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次於羊肉者，當然是豬肉。開封城外“民間所宰豬”，往往從南薰門入城，“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數十人驅逐”。當地“殺豬羊作坊，每人擔豬羊及車子上市，動即百數”。臨安“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懸掛成邊豬”，“各鋪日賣數十邊”。另有“修義坊，名曰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以供應飲食店和攤販。可見這兩大城市的豬肉消費量之大。
在宋代農業社會中，牛是重要的生產力。官府屢次下令，禁止宰殺耕牛。宋真宗時，西北“渭州、鎮戎軍向來收獲蕃牛，以備犒設”，皇帝特詔“自今並轉送內地，以給農耕，宴犒則用羊豕”。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為肉中之珍。如“浙民以牛肉為上味，不逞之輩競於屠殺”。“秀州青龍鎮盛肇，凡百筵會，必殺牛取肉，巧為庖饌，恣啖為樂”。
雞、鴨、鵝等家禽，還有兔肉、野味之類，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壹定比例。在當時的經濟技術條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產品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開封市場中出售盤免、野鴨肉、鶉、鳩、鴿、螃蟹、蛤蜊之類。
飲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鵪子羹、蝦蕈羹、鵝鴨簽、雞簽、炒兔、蔥潑兔、煎鵪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蝦、酒蟹等。開封的新鄭門、西水門和萬勝門，每天“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壹百文”。據說，淮南“蝦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壹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蘇軾描寫海南島的飲食詩說，“五日壹見花豬肉，十日壹遇黃雞粥”，“薦以熏鼠燒蝙蝠”。鼠和蝙蝠肉也成為當地的重要肉食。其詩又稱“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壹日三四遷，處處售魚蝦”。南方的水產無疑比北方更加豐富和便宜。《寶慶四明誌》卷4《魚類》和《淳熙三山誌》卷42《水族》分別記錄了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和福州的好幾十種魚類和水產。
地區性的肉食，如“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廣東人吃蛇肉的習俗是古已有之。宋代對肉類和水產的各種腌、臘、糟等加工也有相當發展。
梅堯臣的《糟淮》詩說：“空潭多魚，網登肥且美，糟漬奉庖廚。”臨安有不少“下飯魚肉鯗臘等鋪”，如石榴園倪家鋪。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豬頭、臘肉、鵝、玉板、黃雀、銀魚、鯗魚等。
大將張俊賦閑後，宋高宗親至張府，張俊進奉的禦筵中專有“脯臘壹行”，包括蝦臘、肉臘、奶房、酒醋肉等十壹品。
在廣南壹帶，“以魚為，有十年不壞者。其法以及鹽、面雜漬，盛之以甕。甕口周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則續，如是故不透風”。這確是壹種科學的腌漬方法。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為壹種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