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際
2006年6月5438+10月65438+4月在上海圖書館演講。
陳丹青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三次談論魯迅先生了。每次都是畢恭畢敬又有點緊張。昨天，我剃了光頭，穿上了壹雙新皮鞋。我不會當場發表演講。說到魯迅的話題，我特別認真。我總是要提前寫點東西，以為自己能講清楚。我會照著稿子念，再演壹些戲。請原諒我。
(1)
我不知道70年來魯迅先生的追思會開了多少次。在中國，魯迅仍然是壹個大話題。
粗略地說，從1936到1949，魯迅的話題被糾纏在國民革命問題上；從1949到20世紀80年代初，魯迅話題成為壹種半官方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無人敢冒犯，在臺灣省被長期禁止。總之，“魯迅話題”是100%的“政治話題”。
20世紀80年代中期，魯迅話題逐漸被移出政治神壇，轉入學術領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官方開始了對魯迅話題的沈默、回避和冷漠的戲劇性過程。20多年來，再也不可能也不再打算從魯迅那裏尋找任何關於重要民族話題和官方語言的聲明。魯迅選題的巨大使用價值似乎走到了盡頭，從“在朝”到“在野”，壹場“魯迅論戰”隨即在學界和民間展開。王朔是這場爭議的始作俑者。
進入新世紀，“魯迅論戰”衍生出了“還原魯迅”的願望。據我所知，無論是魯迅的“捍衛者”還是“懷疑者”，近十年出版的魯迅專著都極大地摒棄了官方的思想尺度，試圖描述真實的魯迅。對舊史料的新解釋已經出現，壹些新史料也已披露。其中，最引人註目的聲音來自魯迅的後人:首先是2002年周海嬰的回憶錄《魯迅七十年》，然後是2006年迎海先生的長子周令飛同誌在交通大學的演講。魯迅的孫子直截了當地問:“魯迅是誰？”
這大概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最激烈、最諷刺的問題。這個問題表明我們已經知道了70年的魯迅先生已經面目全非了。
我們可能都同意，幾十年來，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的偉人都被毀容得面目全非。魯迅的《扭曲》是中國現代的壹部超級公案。畢竟，從五十年的“政治話題”到近二十年的“魯迅論戰”，中國已經進步了。今天，魯迅的讀者可能會稍微接近魯迅生活的語境。
但這並不意味著魯迅的“還原”。
魯迅先生活了五十多年，他死後五十多年被政治化了。魯迅的作品是壹種遺產，極度政治化的魯迅是另壹種遺產。魯迅的《鬼與讀者》在兩個魯迅和兩個遺產之間徘徊了70年。
這是魯迅案件的壹個側面。另壹方面，讓我們看看西方。比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亞、歌德、黑格爾、托爾斯泰、尼采、馬克思，都是龐大的歷史文化案例，背後不斷被解讀、塑造、挖掘、延伸。他們屬於不同的民族和時代，但他們不屬於政治權力；他們對文化和政治有著深遠的影響，但他們從未被現實政治吞噬；他們的思想是分階段過時的，因為後人延續了他們的脈絡；它們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它們被鑄造成了文化鏈條和歷史坐標。
魯迅背後的命運恰恰相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頭號人物，卻始終被抵押在政權手中；事實上，他對現實政治沒有影響力，但他已經成為政權的超級暴徒；他是懸浮的，但很難過時，因為他的身後既沒有壹個平等的人物，也沒有壹個平等的人物；因此，他活了很長時間，不完全是因為他的作品的影響，而是因為最高規格的隔離；他的全集壹版壹版再版，卻很難與今天的文化建立起活生生的關系——與被禁、被遺忘相比，魯迅背後的命運和處境更復雜、更可悲。
