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壹起，誰是在美國總統決策中發揮實質性作用的新保守主義者？啟發他們的思想家是誰？是艾伯特·沃爾斯特特和列奧·斯特勞斯嗎？
2月26日，喬治·w·布什在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演講。他真誠地稱贊說，“妳們是這個國家最聰明的人之壹”，“太優秀了”，他接著說，“我的政府裏有20個像妳們這樣的人”。
他是在向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堡壘之壹智囊團致敬，也是在向這位總統的象征思想學派致敬。他表達了對當今占主導地位的知識趨勢的感激之情。他註意到自己被新保守派包圍的事實，並讓他們在政治決策中發揮核心作用。
60年代初，約翰。肯尼迪招募了壹些中間偏左的教授，尤其是哈佛大學的教授。用作家大衛·哈爾貝·斯坦的話說，這些人是從“最優秀、最聰明的人”中挑選出來的。喬治·w·布什選擇任命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壹直反對中間道路的人。中間路線是當時占主流的社會民主共識。
他們是誰？他們的歷史是怎樣的？他們中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是誰？布什新保守主義的知識根源在哪裏？
不要把新保守主義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混為壹談，他們也是布什的助手。新保守主義者與新教原教旨主義者毫無關系。後者來自南方聖經，是共和黨內日益壯大的力量之壹。新保守主義來自東海岸，在某種程度上也來自加州。它的煽動者通常是“知識分子”，他們住在紐約，是猶太人，他們最初往往是左傾的。他們中的壹些人仍然自稱為民主黨人。他們聚集在文學或政治出版物周圍，而不是聖經周圍。他們穿斜紋牛仔褲。大多數時候，他們在社會和道德問題上主張自由主義思想。他們既不禁止墮胎，也不要求學校祈禱。他們的野心不在這裏。
然而，皮埃爾·漢斯納解釋說，布什政府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成功地融合了這兩種趨勢。布什敦促新保守主義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達成共同目標。在布什政府中，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代表是首席檢察官約翰·阿什克·洛夫特。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是新保守派的明星。布什在競選中走中右翼路線，沒有明確的政治聯系，並調制了壹種驚人的爆炸性意識形態雞尾酒。他結合了兩個對立的世界，新保守主義者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沃爾福威茨和阿什克羅夫特。
阿什克羅夫特在南卡羅來納州的鮑勃·瓊斯大學任教。這所學校在學術上並不出名，但它是新教原教旨主義的堡壘。在那裏，反猶太主義很常見。沃爾福威茨是壹個出身學者家庭的猶太人，是東方大學的優秀學生。20世紀60年代他師從兩位最傑出的教授。壹個是阿蘭·布魯姆，德國出生的猶太思想家利奧·施特勞斯的門徒；另壹位是數學教授、軍事戰略專家阿爾伯特·瓦爾施泰特。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名字。新保守主義者將自己置於戰略家和思想家的保護傘之下。
保守的命名是不合適的。他們不是那些旨在捍衛現有秩序的人。他們只是拒絕歐洲所理解的政治保守主義的品質。以《歷史的終結》壹文聞名的弗朗西斯·福山說:“無論如何，新保守主義者沒有興趣捍衛基於等級制度、傳統和人性悲觀主義的現有秩序。”（華爾街日報，2002年，65438+2月24日）
保守派是理想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美國民主的普世價值。他們想結束現狀和軟弱的民意。他們相信政治可以改變世界。在國內方面，他們從各個方面批評福利國家，這是民主黨總統（肯尼迪、約翰遜）和共和黨總統（尼克松）試圖應對社會問題的結果。在外交事務上，他們譴責20世紀70年代的緩和戰略。根據他們的觀點，緩和戰略對蘇聯比對西方更有利。作為20世紀60年代成就的批評者和亨利·基辛格外交現實主義的反對者，保守派對現實感到不滿。歐文·克裏斯托爾和諾曼·鮑德赫裏茨是《評論》雜誌的創始人。他們來自左翼，是紐約新保守主義的教父。他們曾經起草了壹份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左派起訴書。
