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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家鄉環境

1980年前農民的生活狀況,對於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來說應該有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們國家的工業基礎薄弱,日用工業品匱乏;農業還是靠天吃飯,糧食實行定量供應,人們的生活還處於溫飽狀況。作為壹個經歷了那段歲月的過來人,我想把那個年代我國農村人民的生活狀況作壹個回顧,讓今天的人們知道那個年代農民真實的生活情況,在這裏我想談談我的家鄉的人民當時的生活狀況。

家鄉的環境和農業生產情況。我的老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是武漢市的壹個郊縣,現在屬於武漢市遠城區,與武漢市漢陽區中心地帶約有40公裏的路程。我的老家地處湖畔,被兩個大小不壹的湖泊以呈“U”字型半包圍狀。這裏地勢西高東低,西邊是黃土岡,面積小,約占全村耕地面積的20%,以種植棉花、紅薯、瓜果等耐旱農作物為主;其他三邊是有壹定起伏的耕地,以種植水稻為主。因為靠近湖泊,水源充足,農作物基本能旱澇保收。我們村(當時稱為大隊)有6個小隊,我們家處在第6小隊,有22戶人家,130多口人,有120來畝地。當時農作物的種植是按照壹年三熟制即壹季小麥或油菜、兩季水稻來安排的。由於我的家鄉地理環境較好,土地也比較肥沃,農民的生活基本有保障。即便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全國處於大饑荒的時期,我的家鄉也同樣處於嚴重缺糧狀態,但由於湖裏有蓮藕,水裏有水草,田間地頭有野菜,鄉親們度過了艱難的冬季和春季之後,到夏季小麥成熟、秋季紅薯和水稻收獲時節,鄉親們的生活可以達到半溫飽狀況。據村裏老人回憶,當時除了年歲大的老人和小孩由於體弱多病加之營養不良沒有挺過那場饑荒外,我們家鄉還沒有真正餓死的農民。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雖然還處於“文革”年代,但是政府對農業生產還是抓的很緊,公社的幹部們被下派到生產隊“蹬點” ,與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並指導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當時農民們的生產勞動很繁重,在冬季農閑時農民們還要組織起來挖水渠、修堤壩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因為我們生產隊只有四十多個勞動力,在春耕和夏收時節村裏的初中和高中學生都要當作壯勞力來使用,特別是每年7月份的水稻收割、插秧的“雙搶”時節,基本上是全村男女老少齊上陣,男人們忙著收割、耕地、扯秧、谷物脫粒等農活;女人們的負擔很重,僅僅插秧這種農活,將近壹個月的時間每天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地插秧,腰肌勞損很嚴重,待秧苗全部栽種好,壹雙手由於長時間在水中浸泡,皮膚也快要潰爛了;老人們則除了保證壹家老小的吃喝外,每天還要燒開水幾次送到田間供家人飲用。學生們都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7歲左右的小學生幫生產隊放牛,因為需要耕種的水稻田較多,為了保證耕牛吃飽喝足,放牛娃每天早晨4點左右就要起床放牧,6點半鐘再把耕牛送到耕種的田間;10來歲的學生則幫著大人收割水稻、插秧;12歲以上的初高中生就是壯勞力了,幹的是挑稻谷、挑秧等重活。

農民們除了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外,在冬季農閑時候,有的年度公社組織農民參加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這種勞動大多數屬於生產隊的義務勞動,公社組織者不負責解決勞動報酬,參加者在生產隊記工分參與年終分配,1980年代這種勞動有壹定的現金補助。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主要是建水渠、修水庫、築大堤,公社以大隊為單位分配任務,大隊就將任務具體落實到各個生產隊身上,這時候基本是每家都要派人去參加勞動。因為是野外作業,社員們白天在工地勞動,晚上就住在工地附近的帳篷裏,勞動強度大,且遠離家鄉,生活非常難苦。但正是有農民們的辛勤勞動和默默貢獻,當時的農業生產基本上保持了壹定的穩定高產水平,直到現在這些水利生產設施在農村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當時農民的勞動采取記工分的形式進行計量,按照工分進行分配。每日工分的計算方法:農閑時節,壹個30-40歲的男勞動力記1個工分,婦女記0.8個工分,學生按照年齡大小及勞動強度分別記0.3-0.7個工分;農忙時節(4月、6月、7月), 男勞動力記1.8個工分,婦女記1.5個工分,學生記0.6-1.3個工分。全年算下來,男勞力大概可掙420個工分,婦女掙320個工分,學生掙60-120個工分。

