膨脹兇猛，GDP下滑，外債高達490億美元。[4]國家幾乎喪失了支付能力。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用財政和貨幣雙重緊縮來控制通脹是穩定經濟的首要措施。就慣例而言，在通貨膨脹時實行財政緊縮，在通貨緊縮時實行財政擴張，是正常的技術反應，壹般情況下很難有其他選擇。然而，東歐轉型通貨膨脹的形成機制與常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過熱通貨膨脹有很大不同，緊縮政策的實施重點也有所不同。財政緊縮的結果是投資下降，企業資金短缺，需求萎縮，整個經濟下滑。1990-1991.6%和11.7%期間，私人消費分別下降15.3%，固定資產投資分別下降9%。
波蘭的這種“休克療法”無論是短期效果還是長期效果都是多方面的，充滿了意料之外的樂觀和意料之外的悲觀交替出現的戲劇性場面，極其有趣。
首先，出乎意料的，是在“震驚”之後很快出現的迅速而短暫的“安慰”。然而，“舒適”號很快陷入了相當長時間的“崩潰”狀態。前者是“休克”的反對者始料未及的，後者是給“休克”的支持者潑冷水的。
1990新年伊始，Balcerowicz的“穩定方案”頒布。雖然社會經歷了壹段時間的“陣痛”，但幾乎從方案實施的那壹刻起就感受到了“療效”:通貨膨脹率逐月大幅下降，從前壹年的月均167%下降到當年8月的不到2%，以至於報紙開始為通貨膨脹的魔鬼歡呼。的確，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那麽“休克療法”的頭號目標可以說已經達到了。
與此同時，經濟平衡的其他指標也迅速改善。企業產量雖然減少了，但效益增加了，財務狀況大大改善。從1989，國家財政達到了政府支出近1/5的巨額赤字，並轉為“休克”。半年後盈余達到GDP的3%左右！另壹方面，盡管經濟總量萎縮，但出口卻大幅增長。特別是可以兌換硬通貨的出口，在“休克”的第壹年突然增加到35%。在進口消費品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外貿余額意外由去年的逆差轉為創紀錄的40億美元順差。外匯儲備也從幾近枯竭變成了可觀的40億美元。與此同時，名譽掃地的茲羅提走強，成為東歐首個“100%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外匯黑市自動消失，民眾從買美元變成賣美元換茲羅提。僅前7個月，社會上就有25億美元熱錢回流國庫。商品短缺、排隊和購票的情況已經完全消失，波蘭自戰後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這些都引起了壹波又壹波的歡呼，似乎“休克”期很快就會過去。
然而，這種“安慰”突然就過去了。那年秋天，宏觀經濟又開始失衡。9月以來通脹再度擡頭，使得年平均月度通脹率再度達到兩位數；國家財政再次陷入緊急狀態。1990上半年的盈余到年底基本耗盡。1991年出現31萬億茲羅提的赤字，1992年上升到69.3萬億茲羅提。對外貿易也從1990年的40億美元順差惡化為0年的19913億美元逆差；經過壹年半的穩定後，茲羅提匯率繼續貶值；人們開始再次出售茲羅提...然而，生產的下降，失業的增加等等。這是以短暫的“舒適”為代價的，沒有顯示出逆轉的跡象。波蘭的輿論又壹次充滿了蕭條，直到1992的下半年才有所好轉。
類似情況並非波蘭獨有，在中東歐其他幾個緊縮國家也不同程度出現。俄羅斯在6月，1992+10月實施蓋達爾計劃後，出現了“壹步到位”後物價企穩的趨勢。2月份，甚至在俄羅斯1/3地區，物價“緩慢下降”，國家預算在幾個月內實現了無赤字預算，而處於大幅貶值的盧布壹度走強，甚至在2-3月份大幅升值，從230盧布兌1美元上升到70盧布兌85盧布兌1美元。壹時間，俄羅斯經濟似乎有望從“沖擊”中復蘇。然而好景不長。下半年，形勢急劇惡化，物價再次飆升，通貨膨脹率飆升。到6月1993，月率終於到了50%以上的“惡性”水平。盧布匯率也從6月底的1992再次下跌，並且呈現加速下跌趨勢。
前南斯拉夫“馬爾科維奇計劃”的命運也很典型。1990的“休克”方案，實施不久就被壹些人稱為“奇跡”:三個月內，年化四位數的惡性通貨膨脹幾乎被徹底消除。第納爾在國內曾經可以自由兌換，匯率穩定。公民和企業的外匯資金流入國庫，出口增加，國家財政和外貿收支好轉，外債也壹度下降。然而，形勢很快再次逆轉，國內政治危機終於讓該方案在實施半年後難以為繼。“馬爾科維奇計劃”失敗後，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也分崩離析。
