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石器時代的先民用敲擊的方法制造各種石器，沒有經過任何進壹步的加工。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發現了數百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在這些遺址中發現了火的證據。比如北京猿人遺址的積灰層有6米厚。此外，舊石器時代的祖先也開始制造和使用骨器和繩索。
我們的祖先大約在100萬年前從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的區別在於，經過加工後出現了邊緣鋒利的磨光石器。因為我們可以在石器上鉆孔，所以我們創造了更好的帶柄石器(斧頭、耙子、鋤頭等)。)，還發明了制陶技術(火的另壹種應用技術，熟食和各種器皿更加多樣)。再加上弓箭的廣泛使用，出現了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釀酒甚至已經開始了。
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開始出現青銅器。商代中期以後，中國的青銅技術逐漸成熟。青銅工具的使用和大規模的奴隸勞動，進壹步實現了社會分工，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甲骨文和金文的出現和發展，使中國進入了壹個有文獻可考的歷史時代。文字的出現大大加速了文明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明史上壹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在社會快速變革的同時，社會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思想等都在飛速發展。在社會思想上，百家爭鳴，百家爭鳴。各種理論爭論的焦點是如何改變社會秩序，如何規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在百家爭鳴的思想中，儒家、道家等對後世產生長遠影響的與科技相關的內容並不多。他們的思想不太重視科學技術。相反，我們可以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鄙視甚至反對科學技術。
首先，儒家提倡的“六藝”，道家提倡的“人、地、天、天、自然”，雖然都是講“天人關系”，但大多是要求人們服從天意，很少要求人們從科學意義上研究天地自然的本質。其實也可以說，先秦諸子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和關註是比較欠缺的。雖然我們可以在《孟子》中看到壹些話，比如“若求其理，則壹千歲亦可坐而達”(《孟子·離婁下》)(晚清科學家李曾用“求其理”的思想來解釋科學的發展進步)，但孟子思想的中心並不是主張人要用“求其理”的精神去自然。孟子思想的核心是關註“性善”、“性惡”的倫理學說，以及“王道”、“霸道”、“民本”的政治思想，探討人應該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次，在百家爭鳴的顯學中，尤其是儒家和道家，不僅缺乏對自然科學技術的研究，而且相對反對。儒家視他們為“奇技淫巧”，認為周之所以失天下，是因為他“使奇技淫巧以取悅女色”，還說他“發出淫蕩的聲音，制奇服，制奇技，制奇兵器，殺之不盡”，認為“以技為物者，願，造史，射，守，治，預，盡。凡持術至事，不為事，不動官，不出士牙。”這說明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時不時還有被砍頭的危險。道家則認為:“利器多，國昏；許多人有許多技能，奇怪的事情從這開始”往往使人無知無欲”民因智而難治”，“古之善者，不智於民，而必愚也”。
再次，儒家認為“玩物喪誌”、“君子不為工具”，鼓勵君子追求“大學之道”。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等說法。道家也說:“道總是無為而無不為”，“萬物尊道重德”等等。他們所追求的“道”，大多屬於精神境界和倫理道德的範疇。
第四，在戰國以後的中國社會，儒家思想壹直是統治者。統治者心裏也清楚，治國僅僅追求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是不夠的，還需要解決國計民生的問題。這也是傳統儒家思想中的“經世”思想。“經世致用”思想的推廣，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長治久安”。這種觀念不能對科技發展形成強大的推動力。即便如此，對科技發展還是有好處的。然而，僅僅依靠“實際應用”的想法來發展科學技術可能是不夠的。