近70年來，魯迅墓前有無數革命者或權貴人士的鮮花。近20年來，無論是認真的還是發自內心的，官方和民眾都不再主動祭拜。魯迅很安靜，不再使用或供奉。這種模棱兩可的冷漠，就像前50年大熱的“魯迅政治”壹樣，是反常的、不正常的，是歷史的凝固。目前，這種冷卻的魯迅遺產仍然是官方清除後的官方遺產。
90多年前，魯迅的偉大願望是“救救孩子們！”今天，孩子們的命題可能是:“救救魯迅”！
(3)
魯迅背後的所有話題是魯迅先生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是魯迅的問題，他的遺產無處不在。如果妳想爭論，妳就會爭論。如果妳不想讀，妳就不會讀。不還原也沒關系。如果這是我們的問題，那我們為什麽要恢復魯迅？如何恢復？有可能恢復嗎？
我想了想，答案是:第壹，問題出在我們身上；第二，魯迅難以還原。第三，要還原魯迅和無數歷史人物，“我們”有必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第四，無論是良性的、惡性的還是中性的，無論是否與魯迅有關，這種變化的過程將是非常漫長的——可能還需要70年——但現在這種變化已經開始出現跡象。
所以重要的不是魯迅，不是還原，而是“我們”的變化。
先簡單說說魯迅為什麽難還原，為什麽這個“難還原”是我們的問題。最近，香港鳳凰衛視在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之際訪問了我，並向我提出了壹組關於魯迅的問題。有些人已經聽說過，有些人從未聽說過。就我記憶所及，我只提到以下幾點:
1，魯迅的思想值得商榷嗎？2.魯迅精神傳承了嗎？值得繼承嗎？3、魯迅喜歡罵人，是否導致了文革時期人們互相攻擊的惡習？4.妳如何看待魯迅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認可？5，魯迅的名句:“我從來不害怕用最壞的惡意去揣測中國人”，這是否助長了中國人的邪惡？
在半小時的采訪中，我無法談論這件事。現在，沿著這個問題思考，我清楚地看到問題出在我們身上，出在魯迅的政治遺產上。
第壹，魯迅是否值得商榷？這是典型的奴隸思路，是極權文化提出的問題——所有的人物和思想都可以“討論”，都應該“討論”，但我不用“討論”這個詞，這是中國偽論證、猶豫和回避的替代詞。當“討論”壹詞流行起來時，正是批評被抹殺、質疑被禁止的時代。我們見證了幾代人的思想被封鎖和扼殺。
第二，魯迅精神有沒有被繼承？值得繼承嗎？我的回答是:如果魯迅精神指的是懷疑、批判和鬥爭，那麽這種精神根本沒有被繼承，而是被成功地根除了。我不主張繼承這種精神，因為除非妳有兩次以上的生命，或者妳是魯迅的同時代人，否則沒有人能夠或有能力繼承這種精神。最穩妥的做法是采取魯迅精神的反面:沈默、屈服、奴役，甚至是被奴役。
第三，魯迅愛罵人是否導致了文革時期人們互相攻擊的惡習？阿彌陀佛！這樣的問題需要回答嗎？看到其他國家和其他時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如何罵人很有趣——我不認為這是罵人，但這是壹種詛咒。但既然大家都用這個詞，我們就隨大流吧——不談太遠的例子，只看比魯迅早壹點、晚壹點或大致同期的人:有人問弗魯拜最近在幹什麽，他說，我繼續詛咒我的同胞，把糞便倒在他們頭上；托爾斯泰壹生都在詛咒，他詛咒皇帝和領袖、莎士比亞和尼采、他的前任赫爾岑、他的老朋友屠格涅夫，當然還有他自己。尼采的詛咒指向整個基督教世界。他說世界上只有壹個基督徒，那就是耶穌，兩千年來“耶穌會”壹直是歐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國，我們應該編寫壹部世界作家為溫和誠實的人發誓的歷史，盡管世界上沒有壹個國家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這是如此令人困惑。
