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只要了解這本古書的年代、作者、文化背景，很多問題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戰國中期，天齊之君建立稷下學宮，廣納天下英才，很快就吸引了壹大批四海飽學之士。齊國君主為他們修建了大殿，把他們當“博士”看待，讓他們在這裏“不任職而談國事”，安心講學講學，著書立說。這些措施使夏姬龔雪很快成為各國的學術文化中心和百家爭鳴的主要舞臺。這些外國學者來自四面八方，帶來了其他國家的知識和文化。他們在稷下學宮非常活躍，形成了壹股巨大的力量。他們促進了齊國與其他國家的思想文化交流，豐富和繁榮了齊國文化，同時也必然對齊國固有的思想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面對外來思想文化的泛濫，齊國本土的壹些文人不願意以主人自居。因此，如何接受外來思想文化的挑戰，發揚齊國固有的思想文化，使其始終保持齊國特色，與外來思想文化爭奪稷下學宮的主導地位和話語權，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壹項緊迫任務。在這些齊國本土學者中，除了田駢、等知名人物外，大部分都是無名之輩。他們的名氣、影響力和影響力都不如田片和殷聞。他們需要壹面精神旗幟來號召和團結那些以繼承和發揚本土思想文化為己任的齊人。於是他們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齊桓公“九合壹氣象，壹征天下”的大英雄管仲，* * *共同創作了《管子》這本書，這本書是氣學的結晶。他們不僅收集、記憶、整理了管仲的軼聞，還匯集了齊國產生、流傳、發展的特色思想文化，同時以管仲之名，結合當時的實際，闡述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他們的學術思想各有所長，形成了《管子》不同學派的特點和《管子》的復雜性。簡而言之，《管子》的主體是戰國時期壹群尊崇管仲的無名齊人的集體創造，是齊國本土思想文化的匯集和結晶。在劉翔校對書籍之前，這些收集和創作可能壹直在進行。據劉向《管子·敘錄》記載，劉向在整理此書時收集了“中外書籍564種”，其中難免夾雜戰國乃至漢代以後的作品，如《輕重》。十六篇是關於經濟理論和理財思想，被學術界公認為漢代著作。南宋學者葉適認為《管子》“非壹人所撰，亦非壹時之書”，堪稱準確。
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可以更好地梳理《管子》的內容，更好地解釋關於這本書的壹些疑問和爭議。
《管子》雖是管仲而非管仲所作，但確實保留了管仲的壹些遺風和軼事，在齊國流傳已久。經過收集整理，編成了追溯齊桓公任用管仲事跡的章節，如大匡、中匡、小匡、牧民、全休、情況等。
《管子》的內容雖然復雜，但不是雜湊，而是有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主導思想，即法治思想，以任法、法明、法法法、陳俊(上下)、、齊法、班法、重判為主體。這幾章在書中占的比重最大。戰國時期，改革強國是各國政治舞臺上的主旋律，法治思想最為流行。《管子》以法治為中心思想，反映了時代的主流思潮。此外，《管子》中強烈的法治思想也與以姜太公、管仲為代表的齊文化中重視法治的傳統有關。《韓非子五題》雲:“今中國人皆言治，藏商及管理之人家中有之。”也說明《管子》以法治為中心思想。對於《管子》的法治思想，我們要特別強調幾點。首先，《管子》的法治思想不同於以、舒、韓非子為代表的三晉法家，他們主張專職刑法，拒絕道德教育。而是禮法並舉，在堅持法治的同時吸收儒家倡導的道德教育。這大概與齊與魯關系密切，其文化長期受到源於鄒魯的儒家文化的影響有關。正因為如此，以《管子》為代表的齊國法家思想，並不像三晉法家那樣陰森、殘酷，而是比較溫和，學術界通常稱之為“齊國法家”。第二，《管子》的法治思想不像以《尚軍》為代表的早期法家那樣缺乏理論深度，它側重於對法治進行形而上的哲學論證，特別是用道家哲學論述法治的合理性、必要性、權威性和可行性，所以《管子》的法治思想顯得具有理論深度和思想高度。這顯然得益於盛行於夏姬龔雪的道家哲學的影響。正因為如此，《管子》中融合了道與法的法治思想也被學者們稱為“道”。第三，從道家理論的發展來看，道法結合、以道論法的理論模式是道家理論的重大發展，避免了道家在“壹切為了法治”的爭論中因只談抽象哲學而被邊緣化。《韓曙·文藝誌》將《管子》歸入道家範疇，著重論述了《管子》對道家理論的重大貢獻。《管子》在道法結合、以道論法的理論模式上做出了最多的探索和貢獻。這種理論模式代表了戰國中後期學術思想發展的大方向。