當然，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百家爭鳴，名士之辯非常發達。這種爭鳴有利於學術發展(包括科技)。在中國隨後的歷史進程中，也是如此。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相對而言，墨家更重視科學技術，同時，墨家在古代邏輯的發展上也有建樹。但墨家諸多成就的目的，並不是探索自然的奧秘，深入研究各種技術。他們服務於貫徹墨家的政治理念——五組十主張(“十事”)如“尚賢”、“和”、“儉”、“喪”、“樂”、“天命”、“兼愛”、“非攻”。而且墨家也沒有像儒家和道家那樣得到持續的發展。秦漢以後幾乎成了“絕學”，在社會上影響不大。當然，這也不排除它的壹些思想和它的壹些論證方法被儒道吸收了。
總之，戰國時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長期影響著後來的中國社會，中華文明更註重社會倫理和秩序，而不是對自然現象的理論探索。
漢代——中國古代科技體系的形成
我國對後世產生持久影響的各學科體系，大多形成於漢代，樹立了持久的典範，產生了實際上為後世樹立了典範的各種著作。吸取了秦二世之死的教訓，通過楚漢之爭而得天下的漢朝是“秦煌漢武，卻失去了文才”，但精神剛健的漢朝，不僅創造了自己四百年的家業，也創造和建構了延續兩千年左右的封建國家各方面的基本模式。
漢朝時期，從社會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以小農經濟為主)，到國有制(中央集權)再到官僚制(六部、百官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甚至其思想政策上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成為延續兩千年左右的封建帝國所遵循的模式和典範。科技領域也是如此。科技的很多門類，大多在漢代就樹立了壹個經久不衰的典範，出現了各種實際上為後世樹立了典範的著作。
漢武帝時期編撰的《太初歷》是通過西漢末年劉欣編撰的三部歷在《漢律歷誌》中流傳下來的。《漢書·律歷記》及其中記載的三種歷法，成為後世律歷記和歷代各種歷法的典範和範本。陰陽歷法的模式，包括氣、朔、閏、交、五星、漏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完整體系。這種歷法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壹直沿用至今，甚至在引入近代西歷的明清時期(大歷和時憲歷)。在數學上，有壹種以計算為主要計算工具，以解決實際應用問題為主要目的，以“九章算術”為模型的體系。在醫學上，形成了以《內經》、《傷寒論》為代表的經典醫學理論和以《神農本草經》為代表的傳統藥學體系。在地理上，形成了以《漢書·地理誌》為代表的疆域地理誌體系，成為後世正史中地理誌所遵循的模式。此外，造福全人類的地圖繪制、建築、制瓷、造紙，也在漢代形成了它們的基本格局。
對我國後世產生長期影響的各學科體系大多形成於漢代，這與漢代政治大壹統的出現並無直接關系(當然各門類的科學技術應該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但大壹統作為時代潮流，不能不對各學科的形成產生社會影響。人們開始總結先秦以來各學科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形成了多學科自我發展的體系。正如明末思想家顧所說，“自漢以來，承秦律者甚多。”
自秦漢以來，由於建立了統壹的中央集權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設置了天文、農業、醫藥、建築、水利、冶鐵和各種手工業的各級管理機構和官員。科技的發展幾乎完全被這些機構和官員控制，形成國營和國營的局面。
這些管理機構和管理官員的建立，對新技術的迅速推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以使農耕、鋼鐵、土木建築、漆器制造等技術在全國各地迅速傳播。因為財力、物力、人力“充裕”，這個時候可以設立比較大的項目和工程。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說:“就技術創造力而言，中國古代官僚社會當然不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但比歐洲封建社會或希臘奴隸社會好得多。”漢初的數學家張蒼、耿壽昌，在造紙術上有重大改進的著名科學家張衡、蔡倫，都是這樣的官員。其他的如天文儀器的制造、水利工程的修建、東西京的城市建設、宮殿和皇家住宅的修建、漢代長城的修繕、隋唐時期南北大運河的開通等，都是依靠官辦和官營的優勢。