這種談論整個人的壞習慣、模式和方式在1930年代左翼內部受到攻擊，成為五四運動的異化。20世紀80年代，大量關於魯迅評論敵人和罵魯迅的史料出版。上世紀90年代，有壹本書叫《魯迅:被砍傷最深的人》，生動地證明了魯迅被謾罵和圍攻的歷史事實。這裏僅舉壹個例子，那就是在新中國文學牌坊中僅次於魯迅的郭沫若同誌曾公開宣判魯迅為“雙封建殘余”。在郭被定罪之前，他聲稱自己幾乎不讀魯迅的書。
第四，如何看待魯迅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的，我們這壹代人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但不要搞錯了:從六七十年代的《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的標題中讀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和從30年代的秘密書刊和文人寫作中讀到同壹句話，是兩種不同的閱讀方式，兩種後果，兩碼事。是的，魯迅是左翼陣營的壹員——在他那個時代，全世界的激進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都選擇了左翼立場，例如法國人文主義者阿拉貢、西班牙畫家畢加索、意大利導演帕索裏尼、彼得魯奇等等，不僅左傾，而且是壹個準* * *成員——當魯迅先生這位“雙重封建殘余”在晚年向左翼靠攏並寫下“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時，也正是魯迅揭露了左翼內部的虛偽、狡詐、霸權和淺薄為什麽？
第五，魯迅“從來不怕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這句話實際上“助長了中國人的惡”，且不說這句話行不通。這是什麽邏輯？全中國議論紛紛的惡人在作惡前有沒有查閱過魯迅的著作？惡意，有兩種，壹種是自知其惡，另壹種是出於所謂的“善意”。如果今天中國還有人帶著這樣的“善意”指責魯迅，這種善意在我看來就是十足的惡意。
但是，上面的問題和回答都很蠢。這是現代中國的壹個是非不分的問題，是壹個不值得談論的常識問題。可以詳細比較的是魯迅所處的時代與我們所處時代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才是還原魯迅的真正難點。
以下粗略整理了壹組時代背景、社會指標和文化格局，以提醒我們為何難以還原魯迅。
魯迅少年時，中國有清政府、康梁起義軍、孫中山革命團體、無數民間社團和其他國家的殖民地。魯迅先生風華正茂的時候，北方是軍閥政府，南方是國民政府，江西是蘇維埃政府。軍閥在各省勢力很大。國民政府壹度分為韓寧政府，許多省份也有蘇聯地下政府。魯迅中後期中國大致統壹，但仍有南京政府和延安政府，抗戰時期還有南京偽政府和重慶國民政府。在魯迅居住的上海，有日本租界和法國租界。
魯迅在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期間，有前清學者、各省學者、留日學生、留英學生、留美學生、留德學生等。這些龜派和今天的龜派不壹樣，各有各的真實流派、觀點和勢力。至於政治流派，有立憲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座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筆名是兩位歐洲無政府主義者的中文譯名: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他比魯迅更擅長談論“無產階級專政”。活了100多年——近日，央視新聞頻道的壹檔節目公布了歷史數據:雖然曇花壹現，但上世紀20年代前後，中國有數百個政黨。