在《不要馬克思，不要耶穌》（1970，羅伯特·拉芬特）壹書中，讓-弗朗西斯·雷維爾描述了壹個在20世紀60年代陷入喧囂的社會革命的美國。如今，他認為新保守主義是對20世紀60年代革命趨勢的反應。這首歌最早是在國內播放的。20世紀60年代，新保守主義者追隨列奧·施特勞斯，批判道德和文化的相對主義。在他們看來，相對主義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正確”。
另壹位指導這場戰鬥的壹流知識分子是芝加哥大學的艾倫·布魯姆。他的朋友索爾·貝洛在小說《加利馬爾》（Gallimard，2002）中描述了他。在1987中，布魯姆抨擊了在美國精神消失中使壹切平等的大學環境。“壹切都成了壹種文化，”他寫道。“毒品文化、搖滾文化、街頭幫派文化等等之間沒有微妙的區別。文化的失敗已經成為壹種文化。”
布魯姆和他的導師施特勞斯壹樣，都是偉大經典的詮釋者。在他看來，20世紀60年代的部分遺產“導致了西方文明對自身的蔑視”，讓-弗朗西斯·雷維爾解釋說，“在政治正確的名義下，每種文化都與其他文化壹樣好。布魯姆對學生和老師感到驚訝。後者非常願意接受通常敵視自由同時又對西方文化無禮的非歐洲文化，拒絕承認西方文化有任何優越性。”
然而，就在“政治正確”似乎主導了這壹趨勢時，新保守主義者不斷得分。布魯姆的書大獲成功。在外交事務方面，壹個真正的新保守主義學派已經形成。網絡也已經建立。20世紀70年代，華盛頓州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死於1983）批評了這項重要的核裁軍條約。當時，他培養了年輕壹代的戰略家，包括理查德·珀爾和威廉·克裏斯托，他們都上過艾倫·布魯姆的課。
在政府內外，理查德·珀爾遇到了保羅·沃爾福威茨——因為他們都為另壹位溫和派政治評論家肯尼斯·阿德曼工作。他還會見了國務卿查爾斯·費爾班克斯。在戰略問題上，他們指望阿爾伯特·瓦爾施泰特。後者是蘭德公司的研究員，五角大樓的顧問，壹個偉大的美食家和美國核原則的創始人之壹。（瓦爾施泰特於1997年去世）
更準確地說，瓦爾施泰特是第壹個反思傳統核原則“確保相互毀滅”（MAD）的人。這壹原則是威懾戰略的基礎。根據這壹理論，兩個能夠給對方造成不可挽回損失的團體的存在，使得領導人不願發動核戰爭。在瓦爾施泰特和他的學生看來，“確保相互毀滅”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對平民造成毀滅，而且是無效的——因為它導致核武器的相互平衡。沒有壹位政治家給出理由，在任何情況下，沒有壹位美國總統會決定“與對方壹起自殺”。相反，瓦爾施泰特建議“分級威懾”。例如，接受有限戰爭可能會使用戰術核武器和“聰明的”精確制導武器，這些武器可以攻擊敵方軍事裝備。
瓦爾施泰特批評了莫斯科限制核武器的政治。在他看來，這相當於抑制了美國的科技創造力，並與蘇聯保持了壹種人為的平衡。羅納德·裏根聽從了他的建議，啟動了戰略防禦（SDI）計劃，俗稱“星球大戰計劃”。它也是瓦爾施塔特學生實施的反導彈防禦系統的前身。這些人也是單方面放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最活躍團夥。在他們看來，《反彈道導彈條約》阻礙了美國發展其防禦系統。他們還說服了喬治·w·布什。
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走了珀爾和沃爾福威茨的老路。他現在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東事務。還有道格拉斯·弗斯，助理國防部長之壹。無論耶路撒冷是哪個政府，他們都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這種對以色列的強烈支持解釋了為什麽他們毫不猶豫地承認沙龍。裏根總統的兩屆任期是這些人擔任最初政府職位的好機會。
