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壹方面軍（即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後，雙方就應該北上還是南下這個問題，產生了激烈的爭論，雖然最後大家基本確定了要北上，但張國燾依舊在私下裏進行壹些小動作。
在他的力主下，紅軍被分為 左、右路軍 ，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 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 ，總參謀長劉伯承），右路軍由紅軍前敵指揮部率領（ 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參謀長葉劍英 ）。
毛兒蓋會議 確立了以右路軍為打通北上通道主力，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的部署，但張國燾依舊力主南下，同時不停給前敵指揮部發電，力陳南下之利，北上之弊。
右路軍政委陳昌浩在毛兒蓋會議上也同意應該北上，但是之後他卻在張國燾壹封封電報的影響下改變了主意。
陳昌浩是鄂豫皖和川陜蘇區的“三駕馬車”之壹（張、陳、徐），在 歷史 上曾做出過重要的貢獻，但是他性格中的壹個特點或者說缺點也是非常明顯的： 遇事猶豫，畏首畏尾，缺乏主見。 這個缺點不僅是此次紅軍“分裂”的壹大原因，也是後來西路軍遭遇失敗的重要原因。
陳昌浩改變主意同意南下，總指揮徐向前由於不想看到紅軍分裂的局面出現，也跟著改變了主意。
徐帥在回憶錄中回憶說，陳昌浩改變主意後，X曾親自到自己的住處詢問意見，這實際是讓他表態，徐帥回答說： “兩軍既已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 X“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再說別的， 要我早點休息。 ”
正是這個決定讓徐帥“終身抱憾”。
由於陳昌浩和徐向前都已表態贊同南下，中央便決定單獨率領紅1、3軍團北上，他們於夜裏秘密開拔，並沒有通知陳、徐等人。第二天下面匆忙來報，說 葉劍英參謀長 不見了，中央紅軍也連夜走了。
當時整個前敵總指揮部都陷入了壹片茫然和慌亂的氛圍中，徐帥“楞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
前方此時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走了，還對他們警戒，請示要不要打，對於這個答案十分明顯的問題，陳昌浩卻再次陷入猶豫，最後他詢問徐帥的意見，徐帥道： “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無論如何不能打！”
徐帥態度堅決，陳昌浩見此便同意了徐帥的決定，由此避免了壹場悲劇的發生。
中央紅軍單獨北上，這對徐帥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因此“ 忍不住偷偷哭了壹場 ”，甚至動了要不要“ 帶上個警衛員，騎馬去追中央 ”的心思。
根據徐帥的說法，自己多年來和張、陳二人的合作也並不痛快，時有意見上的分歧和爭吵。徐帥坦言，陳昌浩在部隊裏威望很高，他如果不點頭，自己是帶不動隊伍的。況且他是看著紅四方面軍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 “分成兩半，各走壹方，無論從理智上或 情感 上說，我都難以接受。” 徐帥說： “這也許是我的弱點所在吧……”
在壹、四方面軍會師之前，徐帥就是贊同北上方針的，但是由於自身的難處和敦厚老實的性格，徐帥未能極力爭取，以至“犯了終身抱愧的錯誤”。
徐帥晚年反思此事時寫道：“ 由於我的水平不高，當時沒有從原則上、戰略上的高度去”看待問題，寄希望於中央說服張國燾，“實在不行的話，寧可等壹等，不然只好壹道南下”，“結果跌了跟頭。”
徐帥的反思是誠懇和深刻的，對此我們不應給予過分的苛責。
他留下後與朱老總、劉帥等同誌團結在壹起，對促進紅四方面軍最後北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況且，既然部隊南下已成無可挽回的既定事實，即使不同意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也應該努力為部隊尋找生機，盡量發揮自己的指揮作用， 這也是愛護紅軍的壹種表現 。
紅四方面軍和壹部分紅壹方面軍的同誌在南下之後，遭遇到了壹系列的犧牲，其中尤以百丈之戰最為慘烈，壹戰即損失近萬人。加上那年冬天天氣異常寒冷，下了壹場十幾年壹遇的大雪，部隊損失頗多，且補給日益艱難，大家由此越來越認識到了南下路線的錯誤性。
此時 張浩（林育英） 從蘇聯歸來，帶來了***產國際的指示，張國燾因此成了“孤家寡人”，最後只能被迫同意北上陜甘。
在北上的路上，張國燾曾當眾流過壹次眼淚，並說： “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獄……” 。可見張國燾當時已知自己罪責深重。
而陳昌浩也因此背上了沈重的思想包袱，也正是這個思想包袱，導致陳昌浩在指揮西路軍時更加猶豫不決，為了 “洗刷自己，從壹個極端跳到另壹個極端” ，即從支持張分裂的極端跳到了壹切唯上，壹切盲從，事事請示，縮手縮腳的極端。遇事只聽命令，而絕不臨機專斷，壹點責任也不願意承擔。
應該說，西路軍壹次次地喪失了寶貴的機會，最後幾乎全軍覆沒，陳昌浩同誌難辭其咎。
西路軍失敗後，陳昌浩和徐帥壹起返回延安，途中他遇到了自己的壹個老鄉，決定“多休息幾天再走”，徐帥便只身踏上了歸途，壹路上歷盡坎坷，備嘗艱辛，最後終於回到延安。即使路途艱難，徐帥依舊保留著組織交給他的路費（十幾個金戒指）不肯將他們隨便花掉，其堅貞的品格令人動容。
到達延安後，張聞天同誌把徐帥嚴厲地批評了壹番，徐帥沒有吭氣，他覺得既然西路軍吃了敗仗，“批評、撤職、殺頭都應該”。但X卻安慰他：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雞就有蛋。” 這讓徐帥感動不已。
另壹邊，陳昌浩在老鄉家大病了壹場，之後轉回自己湖北老家休養，壹直到抗戰爆發後壹段時間，他才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