但是官辦官營的弊端也是非常明顯的。它最明顯的缺點就是不計成本的浪費材料、資源、人力，甚至虛報產量，或者盲目追求數量而不考慮質量。另壹個官營往往是貪官的溫床。西漢中後期，在冶鐵的過程中，有很多弊端:“縣官鼓鑄鐵工具多為大工具，...非民用，民用平淡，割草不痛。”而且還會出現“鐵器苦貴，或人強買強賣”(《史記》)的情況。我看到陜西省縣文化館出土的大鐵犁，是漢代縣官鑄造的。在黃土高原上真的是“十頭牛拉不動”，真的是“非民用”的廢物。
宋元時期為什麽會形成古代科技發展的高潮？
“每當人們研究中國文學中任何壹個科技史或技術史的具體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的關鍵。無論是應用科學還是純科學都是如此。”-李約瑟
宋元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明(當然也包括科學技術)發展的高潮。正如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所說，“每當人們研究中國文學中的科學史或技術史的任何壹個具體問題時，總會發現宋代是主要的關鍵。無論是應用科學還是純科學都是如此。”
宋元時期，中國傳統數學出現了四位數學家及其著作:秦及其《九章數書》、及其《測圓海鏡》和《易古衍段》、楊輝及其《九章詳解算法》和《日用》等。、朱世傑和他的《算術啟蒙》和《玉娟四鑒》。宋元數學在高次方程與高次方程、高階等差數列求和、壹個同余式的聯立求解、“天術”、“四元術”(中國古代特有的代數)等方面取得了領先世界數百年的輝煌成就。
宋代天文觀測儀器比較完備，多次進行星體觀測(大範圍至少四次)，多次制作星圖。到了宋代，a * * *進行了18歷法改革，對各種計算方法(三次內差法等)進行了許多改進。).到了元代，出現了郭守敬、王勛編年的歷法，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歷法中的佼佼者。
在傳統醫學方面，金元時期有四大名醫:以劉為代表的“冷派”；以張從正為代表的“進攻派”；以高力為代表的“溫暖派”；以朱震亨為代表的“養陰派”。“儒學之門戶在宋，醫學之門戶在金元”，醫學門戶和學派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傳統醫學的發展。
在農學方面，宋元時期出現了四大農書:陳芳的《農書》是第壹部關於南方水稻種植的農書；《農桑集》是元政府編纂的。王鎮的《農書》，作者是王鎮，是我國南北方第壹部農業技術方面的農書，還繪有《農業儀器圖集》。陸明山的《農桑衣食概要》是壹部通俗的農業月刊，收錄了西北少數民族的壹些農業活動。
中國古代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都在宋元時期達到了廣泛使用的成熟階段。三大發明向西方的傳播，加速了西方社會各方面進步的步伐，促進了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逐步向商品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轉變，並迅速向社會現代化的方向前進。
現代著名學者嚴復曾說:“如果研究人們的思想和政治習俗的變化，趙宋史是最合適的。中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現象，是因為他善惡分明，他沒有理論，但他是宋人創造的。可以在九種情況下斷言。”國學大師王國維也說:“天水(天水為趙姓之郡——作者註)在人類智力活動和文化的許多方面，如之前的漢唐和之後的元明，始終趕不上。”歷史學家陳說:“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了幾千年，它是趙和宋的頂峰。”宋史專家鄧光明說:“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宋代所達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上是空前的。”另壹方面，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早就認為:“中國中世紀和近代的巨變，都發生在唐宋時期，應引起歷史讀者的特別註意。”“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宋朝是近代的開始”。
宋元時期科技發展的高潮及其高峰的形成，以及宋元時期科技的繁榮，都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和社會背景。
首先，太祖、太宗兩朝采取了壹系列集權措施來獨攬大權，使軍政財權集中在中央政府和皇帝手中。更高壹級的中央集權國家形態(皇帝獨裁)及其官僚結構模式也被元明清所沿用，在中國之後延續了約1000年，為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樹立了典範。
