臟腑辨證理論經歷了壹個漫長的發展過程。看來明清醫家很少提倡臟腑辨證理論，但臟腑辨證方法卻被廣泛使用。其特征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臟腑辨證與各種辨證方法的結合，成為各種辨證方法的基礎。2.對腎、命門、脾胃、肺、肝等病機的認識更加深入，病證分類更加完整。研究方法出現了從註重哲學思考到註重具體應用的轉折。這壹時期是臟腑辨證的推廣應用期。
臟腑辨證理論經歷了秦漢時期的理論奠基、晉唐時期的成長和宋元時期的成熟。在明清時期表現出了哪些發展特點？總結起來，有三個特點。
“臟腑辨證”的方法融入了辨證的方法
明清時期，除了蔣漢裕的《刷花醫鏡》(公元1834，道光十四年)簡要總結了臟腑辨證理論外，鮮有醫家獨立主張臟腑作為辨病的首要綱領。這壹時期，隨著辨證論治思想的逐步確立，各種辨證方法層出不窮，如辨八綱、衛氣養血、辨三焦、辨絡脈等。上述諸證均與臟腑相關，所謂“不離其源”，說明臟腑辨證方法已廣泛融入其他辨證方法，辨臟腑是其他證的基礎。
1.臟腑辨證與“八綱”互參
在各個歷史時期，醫家都主張以“虛實寒熱”為臟腑辨證依據。到了明清時期，仍然主張臟腑辨證的《畢華醫鏡》以“八綱”為依據:“根據病情，判斷臟腑之所以臟，是陰陽，失常是表裏虛實寒熱的道理，稱為心、脾、胃、肺、腎之病”[1]。因為陰陽之分，總離不開表裏寒熱。內為陰，表為陽，虛為陰，實為陽，寒為陰，熱為陽”[2]，所以所有的臟腑疾病都是從表裏虛、寒熱六個方面來分類的。不僅如此，姜還明確了臟腑虛證、實證與氣血瘀滯的區別。比如“心虛則血虛”、“心虛則氣滯、血痛、戒酒、痰濁”。而臟腑氣滯、血瘀、痰濁的證型，在以前的醫學源流中並沒有明確表述，只能從其治療方法中間接體現出來，如補血、益氣、通滯、祛濕等。
明清許多醫家逐漸確立了“八綱”診病的辨證論治思想。其中，明代張景嶽的“二綱六變”辨證體系是後世八綱辨證的原型，但並沒有離開臟腑，將臟腑與“八綱”統壹起來。張以“察陰陽”為辨證總綱領，即第二綱領，將“表裏寒熱虛實”辨為第二綱領，命名為“六變”[3]。在“六變”之下，壹定要分清臟腑。如“虛實辨證”包括五臟虛和五臟實的辨證；“寒熱辨證”包括五臟寒證和五臟熱證的辨證。據考證，這些臟腑辨證的內容主要來源於《中藏經》，其中僅側重於臟腑辨證。同時認為所有內證都應位於五臟:“有內證者，病在內臟。”[4]
2.齊威薛瑩和三焦辨證是以臟腑為基礎的。
明清醫家在溫病領域建立了齊威、薛瑩、三交的辨證論治體系。齊威薛瑩與三焦辨證不僅包括臟腑辨證，而且以臟腑辨證為理論基礎。首先，葉創立的衛氣營血辨證，將人體分為四個層次:衛氣營血，反映疾病部位和性質的輕重和傳變。衛代表肺和皮毛，氣代表肺、膈、脾、胃、腸、膽，營代表心和心包經，血代表肝腎。葉派傳人吳棠創立了三焦辨證論治體系，將人體軀幹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以反映疾病的重心及其傳播規律。上焦包括肺和心，中焦包括脾胃，下焦包括肝和腎。所以辨證最終還是要靠臟腑。
3.絡病辨證也考察臟腑。
