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的九座古城門中，只有七義門仍然可見，這是為紀念武昌首義70周年而重建的。
1926 10，武昌古城墻“拆除令”發布；在過去的80年裏，老城門口只留下了書面符號。
歷史上，中國大多數城市都是由政府設立的政治中心形成的，具有軍事防禦功能的城墻（和城門）成為那些歷史悠久的中國城市的主要標誌。那麽，曾經著名的老武漢城墻有哪些變化呢？武漢老城門是如何淡出人們視線的？
武昌城曾是南方重要的城墻。
中國的許多城市都是沿著河流、湖泊和海洋建造的，城墻還肩負著壹項特殊的功能-防洪。武漢的這三個城鎮屹立不倒，夾在長江和漢江之間，最容易受到兩江洪水的影響。這三個城鎮的城墻建於不同的時代，但它們都具有防洪功能。武昌城西北的濱河地區城門很少，這是出於防洪的考慮。
翻閱歷史典籍，武漢三鎮中最古老的古城武昌城經歷了1700多年的滄桑歲月，它的過去歷歷在目。
武昌有城，始於公元223年三國時期。當年，吳國國主孫權在江夏山（今蛇山）東北修建夏口城。這是壹個形勢危險的軍事要塞，方圓只有兩三英裏遠。
南朝宋孝武帝於454年在夏口城設立潁州，所以武昌當時也被稱為嬴政。在時，梁讓曹在紫金山和小龜山的北面修建了石城作為軍事要塞，北面是胡莎湖和俞家湖，南面離應城約兩英裏。此後，隋文帝於589年廢江夏縣設鄂州，改汝南縣為江夏縣。州縣都設在市內，所以武昌在古代也被稱為鄂州和江夏縣。後來，唐朝讓牛僧孺進駐鄂州，重建鄂州城，不僅擴大了城市範圍，而且用陶器和瓷器包圍了城市，武昌從此有了磚城。
武昌城在明代基本成型。1371年，朱元璋的將軍蔣夏侯和周德興擴建了武昌府城，將市區擴展到皇姑山（今蛇山）以南，周長約20英裏。城墻由陶瓷磚制成，高2至3英尺，並在城市周圍挖了壹條護城河，水深超過1英尺，有9個城門:在1535年，杜玉書古磷將大東門改為賓陽門，將新南門改為中和門（辛亥革命後改為七義門），將王澤門改為望山門，將追門改為文昌門遺址，將曹埠門改為武勝門，並更改了小東門清朝光緒年間，湖廣總督張之洞在中和門和賓陽門之間又增加了壹道門，稱為桐鄉門。
這些門現在在哪裏？年過七旬的“老武漢”、武漢文史界知名人士張教授談起此事如數家珍。
1920s開頭，壹位上海攝影師在遊覽過程中拍攝了當時武漢壹座城門的照片。門口上方的文字是:行人靠左行駛，車輛緩慢行駛，不要擁擠，不要停留。（資料圖片）
東北的忠孝門就是現在的小東門；賓陽門在古城的東部，位於今天的大東門立交橋處；東南的七壹門位於今首義路；寶安門在古城正南，在今天寶安街附近；望山門也在古城南部，在今天解放路的南端，武昌造船廠東門附近。文昌門遺址位於古城西南，在今武昌造船廠北門附近；平湖門是古城的西大門，在今平湖門水廠附近；漢陽門在古城西北，武昌曾家巷附近。武勝門是古城的北門，在虞姬橋勝利橋的拐角處；通湘門，在門外設站通行湖南，所以地址在今紫陽路東端，武昌火車站附近。
在明朝，武昌城是當時南方的政治中心和重要城墻。那裏有許多文化建築，如付雪、宮媛和文廟。
漢陽城多次被戰爭和洪水摧毀。
漢陽是壹個名副其實的古名，使用了1400年。隋大業二年（公元606年），因漢津古城位於漢水之北，根據中國自古以來的地名命名原則，改稱“漢陽”。
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淵在隋朝的基礎上對武漢的行政體制做了壹些細微的改變:將原江夏縣改為鄂州，州治設在江夏縣（今武漢市武昌區），轄五縣；在長江以北設立綿州，轄漢陽、漢川兩縣。綿州原屬漢陽縣（今武漢市漢陽區），漢陽縣和綿州的行政機構由蔡甸臨沂山遷至龜山南麓鳳凰山（又名鳳棲山）。
與此同時，唐代地方官員開始修建漢陽城。其城址東臨長江，北依鳳凰山，南臨鸚鵡洲，西臨漢水。漢陽城周長為65，438+0，072英尺（約3.6公裏），有八個城門，即東部的迎春門，南部的沙洲門，西部的孝感門，北部的漢光門，東南部的朝天門門，西南部的漢南門，西北部的下茶門和東北部的慶祝門。這種城市建設格局影響深遠。直到今天，漢陽以縣正街為其東西軸線，其東端習慣上被稱為東門和古樓東，而其兩廂被稱為程楠和北城。
北宋時期（1122），江河泛濫，漢陽城毀於水患。直到元末明初，漢陽都沒有城墻。