魯迅的同學、戰友、敵人，有些是國民黨要員，如蔡元培、陳毅；有的是* * *顯貴，如陳獨秀和瞿秋白；有的既是國民黨員又是* * *成員，如郭沫若、田漢；有的既是學者教授又是黨員幹部，如胡適之；當然，也有很多無黨派文人。教科書總是突出魯迅青年朋友中的左翼分子和* * *人士。縱觀魯迅的通信朋友，有國民黨軍人如李，誰是特別喜歡他。解放後被鎮壓的國民政府縣級官員，如景，都曾受雇於魯迅。也有先左後右的年輕人，比如臺靜農選擇了臺灣省。魯迅與幾位左翼青年從親密到分手，但沒有與國民黨軍政界或右翼子弟鬧翻的記錄。魯迅的外國友人包括俄羅斯落難詩人愛羅先珂、美國左翼男孩斯摩萊特和斯諾，以及內山完人和增田涉等既不左也不右、毫無政治色彩的日本友人。
談到魯迅與同時代人的朋友範圍，即使是今天聯系最廣、地位最特殊的角色，也無法與社會身份不同、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人保持朋友或敵人的關系。從50年代到70年代，朋友等於親信，胡風集團和二流堂圈都被定罪，很多人自殺，牽連數千人。類似的政治團體案例甚至更多。從80年代到現在，朋友之間的關系大致是壹種權利關系，要麽升職，要麽發財。相對純粹的個人友誼幾乎沒有恢復正常。然而，人們的出身、職業和觀點可能存在差異，但我們都是國家的人民，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和整體個性。
簡而言之，魯迅和他同時代人的政治和文化地圖，以及魯迅與他的敵人和朋友之間的言行空間是絕對不可能想象、體驗和分享魯迅那壹代人的具體而瑣碎的日常經歷的——當然，我們這壹代人共享齊宏恬賦，免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和亂世的苦難它的代價是我們相對復雜的社會形態，相對陌生的生存選擇，相對獨立的成長經歷，以及近乎生理上的無知。
至於魯迅的言論和思想，無論多早多晚都出不來。他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國難與歷史機遇最為密集的時代，也是春秋以來唯壹短暫的“百家爭鳴”時代。如果他被認為比別人高，是因為有別人；如果其他人不同意他的觀點，那就意味著現在是英雄們壹起崛起的時代。他被高高掛起，孤立在身後，所以我們只能仰望他。在過去的二十年裏，那個時代反對他的理論都出來了。但是，最初的閱讀與品牌相似:我們先讀魯迅，後讀別人，先聽他罵人，後來才知道詛咒他的文章。這種順序上的差異不應被低估。
但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幾代人早已被塑造成另壹個物種。我們的思維方式、話語習慣、價值判斷和無數生存細節，幾乎無法與魯迅及其同時代人對應。我們的困難不是不了解魯迅，而是不了解自己。要還原魯迅，恐怕首先要借助魯迅的生存經驗做壹個自我還原。
例如，魯迅在中國搬了幾次家，但他不用去警察局申請戶口或暫住證；他與幾所大學有雇傭和解雇關系，但從來沒有壹份人事檔案跟著他；他有老朋友身居高位，但他從未受制於任何單位的領導；他被秘密特工監視著，但巷子隔壁沒有居民委員會。他的文章經常被禁，但他從未寫過思想報告或書面評論；他受到許多朋友的公開攻擊，但不是出於懦弱的暴露；他受到不同陣營的誹謗和圍攻，但他從未被國民政府“打倒”並發起全國性的批判；他生活在壹個戰爭頻繁的時代，但他從未學習過全國人民的戰爭；他善於逃跑，但不是為了逃避隔離審查、監督勞動或被送到農村；他生動地描繪了舊文人的悲慘下場，但他不知道學者和教授成為囚犯或婊子的經歷；他為我們留下了壹個永恒的阿q，但他絕對不會想到阿q同誌後來可能會成為村長甚至縣長來為村民服務。他因私通而被通緝，但他從未被貼上右派或現行反革命的標簽。所以他不知道什麽是被平反的狂喜和委屈。許多人嘲諷他是“紹興大師”，但他從未處理過哪怕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不起眼的“冤假錯案”；誠然，哥哥的不和諧是他最難以釋懷的內傷。此外，無論什麽個人恩怨和意外都無可非議，他身後的各種規模的學者都比他更有經驗。在後期，魯迅主動閱讀馬克思的理論，但他從未被命令用唯物主義評論、修改甚至公開否定他的作品。