農民的收入情況。當時農村以糧食種植業為主,生產隊基本沒有副業和加工業,因此農民的收入主要是賣糧食作物獲得的。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基本做法是:對農村的余糧戶,在留足口糧、種籽、飼料和繳納農業稅後,政府統購農村絕大部分余糧;對城鎮居民和缺糧農民實行統購統銷。國家實行統購統銷後,嚴禁私營糧商自由經營糧食,並對糧食價格實行統壹管理,由政府定價。我在網上查到了青島市當年的糧價,1978年幾種主要糧食的收購價格為:議購價每斤小麥0.27元,大米0.34元,大豆0.40元,高粱0.18元,谷子0.19元,玉米0.19元,瓜幹0.15元。其他農產品的統購價格,大豆每100斤20.00元、黑豆19.20元、茶豆18.70元、豆油90.00元;壹等棉籽每100斤8.50元,二等棉籽為8.00元,三等棉籽為6.00元;芝麻為50.00元、原棉油為60.00元、芝麻油為100.00元、衛生油為69.00元。議銷價每市斤標準粉0.35元,玉米面0.22元,玉米0.21元,大米0.35元,小米0.28元,瓜幹0.17元,大豆面0.46元,大豆0.42元,高粱米0.27元,高粱0.20元。這個價格與武漢市當年的糧食收購價和議銷價差不多。由於統購糧食價格過低,造成農村集體經濟薄弱,農民的收入水平低,分紅也很少,不少人多勞動力少的家庭入不敷出,還欠下生產隊的壹筆錢,即超支款。按照當時不同年度的農業收成情況,我的家鄉農民的壹個工分在0.3-0.5元左右,平均下來壹個工分以0.4元計算,壹個男勞動力年收入為170元,婦女為130元,學生為40元左右。

農村的生活狀況。農民們都有自己的住房,且大部分是三間的土坯平房,只有大約10%的少數人家是祖輩傳下來的青磚瓦房,面積基本在100平米以內。當時我們家鄉已通電,不過只有每年的除夕夜和春節頭三天電力有保障,平時農村白天基本沒電,壹般是每天淩晨三點左右才有電,因此農村需要用電的農機具這時候才能運轉,如打谷、碾米、抽水等,這時候有少數農民是最忙碌的了。

農民們吃的都是自己生產的農產品,主糧以大米為主,勞動力多的人家分配的糧食較多,壹年四季都是吃白米;人多勞動力少的家庭平時在大米中要摻和紅薯煮熟後壹起吃,春末夏初時候吃用小麥做的面疙瘩,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也有吃野菜團子的;由於每家都有自留地,農民們壹年四季都有新鮮的蔬菜吃,農民們都很勤快,秋末在湖裏挖的蓮藕壹般可吃到春天到來之際;此外,每家都有家畜養殖業,壹般以養雞、養鴨、養豬為主,所養的數量以家庭糧食狀況而定, 雞蛋和鴨蛋是換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油鹽醬醋錢的來源, 只有個別條件好的家庭在冬天殺壹頭豬過年,或者有子女結婚的人家養豬就是為了辦酒席所用,絕大多數人家養豬主要是賣給國家換錢,這也是家庭掙現錢的主要合法方式。食用油有菜籽油、棉籽油,必須憑油票購買,每人每月二兩油票。

農民們穿衣比較簡單,當時衣服是棉布織成的,不耐磨,後襠和胳膊等部位很容易磨破,所以穿有補丁衣服的人比比皆是,農民幹農活時壹般穿破舊的衣服。買衣服要布票,壹年的布票每人大概可以做壹套服裝。農民們的現金收入少,很少有人每年都能置新衣的,家庭條件好的人家穿戴要好壹些,條件差的穿得就破破爛爛了,特別是子女多的人家,當時有個說法,“新老大,舊老二,破破爛爛是老三”、“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就是當年人們穿衣的真實寫照。我讀高壹的那壹年,我家隔壁壹位叔叔從武漢買了壹條的確良草綠色長褲,因長褲短了壹點到我家動員我奶奶幫我買下,用了11元錢買下來,我穿在身上很有些不安,因為我們家是缺糧戶,買衣服的錢是我父親從武漢郵寄回家的,占了我家當月買糧食的壹半資金。