明初朱元璋平定楚國後，漢陽知府程瑞重建漢陽城，其地理位置仍呈“東南臨江，西北渡鳳棲”之勢。明嘉靖三年，漢陽城周長約2.5公裏，有四個城門，分別是朝宗、鳳山、南磯和袁超。城內主要街巷縱橫交錯，城外水陸相連，交通便利，為明代漢陽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此後，漢陽城先後兩次毀於戰火。明崇禎十六年，張、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先後進入武昌、漢陽，漢陽城毀。清順治十八年，知縣屈勝寧和駐軍董分別修復了漢陽，將原城墻加高數尺，並在程楠和西城重建了城樓。鹹豐年間，武漢三鎮成為太平軍和清軍的戰場。太平軍曾經四克漢陽。此時，不僅漢陽城被毀，離西城不遠的歸元寺、大雄寶殿、羅漢堂等建築也毀於壹旦。
清光緒六年，漢陽城重建，城周長2公裏多。城東南和城西有朝宗門、南磯門和鳳山門，城北有鳳凰山天險，有壹座始建於宋代的著名寺廟——興國寺。從鳳山門到朝宗門，其中壹條通道是鄭捷，也就是今天的縣正街。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漢陽知府顏芳、知縣林瑞之主持漢陽城修繕工程，將董嬌樓改為漢江樓，讓人登樓遠眺長江。
漢陽城的最終規制是周長不到3公裏，有三個城門，分別是東朝宗門、南南極門和西鳳山門。三個城門各建有壹座了望塔，東南有壹條河和壹座水閘，北面是鳳凰山。漢口城設立了壹個堡壘來阻擋太平軍
武漢三鎮中，最繁華的城區在漢口，最現代化的建築大多在漢口。不過，在歷史上，今天的漢口是漢陽的地盤。即使在明朝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後，漢口和漢陽仍屬漢陽管轄。直到1889年，清政府在漢口設立夏口會館，漢口從漢陽劃分出去。
“五百年前，壹片荒蕪的大陸，五百年後，樓外。”這句民間諺語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漢口的歷史。與擁有數千年歷史的武昌和漢陽相比，擁有500多年歷史的漢口是壹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漢口形成於明代漢水改道之時，與武昌隔江相望，與漢陽相連，還是壹片不毛之地。明朝崇禎年間，為了防止後湖泛濫，從硚口到怡園路開鑿了壹條堤防。挖築堤壩後，在堤壩後面形成了壹條深溝，這條深溝被命名為戴宇河。清朝鹹豐年間，太平軍在江漢之間馳騁，清兵非常害怕，於是在河堤上修築了漢口炮臺。該項目今天在中山大道壹線開工。在堡外挖了壹條壕溝，打開了包括戴宇門、舉人門、李勛門、大智門和通濟門在內的七個堡門。
1905年，漢口開工建設張公堤，東起漢口堤角，西至舵落口。自建成以來，後湖10萬多畝低窪地被擡高成土地，這使漢口城堡失去了防水功能。後來，戴宇河逐漸淤塞。晚清時期，漢口炮臺被拆除重建成為主幹道，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如今，漢口的雛形已逐漸成型。
武昌和漢陽古城的拆除
拆除武昌古城墻的動議最初源於粵漢鐵路的修建。1890年，清政府決定修建粵漢鐵路，影響鐵路修建的武昌古城墻拆除建議隨之而來。粵漢鐵路建設因資金問題被擱置後，拆除動議也被撤銷。
1919年，包括湖北籍人士陳世英在內的62位紳士再次聯名上書，提議拆除武昌古城墻，通過拆城修路的方式連接內城和外城，以發展武昌經濟，解決當時的經濟困難。他們提出了城墻的五大“弊端”:阻礙交通；檢查繁瑣，人們出行不便；內外壁壘阻礙公共安全；空氣閉塞，容易發生瘟疫；影響城裏的生意。然而，由於龐大的拆遷工程和民國初年極其動蕩的局勢，大多數成員不同意陳世英等人的意見，而壹些成員則尖銳地回應說:“如果不拆城，就不容易分散，這會使人們封閉起來。”經過多次討論，當局多次研究未果，以至於拆除城市的討論被擱置。
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長沙、嶽陽、賀勝橋相繼被攻克，兵臨武昌城下。然而，軍閥吳傅沛依靠無比堅固的武昌城墻進行抵抗。北伐軍傷亡慘重，最終失敗。他不得不改變攻城計劃，采取迂回戰術。在先後攻克漢陽、漢口後，於9月16日攻克鄂豫交界的武勝關，使武昌成為孤城。吳的大部分軍隊撤回到河南信陽。在長期的封鎖下，武昌守軍彈盡糧絕，最終投降。經過40多天的浴血奮戰，北伐軍於6月10入城。
