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77歲高齡的彭真在“文革”後復出工作，付洋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1979年3月，30歲的他被分配至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即現在的法工委)工作，從此與法律結緣。“文革”後中國法制百廢待興，付洋度過了九年的歲月，參與了40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訂。
在進入人大法工委之前，付洋沒學過壹天法律，壹切都要ABC開始學起。他邊幹邊學，先在北京市法律夜大就讀。三個月後，因工作繁忙，經常出差，缺課太多，只好放棄。之後，付洋利用業余時間自學法律，參加全國統壹自學考試。
在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第壹年，付洋並沒有直接從事與立法相關的工作。他每天所做的就是拆信、讀信，及時歸納，向上匯報。大多數民眾來信都是反映“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第二年，付洋開始接觸立法工作。那時，他被調到法工委經濟法室。
1988年，付洋離開全國人大法工委，“下海”做了律師，創辦了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當律師和任何公權力無關，我這是完全換位了，我就是個體戶”他這樣笑談當年的人生選擇。因為父親彭真在中國法律界的影響，因為之前九年的立法工作，為避嫌，付洋選擇做壹名從不出庭的律師。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拓展事務所市場業務、協調研討案件和壹些非訴訟法律事務上。
每當談及和自己壹樣出身高幹家庭、選擇從政的高幹子弟，付洋說他並不後悔自己當年的選擇。他說，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和前最高法院院長江華等人的後代，也有做律師的。“痛並快樂著。”他這樣總結自己23年的律師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