《管子》四篇《內功》、《白心》、《上心》、《下心》，因其鮮明的本質論，長期以來壹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郭沫若等人曾提出這四篇是宋陰派作品。後來，張岱年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四篇文章的思想與《莊子天下》等文獻記載的宋尹時期的思想不同。，殷聞的想法。現在看來，宋和殷的觀念大相徑庭，應該屬於不同的學派。Jubo？還有人認為這四篇文章是沈導的作品，張岱年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內功》等四篇的作者認為，精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流行於天地之間，是人類生命、思維、智慧的源泉。當人擺脫了私欲等不潔之物，達到壹種特定的正、定、空、靜的狀態時，就會吸引和積累精氣，最終成為智慧最高的人。《管子》以質論道，豐富和深化了道的理論，是道家思想在《齊地》中的新發展。精氣論的產生與重視行氣養生的齊文化傳統有很大關系。齊人很早就註意到“心”與“氣”的密切關系，並探討了呼吸、導氣等行氣養生的方法，通過治氣來實現健康長壽、提高智慧。戰國時期《內功》等文的作者將齊文化中固有的氣論傳統與當時流行於的老子“道”論相結合，形成了具有濃郁氣學特色的精氣論，不僅豐富了“道”的哲學，而且將中國古代的氣論發展到了壹個新的高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管子》中還有壹組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文章，即四季、幼官、五行、輕重。這四篇在古代陰陽五行思想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陰陽五行原本是兩個起源於不同地域，獨立發展的理論體系。後來他們合並了，合並的原始證據保存在《管子》裏。顯然，以四時律令為主要內容的陰陽學說是壹個偶數列，而以金木的水火土為主要內容的五行學說是壹個奇數列。為了實現這兩種理論的合流，必須解決奇數列和偶數列如何結合的問題。這個問題極難解決，而且必須解決。《少年官》《四季五行》《輕重》如實記錄了陰陽五行為解決這個問題絞盡腦汁的幾個方案。他們用五種行為框架和陰陽的動態組成了不同的宇宙圖式，把各種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和現象按照陰陽五行的分類塞進這些框架裏，用來解釋世間萬物的本質和運動，指導人類的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活動。這些宇宙圖式標誌著陰陽五行學說合流的初步實現，也標誌著陰陽家和五行家作為壹個獨立的學派正式出現。
《管子》之所以融合陰陽五行學說，也是由於夏姬龔雪帶來的歷史機遇。夏姬龔雪成立後，來自四面八方的學者聚集在這裏，帶來了不同地區的思想和文化。南方的陰陽學說和北方的五行學說也在這裏相遇。它們原本是試圖解釋世界的本質、萬物的生成和探索宇宙萬物變化發展規律的哲學理論，存在交融和融合的可能性。陰陽五行合流，是先民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世界的結果。夏姬龔雪的長期存在為這種融合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良好的條件。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在《管子》中的融合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夏姬有數百所學校，促進了齊國的繁榮。齊、秦兩個大國的君主都曾醞釀稱其為“東帝”、“西帝”，這也刺激了的學者。為了配合齊國的帝制運動，他們試圖創造壹個包羅萬象的世界，解釋壹切現象，這才能無愧於“西帝”。最熱衷於齊國帝制運動並為之制造輿論的是齊人。所以《小官》和《四季》這兩篇文章的作者，極有可能是當時活躍在稷下學宮的壹批齊國佚名學者。
推薦以下三個版本供參考閱讀:《管子·校正》，(清)戴望，中華書局《儒林外史集成》；
關焦，郭沫若，聞壹多，徐渭？科學出版社出版1956；
《管子註譯》，趙守正，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