在勝利後的壹次會議上，目睹攻城之難的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了拆除武昌城墻這壹“封建堡壘”的建議。並贏得了許多人的支持。雖然壹群來自湖北的人並不認同，但圍城之痛仍記憶猶新，難以多言。
在武昌平湖門至花地街200多米的景觀墻上，九幅油畫的內容是清代武昌的九座城門，為這個地方增添了幾分古樸和幽遠。圖為當時湖北美術學院的老師在墻上作畫。
1926 10，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作出拆除武昌城墻的決定，任命萬聖陽為拆除委員會主任，並成立武昌城拆辦。整個拆除工程由政府承擔。然而，當政府官員前往城墻的各個部分進行實地調查時，壹些辛亥老人提出了保護重要文物的建議。在視察七壹門時，張難先等人激動地說:“動這個門，就是要讓北洋軍閥睜開眼睛，痛恨辛亥革命！”隨行人員很尷尬。在參觀奧爾良大廈時，應時等人說:這是元朝的遺址，不能拆！張、史二人德高望重，官府部門不敢硬抗，所以這兩個地方最終得以保存。
隨著現狀的變化，城市拆遷的進程時斷時續。直到1929，武昌城墻被徹底拆除，護城河被填平。除主幹道外，拆除的城市地基留作築路之用，其他地方均由當時的士紳階層購買並建造。城磚被人們拿走了。從此，武昌城只有城門之名供後人憑吊。
也就是此時，在1928年，由於武漢的大規模重建，漢陽古城的大部分城墻也被拆除，剩下的西門和兩側的壹段城墻也在1950年被拆除。現在，東門、西門、南門只作為地名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只留下地名延續文化血脈。
漢口、武昌、漢陽古鎮拆遷後，地名承擔起了延續文化血脈的使命。
在武昌，晚清洋務運動期間，進行了大規模的建築、工廠和道路建設，極大地改變了城市面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變化更大，因此新地名的節奏壹直在加快。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武昌的地圖，武昌古城仍被依稀“保留”下來。例如，今天武昌的中山路基本上是沿著武昌古城的城墻基底修建的，仍有壹些與古城有關的地名，如小東門、大東門、漢陽門、七壹門、平湖門、寶安街、巡司河和新橋。如今，當我們走在這條寬闊的道路上，看到兩旁的高樓大廈和繁華的景象時，我們深深感到時代的步伐正在快速前進。
1928漢陽城拆遷後，1931武漢發生特大洪水，漢陽城被淹1多米。然而，曾經貫穿漢陽城墻東西的獻政街至今仍是商賈往來的要道。與獻政街垂直的東門正街（今蘭江路）和西門正街（今鸚鵡大道）已成為漢陽的繁華商業區。
盡管如此，古城墻的拆除仍令無數“老武漢”遺憾不已。
張教授說，城墻的範圍是固定的，但城市是不斷發展的。兩者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而城墻也確實延緩了城市的發展。正因為如此，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要麽打開更多的城門，要麽拆掉城墻，為城市的發展創造條件，這是壹種必然趨勢。然而，盲目無序的拆遷破壞了文物古跡，後果也很嚴重。城墻是由勞動人民建造的，顯示了很高的建築藝術和很高的歷史價值。其中壹些已經存在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代表了各個時代的建築工程水平，可以為旅遊業的發展和工程技術的研究服務。
保留有價值的城墻必然會影響城市的發展，所以我們不得不打開更多的城門並向郊區發展，或者幹脆在附近開辟新的地區，以解決城市發展和保護城墻之間的矛盾。Xi安就是這樣做的，既保護了古城，又開辟了新城區，使古城和新城區協調發展，相得益彰。
“壹磚壹瓦、壹廟壹院、壹街壹巷、壹歌壹詠、壹詩壹畫，這些歷經歷史風雨傳承下來的文化遺產，棲息著我們民族的歷史之魂，傳承著我們民族的精神，凝聚著我們民族的情感氣質，是我們民族血脈綿延、生生不息的內在動力，也是我們走向未來、實現復興的‘軟實力’。”張教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