其次，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唐以來，以楊炎兩稅法的財政改革為法律標誌，均田制的國有制瓦解，布衣中的地主經濟和小自耕農經濟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土地買賣更加自由。到了宋代，土地的所有權頻繁轉移，就像詩人辛棄疾寫的“千年土地換八百主”。土地所有制改革對於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來說具有根本性的意義。而且，改革之後，新的土地占有制度模式及其影響，在接下來的千年左右的時間裏，都滲透到了中國社會。
再次，科舉制度，尤其是公舉科舉制度日趨成熟，應試人數遠高於唐朝。據統計，僅北宋就開設了69門課程，進士及各科考生人數約為61，000人。為了打破貴族家庭的世襲制度，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傳到了宋朝。
可以說起到了實際作用。體現在科技上，壹些出身卑微的人的發明創造有更多的機會出現在各種作品中。
第四，在文化思想方面，自中唐以來發生了許多變化。比如元稹、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許諸和趙匡倡導的新儒家經典運動，等等。為了復興和復興儒學，人們做了各種努力。
第五，如果不關註宗教思想的變化，那麽關於宋元社會思想背景的討論就很不完整。當時主要有佛教和道教兩種宗教思想，以佛教為主。佛教在西漢時期開始隨佛教傳入中國。中唐以後，各派逐漸衰落，而以六祖慧能為先驅的南禪卻脫穎而出，大有發展。有人說，南禪的出現，表明佛教思想中國化的最終完成，使佛教思想從出世到入世、平等的轉變，從而更接近中國的傳統思想。六祖呼籲回歸世俗:“欲修行，在家得之”，“死後求菩薩，猶如求兔角”。有人進壹步認為，禪宗思想的這種發展，實際上是中國的壹場宗教改革，其意義不亞於西方的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第六，在教育思想方面，唐代科舉以辭賦選士，崇尚性情的浮華，積重難返。北宋“三俠”之壹的胡瑗，主張“學以致用”，膾炙人口，影響深遠。尤其是“分別禁食”的教學方法，更是他教育創新思想的核心。“分齋”就是把整個學校分為“景宜齋”和“史鷙齋”，相當於現代的分科教學。特別是將“物之規律”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科目，認識到自然科學在學校教學中的地位。其實，《景宜齋》講的是中國傳統的“讀經”(當然也是壹種新的讀經方法)，“管事”提倡的是學以致用的方法，這標誌著傳統儒家的“學以致用”思想又重新擡頭，達到了壹個新的高度。
第七，北宋時期出現了壹批博聞強記的百科人物，他們無所不談，天文、地方誌、法歷、音樂、醫藥、占蔔，無所不包。沈括和他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孟茜談》受到了各方的稱贊。沈括還和蘇頌壹起編輯了《蘇神內經》的處方，這是壹部醫學著作。在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林靈素說:“(沈括)無論走到哪裏，都要鉆研它。或大夫，或小巷，或小人，使山中文人隱士之家，無不求援。”這些飽讀詩書的人物成批出現，顯然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思潮有關。
和沈括很像的人中，有歐陽修的兒子歐陽發。他“不太好學，他的老師是穩重和胡源...自書約以來，研究了君臣世系、機構文物、天文地理等。”和沈括壹樣，也曾向遼國派遣過使節的常陸，也以通曉地理和繪制地圖而聞名。據《宋史》記載:“他學識淵博，對佛學、占蔔、天文、方藥、山經、地理都很了解。”類似的人物還包括參與研制水運工具的宰相蘇頌。《宋史·蘇頌傳》說，他雖為丞相，“自書簽起，歷史上百家爭鳴，...呂呂，關興，算法，山經，本草，應有盡有”。壹代名臣司馬光也說:“事無好成，學無不成”(見《宋史傳》第九十五卷《司馬光傳》)。
在這些人物中，王安石肯定比其他人物更突出。王安石曾寫信給唐宋八大家之壹的曾鞏:
“這個世界不完整，很久了。閱讀經典不足以了解它們。所以壹部百家哲人的書，至於艱深的經典，淺顯的問題，本草，小說，什麽都讀；農民和女工什麽都問。那麽，無疑是可以通過經典來認識的。與其做聖人，不如蓋後世士與前朝君之別。”
王安石在這裏首先強調，時代變了，時代不同了(後世學者的時代與前朝不同)。在這樣壹個變化的時代，不提問就什麽都學不到(不如做聖人)。他主張親自走出書房，接觸現實社會，解決實際社會問題(農民和女工什麽都問)。要求博學多才，努力創造新的思維方式，建立新的屬於自己時代的思想體系(讀書無所不包)。應該說，這真的是宋代的新思潮，新時代精神。