在華盛頓，新保守主義者已經編織了他們的網絡。他們有足夠的創造力。多年來，他們將知識分子排除在民主黨中間派或中左翼之外。他們在主導政治局勢的意識形態能夠形成的領域中取得了主導地位。這是評論刊物，如《國家評論》、《評論》和《新共和》（曾由年輕的“施特勞斯”安德魯·蘇利文編輯）；默多克集團旗下的《每周標準報》（Weekly Standard）及其福克斯電視網確保了新保守主義思想在大眾媒體中的傳播。此外，還有報紙社論，如《華爾街日報》，由羅伯特·巴特利指導，厚顏無恥地灌輸好戰思想；有研究機構，著名的“智庫”，如哈德遜學院、傳統基金會和美國企業研究所；也有家庭:歐文·克裏斯托爾的兒子是《標準周刊》主編、性格溫和的威廉·克裏斯托；諾曼·鮑德瑞茨的壹個兒子曾在裏根政府工作；理查德·派普斯是壹名流亡的波蘭猶太人，於1939年移民美國，並成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他曾經是蘇聯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批評者之壹。他的兒子丹尼爾·皮普斯譴責伊斯蘭教是對西方的新極權主義威脅。
這些人都不是孤立主義者。相反，總的來說，他們很有教養，了解其他國家，經常說壹些外語。他們絕不是帕特裏克·布坎南那樣的反動民粹主義者，他們贊成美國轉向國內問題。
新保守派是國際主義者，是美國堅定的全球行動主義的推動者。然而，他們不會以老共和黨人（尼克松、老布什）為榜樣。後者相信政治現實主義的價值，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不關心與美國結盟的政權的性質。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基辛格是壹個反面教材。但他們不是民主威爾遜傳統的國際主義者（以國聯不幸的創始人伍德羅·威爾遜命名）。這是吉米·卡特或比爾·克林頓的傳統。後者認為國際機構可以傳播民主，但最終他們會以天使或天真的形象離開工作崗位。
看看那些思想家。在新保守主義正式出現之前，阿爾伯特·瓦爾施泰特和利奧·施特勞斯（死於1973年）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系。然而，盡管他們的研究領域根本不同，但在新保守主義者的網絡中，壹些人在他們的理論之間架起了壹座橋梁。
無論是作為壹種根本原因還是壹種偶然的影響（對艾倫·布魯姆、保羅·沃爾福威茨和威廉·克裏斯托來說），施特勞斯的思想已經成為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基礎。人們讀了他的文章，認識到他對古希臘作品以及基督教、猶太教和穆斯林經文的博學。他因在演繹法方面的能力而受到尊敬。讓-克洛德·卡薩諾瓦被他的導師雷蒙德·艾倫送到美國學習，他評論說:“他成功地將經典哲學嫁接到壹個缺乏具有德國深度的偉大哲學傳統的國家。”雷蒙德·艾倫非常欽佩施特勞斯，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柏林相遇。他建議他的幾個學生，像幾年後的皮埃爾·赫斯納和皮埃爾·馬斯特，更多地關註施特勞斯的思想。（譯者註:雷蒙德·艾倫是20世紀最傑出的法國學者之壹，他在政治領域同樣舉足輕重。他曾經為包括戴高樂在內的法國政要擔任顧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利奧·施特勞斯於1899年出生於黑森州基爾希恩市，在希特勒上臺前離開了德國。在巴黎和英國短暫停留後，他來到了紐約。他先是在新社會研究所任教，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創立了社會思想委員會，成為“施特勞斯”的大熔爐。
像布什身邊的新保守主義者那樣，將施特勞斯的理論總結成幾條原則，是壹種簡化和還原。與施特勞斯學派不同，新保守主義植根於傳統。然而，對施特勞斯思想的引用形成了目前在華盛頓起作用的新保守主義的背景。它使人們意識到新保守主義在多大程度上不僅是壹些鷹派的沖動，而且取決於理論基礎。雖然這個理論基礎可能有些可疑，但畢竟不普通。新保守主義將自己置於施特勞斯兩條思想路線的交匯點。
第壹條思想路線與施特勞斯的個人經歷有關。他年輕時經歷了被* * *人和納粹打敗的魏瑪共和國的衰落。他的結論是，如果民主繼續軟弱，如果不反對專制和擴張主義，甚至不訴諸武力，就無法取得優勢。在斯賓諾莎《信仰批判》的序言中，他寫道:“魏瑪共和國是軟弱的。它只有瞬間的力量:1922年猶太外交部長沃爾什·拉什瑙遇刺後的極端反應。總的來說，它體現了沒有權力的正義，或沒有訴諸武力能力的正義。”
第二條思想路線是他閱讀經典作品的結果。對每個人來說，最基本的問題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為什麽二十世紀創造了兩種極權主義政治制度，施特勞斯更願意稱之為“專制”？這個問題困擾著許多當代知識分子。施特勞斯的回答是:因為現代性使人們抵制作為民主基礎的道德價值和美德，抵制歐洲的“理性”和“文明”價值觀。