清代是絡病理論發展的鼎盛時期，尤其以葉的"久病入絡"理論為代表，並在《臨證指南醫案》中加以總結，豐富了《內經》、《難經》絡病辨證的內容。絡病辨證的壹個重要內容是辨臟腑。病在某壹絡脈，就會有某壹臟病。《葉安》中有肝絡瘀血、膽絡瘀血、脾肝絡瘀血、胃絡瘀血引起的腹痛、胃脘痛，吸入溫邪引起的溫熱病，肺絡鼻塞，脾陰風濕。久病勢必影響陽明胃經。葉繼承《內經》相關理論，將調理脾胃絡脈作為治療脾胃病的重要原則。治療胃病要區分新的和長久的氣血。可歸納為八種辨證:氣滯絡脈、熱入胃經、痰阻絡脈、瘀血阻胃經、虛寒胃經、氣虛胃經、燥濕絡脈、絡血不足。總之，絡病辨證不僅明確區分臟腑，而且區分虛實寒熱風濕痰瘀等不同證型。尤其是臟腑經絡虛證的診治，是對《內經》的重要補充。
4.奇經辨證歸罪於肝腎。
葉在《奇經異義》中也起了壹定的作用。奇經引起的疾病，多與肝腎長期受損有關。他說:“醫生要把經絡分為不同的絡脈，肝腎有病，就要和奇經八脈保持聯系。如果他們不知道這個目的，他們應該是沒用的。”[5]看到有八經異常證，強調以調理肝腎為總治法，多以血肉之品補奇經。也認為八經的證治離不開肝腎，還涉及陽明脾胃。他總結說:“誰從背部向上沖氣攻痛，誰就是督脈，控制疾病，治療少陰；從腹部到頂部，治在厥陰，這是脈主病，或者說陽明的修煉。" [6]
臟腑病機新說重復。
明清醫學，其理論內容和範式是金元醫學的延續。研究臟腑的病機、診斷和治療，是這兩個時期醫學傳承的主題。河間學派以臟腑為基礎研究六氣或火熱證的病機。這個學派的影響通過“丹溪之學”壹直延續到明清，如戴思恭、呂望、王倫、魯愚、王績等。沂水學派以張為首倡者，探討臟腑之病，弟子亦步亦趨，研究臟腑之病機，對明代溫補學派醫家影響甚大。在金元醫學的影響下，明清時期人們對臟腑病機、診療的繼續討論是不同的。
1.腎臟生命的新知識
明代溫補學派的醫家深入闡述了腎命在人體生理病理中的關鍵作用，並將其應用於內傷雜病的診治。《學記》繼承了董源的健脾之長、錢乙的益腎之長，重視腎與命門，根據陰陽虛實的偏向來治療，也強調腎命對脾胃的溫補作用。在其影響下，明代以後醫家對腎命的探索逐漸深入。趙提出了新的命門學說，否定了《難經》以來左腎和右腎已註定的觀點。他認為命門五行屬火，位於兩腎中間，生命之火在腎水滋養。兩者必然是分離的，不可分割的，命門處於主導地位。命門是君主的官，五臟的元氣根植於命門之火。同時，還有主張命門的張介賓和孫詒魁，他們的認識也是相似的。只有張介賓強調了生命的水火，陰陽的互根，認識到真陰是生命的物質基礎，這明顯優於單純的生命論和生命論。繼承易水思想的李仲子，仍然兼顧脾腎，說先天之本在腎，後天之本在脾。在辨證論治過程中，他貫穿了精血之源在腎，陽氣之源在脾的學術思想，故虛損的治療也重在脾腎。
2.對肺的認識
與明代溫補學派的醫生強調脾腎的生命體征不同，明奇氏開始強調肺在虛證中的作用，在虛證中強調肺陰虛證的治療。認為陰虛勞傷的證候，如咳嗽、吐血、骨蒸、屍癰等，都集中在肺，確立了清金護肺法。以往只關註脾腎，在肺陰虛證的治療上無疑更加完整。