保加利亞1991 2月進入“休克”，4-6月通脹率開始降低。1992的通貨膨脹率從上壹年的450%下降到80%。外匯儲備從5000萬美元增加到12億美元，列弗匯率也趨於穩定。但國家財政未能好轉，1992年赤字高於上年，1993年通貨膨脹再次擡頭。
“休克療法”在穩定(而不是發展或改造)經濟方面產生了幾乎立竿見影的“療效”，體現了經濟邏輯的力量。但這些“療效”的持久性表明，僅僅“休克”是不夠的。事實表明，除了消除短缺，“休克療法”的其他療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逆轉，而如果長期的基礎只是緊縮導致的需求萎縮(按東歐流行的術語叫“需求障礙”)，那麽“消除短缺”本身就會逐漸成為壹種需要治療的疾病——這就是我們深知其滋味的“虛弱”病。
為什麽？原因很簡單。如前所述，在操作意義上，“休克療法”本身並不在乎姓“子”還是姓“她”。它只是用嚴厲的緊縮來糾正經濟中的破壞性失衡，以穩定經濟。因為它針對的是之前造成失衡的邏輯原因，所以它的“療效”有邏輯保證(也就是只要實施了，就有療效。當然，如果只是想實施卻無法實施，或者遇到副作用，也不能保證療效。但同樣符合邏輯的是，“休克療法”可以創造平衡(即可以壹次性糾正失衡)，但不能維持平衡。要維持平衡，必須有壹只“手”——要麽是“看得見的手”(行政計劃機制)，要麽是“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如果沒有“手”，即使建立了平衡，也很難維持。雖然上述在俄羅斯和中東歐國家出現的療效逆轉現象——有人稱之為“第二次痛苦”，各有其具體原因(波蘭在1991的困境很大程度上與經互會解體這壹外部因素有關，而俄羅斯經濟失衡的加劇部分是由於“休克”措施執行不徹底)，但從根本上說，共同原因在於”。從這個角度來看，東歐不僅不同於80年代的拉美國家，也不同於1990左右的中國。前者有原始的市場機制，“休克”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不見的手”來維持；在前壹種計劃機制中，“休克”(中國稱之為“緊縮”)所創造的平衡可以用“看得見的手”來維持，而東歐則有點“但他在這兩個地方，都沒能找到他要找的那個”。
更何況，雖然長期來看“穩定”與“轉型”、價格自由化與私有化互為條件、互為補充，但短期來看，壹些“穩定”措施及其實施的順序對“轉型”是不利的。比如有人指出，波蘭團結工會政府壹上臺就應該收緊貨幣政策，而不應該等到幾個月後“穩定綱領”頒布後才加入價格改革。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結果，新政府上臺後，企業仍然獲得大量低息貸款，以低於市場的官方價格購買大量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導致1989(發生“休克”前壹年)國有企業生產下降2.5%，而原材料和半成品庫存猛增20.9%。“休克”開始後，這些低成本的投入在價格放開後轉化為高價產品，使國有企業處於“休克”狀態。這種虛假的“利益”讓企業感覺不到壓力，沒有利用“舒適”期快速改革。這樣壹來，轉化的成本增加，“秒痛”時間延長，強度加大。
而弱勢的“非國有”部門由於資金薄弱，無法享受官方價格，直接承受緊縮時期的高利率、高稅收和市場疲軟的壓力，處境艱難。尤其是個別農民，在“外援”糧食湧入和內需疲軟的雙重影響下叫苦不叠，以至於1991發生了呼籲外援的示威遊行。
簡而言之，理論上，宏觀緊縮對所有經濟部門都施加了同樣的壓力。但由於種種原因，實際上至少在初期，非國有經濟受到的壓力往往大於國有經濟。然後我們看到壹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波蘭“非* *政府”上臺後，國有企業“安逸”而私營企業舉步維艱！這種情況的短期影響自然是私有化受阻，中期影響則是民營經濟在壓力下增強了適應能力，而國有企業則在“安逸”中得過且過，以至於在“第二次痛苦”到來時措手不及，陷入嚴重衰退的深淵。中短期影響的綜合結果是擴大了從緊縮到私有化的時間差，使得“逆向進化”更加典型。
