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土司土地的主要內容
在雲南、貴州、廣西等西南地區為主的邊疆地區，封建王朝任命當地蠻族首領為各級地方官或酋長。有了地方官和土司的職位，官職和職位就不能隨意廢除，而可以經過批準後世襲。如果他們未能正確履行職責或相互合並，法院應解除他們的職責，降職或處罰。
在壹些地區，地方官員和酋長被免職後，法院重新分配流動官員管理他們的土地，這在歷史上被稱為“改土為流”。朝廷將土司地方官員的任用與地方統治機構相結合。在土司衙門，也有朝廷派出的同級官員，基層事務則由土司、穆圖等基層地方官員處理。
地方官員和酋長工作的組織仍具有監禁性質，但已納入國家行政系統的管理。地方官員和酋長有正式的官階，在待遇、權利和義務上壹般與內地官員壹致。
土司地方官的職責包括查戶口、收稅、指揮地方軍隊、裁判糾紛、維持治安和定期納貢。土司土司可以指揮隸屬於國軍的地方軍隊，由土司土司管轄下的蠻族組成。地方軍主要用於維護地方治安，但也受朝廷調遣，由上級地方官土司率領赴外地打仗。
土司地方官制度在西南邊疆取得成功，其關鍵在於與當地蠻族社會的特征相吻合。受地理、氣候和動植物資源復雜多樣性的影響，西南邊疆各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復雜多樣。各民族長期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積累了適應當地生活的特殊經驗，這與居住地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密切相關。
另壹方面，千百年來，外來移民不斷遷入，並逐漸與西南土著融合，使得西南邊疆文化與內地相似。雖然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但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在文化類型上接近大陸。
因此，西南邊疆各民族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長期爭奪資源占有權和世仇，因而形成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或者說西南各民族的鬥爭主要是地方性的，對內地封建王朝和西南各民族的勢力多有敬畏之心。
二、土司制度對社會的影響
土司制度在當時最大的影響主要是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
邊疆民族及其文化與中央王朝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語言、服飾、生活習俗、歷史進程與中原地區有很大不同，導致沒有矛盾沖突。不同民族建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已經成為壹種普遍的歷史現象。
然而，他們與中央政府的關系不能被切斷和拋棄。壹是歷史以來的經濟文化依賴，二代的政治軍事保護支持，三是各民族統壹天下的野心，導致各民族對中央王朝缺乏政治文化認同。
土司制度恰恰對這種身份關系的構建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影響。
土司制度，就邊疆民族與主流文化的文化認同而言，已經從幾個歷史點上升為統壹政權下中央與地方的依附關系。
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土司借助中央政府的文化促進政策，學習、借鑒和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進而發展成為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並不斷得到弘揚、輻射和延伸。
比如，人們早就認可兩廣湘黔滇的本土文化，沒有人懷疑他們的中國文化，更不用說他們的本土性和民族性。
以雲南為例，土司制度建立後，雲南的變化是劃時代的。明代以前，雲南是以彜族、白族、傣族等民族為主的邊疆地區。秦漢以來，進入雲南的漢人入鄉隨俗，被“異化”。
土司制度——廣興社建立後，各族子弟都有機會“寵愛學官，培養笛子，使其知禮儀，以美為俗。”再加上明代大量內地人遷入，雲南逐漸成為地域色彩濃厚、中國傳統文化與當地民族文化成功兼容的“雲南文化”。
同時，土司制度的政治認同價值是以往任何時代的邊疆政策都無法企及的。它與以往邊疆政策的區別在於，它是壹種政府行為的有計劃的身份建構，是壹種中央和地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模式。這個系統產生了兩者互補的結果。
土司制度賦予邊境地區各民族以國家地方行政實體的法律地位，它們成為國家行政單位的壹部分。他們有嚴格的任命、晉升、繼承和懲罰的制度程序，同時有相當的自主權，這壹點很重要。它使不同的民族權利能夠保持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良性互動，逐漸衍生出對“國家”概念的初步認識，並必須相應承擔應有的國家責任和義務。
比如明朝正統年間，雲南陸川發生叛亂，當地土司響應叛亂；嘉靖年間，廣西狼兵和湖廣土兵奉命出征東南沿海抗戰，戰功卓著。再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滇西邊陲偏馬景頗族土司左，率兵抵抗英軍入侵，壯烈犧牲，使偏馬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