施特勞斯認為，這種反抗的根源可以在啟蒙運動中找到。啟蒙運動幾乎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歷史相對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即它不承認在具體、直接和偶然的善中存在更高的善。施特勞斯認為，更高的善不應該被簡化為具體的善。壹個高不可攀的善，應該作為衡量真正善的標準。
用政治哲學的話說，相對論的極端結果就是美蘇的趨同論。這壹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風靡壹時。在某些情況下，它導致人們認識到美國民主和蘇聯共產主義在道德上是對等的。在利奧·施特勞斯看來，政權有好有壞。政治反思不應抑制價值判斷。壹個好的政權有能力甚至有責任反對壹個壞的政權。如果直接把這種想法變成布什所指責的“邪惡軸心”，那就太簡單了。但顯然，兩者是壹脈相承的。
施特勞斯發展了這壹核心政治概念，並將其視為政治哲學之母。他們對美國的憲法歷史感興趣。施特勞斯本人欽佩大英帝國和溫斯頓·丘吉爾這位意誌堅強的模範政治家。他認為美國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即使利益傾向於取代道德作為政治權力的基礎，我們也沒有找到比美國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來促進人類繁榮。
然而，首先，他的學生如沃爾特·伯爾尼、海維·曼斯菲爾德、哈裏·雅法等人豐富了美國憲法學派。這個學派，甚至包括像哈裏·雅法這樣的聖經教條主義者，認為這些更高的原則在美國的各種機構中比開國元勛的思想更適用。無論如何，宗教或公民的宗教必須將這些機構和社會結合在壹起。對施特勞斯來說，訴諸宗教並不陌生。然而，用喬治·勃蘭特的話說，這位猶太無神論者“喜歡隱藏自己的軌跡”。施特勞斯認為宗教對於維持公眾的幻想非常有用。沒有幻想，妳就無法維持秩序。另壹方面，他也試圖保持自己的批判性思維，用獨特的語言表達自己的原創思想，但那些有道德的知識分子仍然可以理解。
為了避免現代性的缺陷和進步的幻覺，施特勞斯主張回到古代。但他仍然是自由和民主的捍衛者。自由民主是啟蒙運動和美國民主的兒子，而美國民主是啟蒙運動的精髓。這矛盾嗎？毫無疑問是這樣。但和其他自由主義思想家（孟德斯鳩、托克維爾）壹樣，施特勞斯也願意承受這種矛盾。因為自由主義可能在相對主義中迷失，為了自由主義的生存，有必要對其進行批判。如果壹切都能表達清楚，還有必要追求真相嗎？在施特勞斯看來，關於善的相對主義會導致人們無力反抗暴政。
積極捍衛民主和自由重新出現在政治原則中，成為新保守主義者談論的話題之壹。為了維護世界和平，政治權力的性質比所有機構或國際協定都重要得多。最大的危險來自不願分享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改變這些政權並鼓勵傳播民主價值觀已成為加強安全與和平的最佳途徑。
有許多觀點是布什政府中新保守主義的標誌。比如政治權力本質的重要性，主張以武力推動民主，宣揚美國價值觀的準宗教性，堅決反對專制。它們源於施特勞斯的理論，有時會被第二代“施特勞斯”修正。但後者與他們公認的導師有壹點不同:新保守主義者試圖帶著樂觀主義給世界帶來自由（昨天是德國和日本，明天是中東），這種樂觀主義沾染了救世主即將到來的信念，似乎對政治意願的信仰可以改變人性。這也是壹種錯覺。對人民來說，這種幻想的傳播可能是好的。但是這些思想家不應該讓自己被欺騙。
這仍然是壹個謎:最初由於大師的非凡魅力而通過口頭交流創立並在壹本簡單的書中表達的“施特勞斯主義”是如何影響總統施政的？巴黎雷蒙德·艾倫研究中心主任皮埃爾·馬內特認為，美國大學環境對利奧·施特勞斯學生的排斥將他們推向了公共服務、智庫和媒體。在那裏，他們的聲音被過度放大了。
另壹種補充分析認為，冷戰結束後存在戰略思維真空。“施特勞斯學派”和追隨他們的新保守主義者似乎是填補這壹真空的最佳準備學校。柏林墻的倒塌證明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裏根對蘇聯的強硬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解體。“9.11”襲擊事件也證實了他們的觀點，即民主在不同形式的專制面前是脆弱的。從伊拉克戰爭中，他們很可能得出結論，推翻壹個“壞”政權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作為這壹趨勢的替代方案，訴諸國際法可以獲得壹些道德合法性。然而，除非得到進壹步補充和加強，否則國際法缺乏說服力和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