在秋燥學說中，俞昌結合肺的病理和證候特點，對肺燥證進行了闡述。他認為秋傷燥，燥傷肺。《蘇文至真大論》病機說“凡氣(月)郁，屬肺；各種痿、喘、吐屬上”是指郁、痿、喘、吐都是由於氣過燥，耗肺津液，清脾之序不能下。“主治甘、軟、濕之藥，並配制清燥救肺湯。其對肺燥證的治療不僅是對《內經》的新詮釋，也豐富了肺的辨證內容。
此外，張明鏡月還提到了所謂的肺陽虛證[7]和薛琴白勝論述的肺胃不和證[8]，這些都豐富了對肺的認識。醫學教育網收集整理
3.對肝臟的認識
自朱丹溪闡述郁證以來，明清醫家對郁證的重視程度有所提高。趙在《易觀》郁病論中提出，辨證論治要從肝入手，木郁解決了，其他疾病也就解決了。林認為百病多由郁而生，若氣候變化，如吉祥和諧，則生五郁之癥；心情郁悶的時候就是六郁之病。大多數疾病來自肝臟。何夢瑤在《醫療》中說:“壹切疾病都是由抑郁引起的...抑郁不放松，是肝木之病”。[9]張錫純提出，人的元氣根植於腎，生發於肝，元氣、精氣、汗液的滲出都是由於肝虛所致。很多醫生擴大了肝病的範圍。《魏續醫案》中有壹半以上的病例涉及情緒，尤其是憤怒。傅青主以肝治內、婦科疾病，治肝法貫穿其《婦科百科全書》。葉的《醫案臨證指南》從與肝相關的疾病入手，如中風、肝風、頭暈、頭風、乏力等。書中所包含的風、勞、腹脹、膈四重證，都與肝有關。在這壹時期，王對肝病的辨證最為細致。王認識到"肝病最復雜，治法最廣泛"，將其分為肝氣、肝風、肝火三類。肝氣的辨證論治可分為肝氣亢盛的氣虛、肝氣郁結的脾、肝氣郁結的胃、肝氣郁結的心、肝氣郁結的肺。肝風辨證論治可分為陽亢、血虛、中土不足不能種樹、中土不足寒引風。肝火辨證論治可分為三型:亢盛、傷陰傷金、水不含木。根據陰陽、氣血兩虛、寒熱的不同，制定了養肝、平肝、斂肝、疏肝、平肝、搜肝等30種治肝方法。
4.脾胃新論
明苗希雍對脾陰的辨證論治進行了闡述，糾正了前人偏重溫補脾陽的偏頗之壹。對於脾陰虛的診斷，苗總結了兩個要點:“脾素不足”和“內熱津液不足”；建議“甘寒潤燥”為健脾養陰之法。養陰之法是元末苦寒到苗代甘寒的重要轉折。這對葉來說尤為重要。
葉桂重視脾胃學說，創立了胃陰學說。胃屬陽土，易通，喜軟潤；脾屬陰土，宜藏，喜燥。因此，脾陽虛，胃中寒濕，宜溫燥，用東元之法；如果妳看到身體充滿陽氣，或患燥熱之癥，或病後津液傷肺胃，以致於虛滿不能進食，舌紅咽幹，口渴失眠，肌肉幹燥，高燒不退，妳就不會感到舒服。主要方法是降妳的胃，用玉竹、花粉、沙參、石斛、麥冬等味甘或涼性潤燥之品滋養妳的胃陰，使津液恢復，津液減少。他關於脾胃辨證、胃陰宜養的觀點，對後世研究有很大啟發。此後，醫家逐漸重視脾或脾胃的陰虛證。
除了以上，針對某些疾病的臟腑辨證也越來越豐富，如中風、腹瀉、血證等。如張介賓認為“五臟要察”，張士萬主張“臟腑要辨”，並總結了病機和表現。尤其是唐宗海系統闡述了臟腑對血證的病機，如“肺主運動，克制節，故五臟皆潤澤益，而氣不壯。”肺中總有津液，滋養其金，故金清正。如果津液受傷，就會引起口渴、氣喘、癰腫、咳嗽。若金非木，則肝火盛，火盛金，則蒸熱，咳嗽，吐血，疲乏。"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