不用說，他從未申請入黨，從未聽說過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作家協會，從未被阻止或允許閱讀“內部文件”，從未因其行政級別而被分配或不分配房子，也從未接受過任何人事部門工作人員的威脅或奉承；他的葬禮與為他擡棺的巴金同誌的葬禮完全不同，也不是國家組織的。他被蓋上“民族魂”旗幟的榮譽不是基於國務院或中共宣傳部的指示；國母宋慶齡和佛教徒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參加他的葬禮時，他們與沈鈞儒、張乃器等第三勢力勾結，秘密策劃和公開煽動葬禮的是馮雪峰等青年造反派和當時大批左翼青年。這些人的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完全不同，但他們當眾袖手旁觀魯迅的靈柩並依次發表演講，慷慨激昂地發表言論，公開詛咒政府的無能和不抵抗。
對不起，還有:魯迅生前從未見過糧票和布票。
(5)
所以周令飛問“誰是魯迅”，魯迅怕他想不通“誰是淩飛？”淩飛和我同歲。我壹看到他，頭十秒鐘很驚訝，馬上就發現他是哪個中學同學。我在他的臉上搜索魯迅，我讀懂了所有老知青的心理和生理密碼:十六歲那年，我在贛南零下四十多度的酷暑中下鄉插秧；他十六歲當兵，在東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站崗；80年代我去了紐約，他去了東京。在臺灣省，我有壹個有妻子的祖父。壹開始，他們向東京的中國大使館和臺灣省辦公室宣布了他們的婚姻，但雙方的官員都不敢決定履行這對政治夫婦...無論如何，淩飛同誌的成長與他的祖父不相似，但與我的驚人地相似。
我還見到了淩飛的父親。多麽熟悉的老上海人。許廣平先生晚年在回憶錄中經歷了高倩各國的悲喜劇，這是壹個由人事處、房管所、中央領導和歷次運動共同書寫的曲折情節。如果魯迅先生半夜敲門，迎海和他的母親將不得不花無數的話讓魯迅明白——只有壹部分故事是魯迅早就熟悉的，那就是左翼分子上網操縱人民。然而，他怎麽也想不到，當年左翼集團的暴力行為，會在未來擴大為爭奪中國土地的數十年鬥爭。其中，左聯的“大元帥”周揚同誌在60年代成為文化部長的案例將使他大開眼界。
這就是魯迅決定要拯救的孩子。調動了他所有的生活經驗，他想不出這些孩子在玩什麽把戲。
70年的歷史，是我們和魯迅走向不同的歷史。無論我們今天如何談論和閱讀魯迅，我們的感知系統或研究方法實際上很難真正發揮作用。在我們周圍，像魯迅這樣的物種滅絕了——不僅是他，偉大的早期國民黨人，偉大的早期* * *人，偉大的革命者和開明的壹代，在今天的人群和人格類型中完全消失了——但在魯迅的時代，這些人無論是敵人還是朋友，都是官員和強盜，但他們的倫理和道德血統教育跨越了唐宋時期，並可追溯到先秦時期。
或者說，時代沒有進步嗎？進步很大。“革命前輩的鮮血怎能白流！”我相信妳不會誤解我在誇大過去，貶低今天。事物和人都需要比較。至少，壹個物質的現代中國足以讓魯迅目瞪口呆——魯迅早年在北平過冬穿的是單褲，錯過了空調；魯迅覺得坐車路顛簸，錯過了騎高速公路的機會；他主張拋棄毛筆，但從未夢想過計算機；他晚年收集了許多“世界裸體藝術全集”，但不幸的是他看不到今天的迷妳裙...壹個失去價值的中國足以讓魯迅和他的敵人和朋友啞口無言。然而，他已經提前絕望了，好像他知道他不會承認未來的中國。他說未來是壹座墳墓，而墳墓的未來無非是被人踐踏。
他們背後的西方人物命運如何？例如，啟蒙運動真正塑造了今天的西方，尼采真正采取了新知識精英的立場，馬克思極大地顛覆了資本主義。隨後，啟蒙先賢、尼采學說和馬克思主義不斷被後人拓展、質疑和超越。當列維·斯特勞斯懷疑福柯或德裏達的理論時，他知道要小心準確地使用詞語。巴特爾的處女作《零度寫作》旨在與他的前輩薩特爭論，他的最後壹本書《明室》的扉頁上題有“向薩特的想象力致敬”...在西方，與魯迅的思想壹樣令人筋疲力盡的十倍和百倍的文化爭論從未停止過，其激烈程度、深度和分歧，特別是其豐富的成就，遠遠超過了魯迅及其敵人和朋友。在西方，文人從來沒有被打敗過，而是被質疑過；從未被神化，而是被紀念；它從來沒有被架空，而是實際上壹直在試圖理解和不斷研究。我個人見過的西方人談論先賢和哲學家時不會大驚小怪，而是帶著平靜和真誠的敬意。
