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守仁
①我和汪老曾有較多的接觸。我們《十月》雜誌編發過他的短篇小說《歲寒三友》、《露水》以及散文《蘿蔔》、《煙賦》等。我和汪老壹起到南方采風，到湖南婁底講學，在懷柔水庫、中華文學基金會開會，我還到他蒲黃榆的家裏拿過稿子。我和汪老待在壹起時間最長的壹次是1991年4月紅塔山筆會期間，倆人***住壹室達半個月之久，我面對面地向他學到了許多東西，終身難忘。
②汪老對我說：寫作就是寫語言。壹篇作品的語言，是壹個有機的整體，好比河中的流水，切不斷，割不開，互相融合，牽壹發而動全身。所以他年輕時寫的作品都能背出來，因為作品的語言有內在的節奏和韻律。記得《沙家浜》劇本在傳閱過程中，有壹場戲的稿子丟失了，團裏領導和打字員急得團團轉。汪老安慰他們，叫他們放心，不要著急。然後，他坐在打字機旁，將這場戲從第壹個字壹直背到了最後壹個字。
③汪老說：要隨時隨地註意用文字語言描寫妳所見到的生活現象。他下放到張家口勞動住羊舍時，外面有壹帶樹墻，夜班火車駛過時，車窗裏的燈光壹壹照射在樹墻上。怎樣描述這種現象呢？他在《羊舍壹夕》中是這樣寫的：“車窗蜜黃的燈光，壹壹照在樹墻上，壹方塊，壹方塊，川流不息地追趕著?6?7?6?7妳總覺得刮下滿地枝葉來似的?6?7?6?7”“刮”字，表示火車燈光的力度和速度。
④汪曾祺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演講的題目就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由此可見他對文學語言的重視。
⑤我喜歡寫散文，利用深夜長談的機會，向汪老請教寫散文的經驗。他告訴我：寫散文應克制，要像畫畫似的留白，不要像小姑娘那樣感情泛濫。老頭寫情書，總歸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壹團火，熊熊燃燒，但看完覺得空空洞洞，留不下什麽印象。寫散文需要閱歷，沒有坎坷，沒有痛苦，便寫不出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切忌拿腔拿調。所以，他壹直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易自然，寫得平淡壹點，像家常話，親切、樸素；當然也可以工筆、繁密，如何其芳的《畫夢錄》，別有風采，像壹叢秾麗的花，“但這樣的散文，我寫不出來。”
⑥有壹次我對汪老說：我不是京劇迷，但對您執筆寫的《沙家浜?智鬥》中阿慶嫂的那段唱詞特別欣賞，即：“壘起七星竈，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壹張。”汪老手裏夾了壹支煙，湊到嘴邊猛吸壹口，笑道：“妳對這段唱詞別太認真，我在那裏搞了壹組數字遊戲。‘銅壺煮三江’，是受到蘇東坡詩詞的啟發。‘人壹走，茶就涼”，也是數字概念，它表示零。”
⑦我說：“沒有詩詞修養，古文功底，是寫不出這段唱詞的。”於是，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他的祖父汪嘉勛是清朝末年的拔貢，從小就督促他握筆描紅，背古文。到了小學五年級，祖父親自給他講《論語》，叫他多練毛筆字。祖父說：“妳要耐心，把基礎打好了，夠妳受用壹輩子。”汪老說：“我13歲那年寫了壹篇八股文，祖父見了嘆息道，‘如果在清朝，妳完全可以中壹個秀才。’祖父見我有了長進，就送我幾本名貴的碑帖和壹方紫色端硯。”
⑧在南國的那些春夜裏，汪老跟我暢談西南聯大。談在張家口時農科所叫他畫土豆和馬鈴薯花，畫成了壹部《中國馬鈴薯圖譜》，可惜沒有像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壹樣留傳下來。那部《畫譜》的原稿在“文革”中被毀掉了，他十分遺憾。
⑨有壹天到了大理，我們在下關市遊了洱海，參觀了蝴蝶泉，晚上看了大理白族歌舞團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會。回到賓館就寢，汪老把頭靠在床欄上，頗為得意地對我說：小張，妳知道嗎，我之所以寫這幾篇論述烹飪的文章，是因為我是《中國烹飪》雜誌的特約撰稿人。要當壹個名廚，必須有豐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規，要不斷創新，創造出新菜、新味來。照著菜譜做菜，絕沒有出息。比如油條，妳把它剪成壹段壹段，中間嵌入拌有榨菜、蔥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鍋裏煎，撈出來就特別好吃。這種菜不妨叫做“夾餡回鍋油條”，對此我有申請專利的權利。
⑩汪老是美食家。壹路上他坐到哪壹桌吃飯，女作家們便眾星捧月似的圍著他，跟到哪壹桌；他愛吃什麽菜，女作家們跟著吃，很快那盆菜就吃得精光。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淩力女士稱汪老為酒仙、煙精、文狐。
⑾經過那次相伴，我和汪老互相熟悉了起來，他把出版的《蒲橋集》簽上名送給我，還寫了壹首七言詩，叫我去拿。記得前兩句是“獨有慧心分品格，不隨俗眼看文章”。
⑿汪老的詩好，畫好，文好，所以我稱他為中國“最後壹位文人作家”。他不僅古詩寫得好，白話詩也極有味道。但就是因為壹首新詩《早春》，給他帶來了災難。
⒀1992年春天，我和《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遲，還有王元化先生，在深圳西湖度假。壹日，徐遲到我的房間小坐，見桌上放著壹本《汪曾祺作品自選集》，拿起來翻了翻，突然用書掩住臉，懷著歉疚的心情說：“是我害了他。”我吃了壹驚，問他何出此言？他說：“1957年6月，我在《詩刊》編輯部工作，看到汪曾祺寄來的壹組新詩《早春》。第壹首是《彩旗》，只有兩句：‘當風的彩旗，像壹片被縛住的波浪’，我很欣賞，給他發表在《詩刊》上，這就惹了禍。‘反右’運動以後，《早春》和《彩旗》受到了無情批判，說作者誣蔑紅旗是不自由的、被束縛的。《早春》的詩題也犯了大忌。費孝通因為《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被劃成了右派，汪曾祺的《早春》和費孝通的壹樣反動，也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勞動。如果我不發他這組詩，也許他就沒有這樣的遭遇了。”
⒁汪老遭遇重重坎坷，卻始終淡定、幽默、樂觀地笑對人生，是許多人的良師益友；他雖未曾高居要職，卻以自己的文學才華和人格魅力影響了幾代讀者——汪曾祺，是壹片溫暖的湖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