總之，由於種種原因，原本設想為穩定與轉型並行的東歐經濟改革，大多變成了先穩定後轉型的兩步走模式。
波蘭私有化
在貨幣和金融雙重通縮、物價全面自由化的同時，波蘭政府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計劃。但是，價格可以馬上放開，可以實行緊縮，但私有化並不意味著可以實現“現代化”。事實上，Balcerowicz計劃中的私有化計劃直到八年後，即第二屆右翼政府期間才接近實現。波蘭私有化進程緩慢有幾個原因:
首先，波蘭的劇變源於群眾運動，正是針對前體制下的腐敗和私有化。波蘭上兩屆聯合工人黨政府期間，當局為了遏制工會的權力，全面加強管理者的權力，試圖將企業推向市場。導致很多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權力中飽私囊，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出現了所謂“自發私有化”的勢頭。新政府上臺後，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凍結和檢查這種“自發的私有化”。這種清算方法自然拖延了其他私有化程序的實施。正如壹些外國學者所指出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第壹屆波蘭非* *政府期間，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沒有加快，而是放緩了。關鍵是新興的(工會)政客不能接受‘自發的’私有化和管理者有權從政治和道德上處置企業，這種現象必須停止。”[6]自發的私有化是被遏制的，而合法的私有化涉及非常復雜的利益關系調整。在民主制度下，必然要經過社會和議會的反復討價還價，才能形成立法框架。
劇變之初，波蘭政府擬定了中東歐地區最早的“大規模私有化”計劃，全民以證券平均分享部分國有資產。但這壹方案與波蘭工會運動中“工人是工廠主”的理念相違背，這壹法案從未在團結工會成員占多數的議會獲得通過。該法案在第二屆聯盟政府，即貝萊奇政府期間被議會正式否決。有趣的是，只有在團結工會政府下臺，左翼重新掌權後，在民主左翼黨政府的主持下，類似的法案才得以通過。但當時已經是劇變後的五年，私有化的大趨勢已經成為現實。捷克通過分發投資券建立“平等起點”的職能再也無法發揮作用了。
第二，即使通過了私有化的立法框架，也必須在具體實施的每壹個案例中反復征求所有利益相關者及其工會的意見。前克拉科夫地區的列寧冶金合資企業經過劇烈變動後更名為森吉米拉冶金股份公司。其第壹個私有化計劃是由原國家工業部與壹家加拿大公司談判達成的，被當時該公司的三大工會否決。後來，壹個由政府部門、三大工會代表、企業技術管理部門和外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於1994年通過了私有化計劃，並於1996年完成了其第壹階段改造程序。此時，距離波蘭劇變已經過去了7年。塞姆吉米拉案壹直被視為波蘭大型企業私有化順利進行的典型。在其他情況下，四五個連續的私有化計劃被工會拒絕並流產。最典型的就是瓦文薩曾經工作過的格但斯克造船廠，團結工會的發源地。該工廠連續五年的私有化計劃都沒有得到工會的批準。最後，由於重組的拖延，企業的財務狀況繼續惡化。團結工會下臺，左翼政府重新上臺後，最終因為資不抵債而破產清算。
全民平等分享國有資產沒有通過，在民間資本非常弱小的情況下，不可能通過購買來置換國有產權。波蘭的民族主義，尤其是波蘭企業中強大的工會力量，阻礙了外國投資。這樣，波蘭的私有化只能依靠以下形式:
1.小型私有化。拍賣小商店和小企業。由於其資本小，容易購買，這項工作在共青團政府時期得以順利完成，從而導致了波蘭私營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活躍局面。然而，這種小規模的私有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有限。
2.“靚女先嫁”私有化。在那些盈利能力良好的優質資產中，內部員工本身有強烈的私有化動機，外部買家也願意為此出力。在當時波蘭的條件下，這種私有化通常是以所謂民主內部人私有化的方式進行，即企業中的員工平等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