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從外部遷徙到伊拉克南部幹旱少雨地區的蘇美爾人利用河水灌溉農田，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從而創造了壹批最早的城邦和燦爛的蘇美爾文明。在蘇美爾人的影響下，兩河流域說Sem語的當地阿卡德人加入了文明史的舞臺，先後建立了阿卡德人和烏爾第三王朝兩個帝國，與蘇美爾人並肩而立。隨後，雖然蘇美爾文明繼續向周邊地區傳播，並將兩河流域北部的亞述納入兩河流域文明圈，發展成為著名的巴比倫-亞述楔形文字文明(因此得名亞述學，壹門現代人文學科)，但蘇美爾的人口似乎在減少。公元前2004年，蘇美爾王室的烏爾三世王朝被伊欣和拉爾薩兩個王朝取代，這兩個王朝是由新興的說撒米安語的亞摩利人建立的。從這個時期開始，以拉哈士、馬文和舒魯帕克為代表的壹些蘇美爾城邦開始衰落。許多城市開始衰落，最後成為荒涼的廢墟。巴比倫王朝是最近遷入兩河流域的亞摩利人的壹個分支，是遊牧部落，建立於巴格達附近的巴比倫，在南方蘇美爾地區打敗了伊欣和拉爾薩王朝，從而統治了整個國家。隨著南方大量城市的逐漸廢棄，蘇美爾人在巴比倫人中徹底消失。壹千年後，雖然巴比倫人和亞述人把兩河文明推向了頂峰，但伊朗高原上新興的波斯人征服了兩河，並采用了楔形文字文化。公元前331年，代表希臘文明的征服者亞歷山大征服了整個西亞地區，新的希臘化文明開始取代西亞和北非地區舊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明。很快，就像壹千年前的許多蘇美爾城市壹樣，巴比倫和亞述的所有古城都相繼被廢棄，兩河流域的文明很快就徹底失傳了。持續三千年的兩河流域文明滅絕原因復雜。壹方面，希臘、伊斯蘭文明等外部新興文明的征服和替代是重要原因；另壹方面，農業過度發展惡化了先天不足的生態環境，這也是壹大內因。1982年，美國著名亞述科學家雅各布森在《古代鹽漬地與灌溉農業》壹書中，論述了兩河流域蘇美爾南部地區灌溉農業與土地鹽漬化的關系，指出這是蘇美爾人過早退出歷史舞臺的重要原因。
伊拉克南部(蘇美爾)的土地是肥沃的沖積粘土，適合種植谷物。但是氣候幹燥，雨水少，只能依靠人工灌溉進行農業和椰棗果園生產。然而，當地的土地和河水都含有可交換的鈉離子和鹽。通常，鈉離子和鹽被水帶入地下水層。只要地下水位與地表保持壹定的正常距離，含鈉鹽的地下水就不能危害農田。古代蘇美爾人只知道澆水，卻不知道積存在土地裏的鹽要經過過濾、疏導，用足夠的水完全排出體外。結果，隨著大量灌溉，當地地下水層的鹽分逐年增加。當過量的水滲入地下水層時，含鹽的地下水位就會上升，在土地的毛細作用下侵入表層，從而使土地鹽堿化。法國考古隊從蘇美爾城的吉爾蘇遺址中，發現了大量蘇美爾城邦霸權時期(約公元前2300年)至第三烏爾王朝末年(公元前2004年)的農業經濟泥板。這些400年前的文獻告訴我們，從壹開始，伴隨著古代灌溉農業的土地鹽堿化問題就壹直困擾著蘇美爾的農民和貴族。有可能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了巴比倫晚期(約公元前1700年)以吉爾蘇為代表的大量蘇美爾城市被永久廢棄。生態環境的惡化可能會使兩河流域文明的創造者——蘇美爾人的人口逐漸減少，壹些城市將被徹底廢棄。因此，文明的中心從南方的蘇美爾地區轉移到了北方的巴比倫地區，導致了蘇美爾種族、語言和文明的過早消亡。
蘇美爾地區農田的鹽堿化還體現在當地的農作物品種和單位面積產量上。發現裝有小麥的容器(74)與文明初期烏魯魯克文化遺址中裝有大麥的容器(43，39)相似。[8]當土地開始鹽堿化時，耐鹽小麥作物開始逐年減少。公元前2400年吉爾蘇的幾塊地，小麥占16%，其余為大麥。大約壹百年後的阿卡德王朝時期，小麥降到了種植面積的3%。根據烏爾第三王朝的壹份文件，此時吉爾蘇的壹塊土地中，小麥只占1.86%。後來，蘇美爾人幾乎不能種植耐鹽小麥。雖然大麥耐鹽，但土地鹽堿化會降低其產量。吉爾蘇出土文獻顯示，約公元前2400年，每公頃大麥產量為2537升，到公元前2100年，減少到1460升。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很有可能是吉爾蘇城的土地嚴重鹽堿化導致了此時的完全廢棄。此時，鄰市拉爾薩某地區的大麥產量僅為每公頃897升。
直到現代，伊拉克南部的農民壹直在與土地鹽堿化作鬥爭。他們的長期實踐表明，每個季節休耕種草可以減緩地下鹹水位的上升。當地下水最終到達地表，農田因多年灌溉而完全鹽堿化時，他們徹底放棄了這些劣質農田。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幹燥和蒸發，當地下水位下降到相當的深度時，後代的農民將再次回到這些經過恢復的土地上。
——來自蘇美爾文明的粘土(吳玉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