在這種思潮的社會背景下，逐漸形成了影響其後千年的新儒家，後被稱為“宋明理學”。宋代，北宋邵雍、周敦頤開創了這壹制度，張載、程顥、程頤創立了這壹制度。南宋時期，朱集其大成，以陸九淵為代表，形成了朱與陸的對立，等等。這就是宋明理學的興起和確立。此外，王安石、陳亮、葉適等人反對理學，他們不斷地與理學家爭論，非常活躍。
宋代新儒學既沒有像漢代儒學那樣被尊為雕像，也沒有像元明時期使朱思想不可逾越的官方哲學那樣不可侵犯。在宋代，壹定程度上參與討論的各方都可以自由討論，各抒己見。這種學術氛圍無疑有利於科技的發展。
理學提倡“窮理”和“師事”。如果能把“窮理”和“學物”的精神瞄準自然科學的研究，其成就將是無限的。而且“理”“氣”二元論在1000多年前的當時，無論是用來開拓思路，還是闡述最終結果，都是壹個相當不錯的工具。但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壹個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的著名理學家。同時，我們也沒有發現什麽傑出的科學家，他們的成就都是基於理學的思維。在此，我只想說明，創立理學(因其時代而被清人稱為“宋學”)的正是時代精神，也正是這種時代精神構成了宋元時期科技高潮的社會和思想原因。
正是漢代的精神產生了漢代的經學，使漢代成為壹個在許多科學技術門類上中性模式和模式創造的時代。正是六朝精神產生了魏晉玄學和竹林大辯論，形成了六朝各學科創造性的科學思想。正是時代精神產生了宋元理學，促成了宋元中國傳統科技發展高峰的到來。
明清實學與西方科學技術的首次引進
在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的影響下，湧現出壹大批傑出人物，包括思想家、文學家、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醫生等人物。短短壹百多年的時間裏，湧現出這麽多傑出人物，真是壹顆璀璨的明星。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明末清初這壹段歷史雖然短暫，但卻是壹個具有鮮明特色的重要時期。這些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壹個是腐朽的明朝逐漸衰落，新興的清朝逐漸崛起。二是經濟上，是傳統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商品經濟的上升發展。第三，為了開拓海外市場和殖民地，西方國家東移，開始進入中國。與之相伴隨的是西學東漸(科學技術是主要內容之壹)及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第四，在人的思想方面，明中葉興起的王陽明心學開始分化。在人們批判王雪末流的過程中，出現了壹種實用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是實用的、務實的。
明代實行的大李彤沿用了元代的時間歷法，在明代成化已經沿用了300多年。所以“成化以後，人們經常查食不下，提出改歷的人也不少。”然而，直到明末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朝廷的日食預報才再次出錯。到了明代，王開始考慮利用當時引進的西方天文學知識來改革歷法。明朝亡後，傳教士將明末編撰的《崇禎歷書》改為《西洋歷法新著》，獻給滿清朝廷，成為編撰《大清歷書》的依據。
當中國的傳統文明還在傳統的老路上徘徊、原地踏步的時候，西方的現代文明(包括科學技術)在文藝復興之後已經大踏步前進了。
伴隨著西方早期的殖民活動，傳教士在世界各地展開了廣泛的活動，來到了遠東。利瑪竇是最早成功進入中國大陸的傳教士之壹。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利瑪竇終於找到了壹條通過科技向中國傳教的道路。然後根據利瑪竇的要求，教廷派出了壹批批熟悉科學技術的傳教士。如:湯若望、南懷仁等。清初以後，有法國皇帝路易十四派遣的傳教士。由於這些傳教士的介紹，有許多方面的科技知識傳入西方，包括天文歷法、數學、地學和制圖學、解剖學、醫學等等。這是歷史上第壹次引進西方科學知識。
西學的傳入和實學思潮的興起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如果沒有實學思潮的興起和傳教士的努力，西學的傳入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正如現代科學家丁文江所說，“學風差。朝中士大夫忠於兇迂，在野則貴於理道，空而固執，君子病！季末，物極而返，明道之人，棄末求本，棄虛務實，移風易俗，真正開啟了清初大儒之聲。”其中提到的“棄終”“棄空”是指宋明理學和王陸薛鑫的批判；“求本”、“務實”指實學思潮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