日用工業品因為價格昂貴且要憑票購買,農民們基本是可望而不可即。當時的日用工業品大件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稱為“三轉壹響”,許多條件好的家庭在兒子娶媳婦時傾盡多年的積蓄也難以購置齊全,條件差的根本就不用想了。我有壹位叔叔初中畢業後回到家鄉小學當民辦老師,他們家三口人,父母都是農民,父親是生產隊長,掙的工分在全隊是最高的,他們家壹年可掙1200個工分,每年可以分兩千斤以上的谷物,每年有200元左右的年終分紅,每年還養三頭肥豬,這樣的家庭在我們村算是殷實人家了,就是這樣的家庭置辦齊全“三轉壹響”也用了七、八年的時間。當年這位叔叔托我在黃石大冶鋼廠當生產車間主任的伯伯買了壹塊“上海”牌21鉆全鋼手表,花了120元人民幣,這幾乎相當於壹個普通農民全年的收入了。

再談談農村的出行情況。我們老家修建了壹條鋪設石頭的簡易鄉村公路,是村民們自己修建的,公路直通漢沙公路,也就是現在的318國道。農民們出行基本靠步行,趕集如此,到公社供銷社買化肥、交公糧都是靠人力肩挑背馱走3公裏路程,勞動強度很大。1975年每個生產隊買了壹臺手扶拖拉機,基本解決了農村日常買賣的運輸問題。漢沙公路是壹條武漢到沙市(現在的荊州)、宜昌的雙車道公路,由於年久失修,路面很多地方坑坑窪窪,當時的車輛雖然很少,但車速只能在每小時40公裏以內。1982年我參加工作,有壹次與省經委的兩名幹部出差到宜昌,我們早上8點坐長途公交汽車從武漢出發,11點半到潛江吃了中餐,前後約用了40分鐘的時間,到達宜昌的時間已經是下午5點鐘了,可見當年的出行是多麽的不容易。

農村合作醫療情況。當時大隊有壹個醫療點,醫療點有日常的醫藥品,並配有壹到兩個“赤腳”醫生,農民們壹般的小病如傷風感冒、手腳破皮出血、肚子疼痛等病癥不用出村都能醫治,但大壹些的病癥要到公社衛生院或縣醫院治療,醫藥費個人自理。我的家鄉湖泊沒有血吸蟲,但也有壹些農民在外地勞動染上了血吸蟲病,當時國家對農民的血吸蟲病很重視,派出醫療專家給予免費治療。1970年代初的壹個夏天,當農忙結束後,大隊把患有血吸蟲病的四五十個農民集中起來,利用小學教室和借了村民的幾間閑置的房屋,縣裏和公社派來了醫生,大概花了壹個月左右的時間基本治愈了農民的血吸蟲病。

精神文化生活情況。當時農村的文化生活很枯燥乏味,大隊壹年大概有三、四場露天電影,電影要麽是《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8個樣板戲,要麽就是《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等老影片。在1975年左右有《閃閃的紅星》、《海霞》、《青松嶺》等電影,給人壹種清新的感覺。當時還有壹種情況,就是大隊的高音廣播播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湖北人民廣播電臺節目,節目中有電影錄音剪集,有時也有廣播劇,就是將壹個文學作品由男女播音員對白,再配上音樂及解說,這也是農民在生產勞動時的壹種娛樂方式。

幹部的特權問題。總的來說當時的幹部很清廉,經濟案件和腐敗行為很少,現在分析起來可能有幾種原因:壹是政治高壓,當時的運動很多,到了運動的時候,如果有人揭發某人有經濟問題和腐敗行為,處罰起來是很嚴厲的,如果受到黨紀國法處理,壹個人的政治生命就基本結束了,今後很少有翻身的機會,所以幹部壹般是不敢以身試法的;二是當時的經濟活動基本是公事公辦,物價水平國家統壹規定,沒有如今拿回扣、中飽私瓤的操作空間;三是當時大家都很貧窮,也沒有行賄的本錢。幹部雖然很清廉,但特權還是有的,幹部們利用特權為自己謀點私利,除非上級有人想整治妳,壹般的睜只眼閉只眼就過去了。當時曾經有壹段時間大學招生不用考試,由地方推薦農家子女上大學,這些上大學的名額基本上由各級幹部子女獨占了。另外,當時經常有壹些下鄉知青的回城招工名額,也有壹些幹部將自己的子女頂替了招工指標。當時我們村有壹位幹部在鄰鄉當副鄉長,他的兩個女兒就是頂替別人的名額分別進入武漢和黃石當上工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