我們只有壹個魯迅。當我們這壹代人沈迷於讀魯迅而被禁止讀胡適時，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和性質。魯迅死後，他的價值追求被成功地窒息了:它要麽被割裂，要麽被扭曲，無法繼續傳承、提升和拓展。他的大多數主張在今天的中國遠未過時，但它們被迫停止在過去時。與此同時，政治化的魯迅遺產以壹種不可抗拒的方式被灌輸，而且沒有停止的跡象。在中國，魯迅和馬克思各有分工:魯迅負責詛咒萬惡的舊中國，馬克思負責證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如今“與時俱進”的國情，把魯迅和馬克思的臉塗成紅白色。他們仍然籠罩著中國的近代史，既是聖人又是惡人，不是嗎？今天，千千成千上萬的中學生遠離馬克思或魯迅，他們不得不面對這種情況:為了通過政治考試，他們每年都必須背誦馬克思的教條（俗稱“馬健”），他們每年都被迫閱讀魯迅並在閱讀後寫下自己的想法。什麽是馬克思主義？魯迅的價值觀是什麽？孩子們不在乎。在今天的知識譜系中，馬克思和魯迅受到的關註是半個世紀以來最低的。年輕人對他們除了屈尊俯就和厭煩之外，沒有任何尊重和愛。
這就是為什麽很難維護或質疑魯迅的各種漫談，這些漫談具有真正的影響力和說服力。我們很難消滅魯迅並拯救他。他在壹個我們無法到達的地方，他甚至不屬於自己的血親:當周令飛問:“魯迅是誰？”我猜他願意強調的身份不僅僅是因為他是魯迅的孫子。他在家裏和父親提起祖父時，恐怕不常叫他“父親”或“祖父”，而是叫他“魯迅”，就像70年前周作人指著母親說:“這是魯迅的母親。”
說起來，不僅淩飛的祖父，就連五四運動前後的重要人物: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馬寅初都被束之高閣、作廢了...這份名單最多進入學術研究，不會再溫暖閃耀。他們的命運模式是這樣的:首先，他們作為歷史英雄失敗了，然後，他們白白留下了英雄的名字，遭受了歷史的失敗。
“魯迅話題”不能只談魯迅。只談魯迅，會加深他的孤立，使之更加細膩，難以把握。“魯迅研究”應該是壹種文化研究。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文化在哪裏？學習魯迅應該怎麽做？當海涅微妙地不尊重歌德時，龐德改變了艾略特的詩歌，巴特評論了紀德的風格，紀德探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爾赫斯更喜歡叔本華的哲學和昆德拉。他們不必擔心種族和時空的阻隔，因為他們肯定屬於同壹個有效的歐洲人文體系，從未迷失在歷史的謊言中，也不會坐在歷史斷層的深溝裏觀天；當以賽亞·伯林大規模質疑啟蒙遺產，甚至從康德的線索中清除民族主義信號時，他是在拯救和豐富前人的理論，他基於自己足夠的資格和對西方文化地圖的確信來看待古希臘迄今為止的思想遺產。
我們有這樣堅實的資格和信心嗎？
自10月以來，魯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了媒體和社會相對自發的話題。回頭看顯然不是官方紀念的老模式。幸運的是，今天中國不可描述的文化形式，表面上看，與魯迅時代的含義略有接近:知識景觀逐漸蔓延，言論空間有限，開放的國策無法扭轉，舊的意識形態在年輕壹代中相對無效。總之，這都是好消息——不是魯迅的好消息，而是我們的好消息。
最近，我收到了幾個媒體關於魯迅的問題，重復著:我們為什麽要讀魯迅？我的回答是:第壹，沒必要強求。當《吶喊》《仿徨》再版時，魯迅不願意說他不應該用他的黑暗思想影響兒童。過去二七十年的歷史情節是我們解讀魯迅的寶貴資源，因為他的火焰需要壹代代人有效地點燃。換句話說，第三，魯迅燒了自己，燒的應該是我們——我們願意被照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