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使用帶來了熟食，揭開了人類飲食文化史的序幕。據考古資料顯示，嶺南飲食文化的產生晚於中原地區，但也是始於火烹時代。其發展的基本過程大致如下: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嶺南飲食文化的原始時期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到秦漢時期，嶺南開始“發達”，嶺南飲食文化受中原影響，處於交融期。唐宋時期，嶺南文化開始形成與北方不同的特點和格局，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是形成期；明清至民國時期，由於經濟的發展和西方飲食文化的滲透，嶺南飲食文化迅速發展，出現了“食在廣州”的美譽，是其鼎盛時期。
自古以來，壹些去嶺南做官的外國人對嶺南獨特的飲食習慣產生了興趣。廣州司馬劉曜在唐昭宗時的詩以及被貶嶺南的韓愈和蘇東坡的詩中都有記錄。入清以後，這種描寫在更多的作品中出現，如屈大均的《廣東新話》、範端昂的《粵中見聞錄》、張趨的《盧文建》、翁惠東的《潮茶經》等。，這些都是嶺南飲食文化的重要資料。
嶺南背靠五嶽，面向南海，山巒疊嶂，海岸線長達3，368公裏，珠江三角洲和韓江三角洲水網廣闊。北回歸線貫穿中部，因此氣候溫和，日照時間長，雨量充沛，非常有利於農業和養殖業的發展。嶺南地區狩獵、農耕、漁業壹應俱全，物產十分豐富。山珍、糧食、蔬菜和水果等各種食物為嶺南飲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嶺南飲食文化是在嶺南農業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融中產生和發展的。
由於獨特的地理和氣候條件，嶺南的農作物可以生產兩倍甚至三倍。大約7000年前，長江下遊的河姆渡人從野生稻中培育出了罐頭稻，然後水稻開始在中國南方繁殖。大約5000年前，中國的廣大地區開始從采集和狩獵轉向農業生產，嶺南也不例外。在古代，嶺南的農業主要生產水稻。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嶺南的糧食生產發展迅速。根據《漢書·外物誌》的記載，嶺南“夏冬又熟了”，水稻已經是壹年兩熟了。清代《廣東新聞錄》說“海南較暖，臘月可種，但天生壹年三熟，其他縣不種”。
來自中原的移民將北方的農業耕作技術帶到了嶺南，尤其是南宋時期從江浙南遷的移民。他們不僅參與了珠江和漢江的開墾，還開發了嶺南的兩個三角洲，並帶來了稻田耕作技術，大大加快了嶺南的農業發展。到了宋代，廣東大米不僅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儲存和出口，並開始將廣東大米運往北方。“閩華地狹民厚，儉則廣富”；宋代莊綽的《雞肋》說小麥是唐代傳入嶺南的；進入明朝後，廣東成為了多米之省。因此，嶺南人以大米為主食，由大米制成的小吃和各種副食也與北方不同，形成了嶺南自身獨特的飲食格局。
嶺南自古以來就是壹個經濟多元化的地區。除了“以農為本”之外，人民重視經濟作物，經常在山前屋後種植水果。早在漢代，嶺南水果如荔枝、龍眼、香蕉、椰子、甘蔗、柚子和柑橘就聞名全國。因此，漢武帝在京都長安建造了“麗芙宮”，並試圖引進嶺南佳果。當時引進的果樹有荔枝、龍眼、柑橘、油橄欖和檳榔等，但都沒有成功。“嶺南好果”不僅是嶺南人的“美味佳肴”，也是極具嶺南特色的“貢品”。“曾經“？《帝紀》記載:“舊時獻桂圓荔枝枝，十裏壹崗，五裏壹崗，爭先阻險，死者隨路。”“三國歷史。兀術。《屠邪傳》記載，交趾太守石邪給孫權的貢品是“蕉、邪（椰）、龍眼”。明末清初廣東出現“以果為主的魚塘”後，種植的水果增多，品嘗嶺南佳果是嶺南飲食文化的獨特內容。
甘蔗產於嶺南。甘蔗不僅是壹種水果，也是制糖工業的原料。漢代嶺南有制糖手工業。東漢時期，楊阜的《外物誌》描述了嶺南制糖的過程:“取之如餅者，益而珍貴。當它被油炸和暴露時，它被凍結和結冰，像磚塊壹樣破碎，其食物的入口被釋放。那時候，人們叫它石蜜。”甘蔗的種植和制糖的發明與發展無疑為“北鹹南甜”和嶺南飲食甜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條件。
自古以來，人類就知道農業和漁業。在嶺南沿海地區，捕魚業早在舊石器時代就開始了。廣東陽春獨什子遺址出土了鯡魚和鯉魚的遺骸，以及蝸牛、貽貝和蛤蜊的外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嶺南多處遺址出土了牛、羊、豬、狗、雞等畜禽遺存，表明養殖業的發達。大量的魚、貽貝、蝸牛、貝類、蛤、龜等的骨頭和殼。這表明嶺南的漁業已經相當發達，而長崖線是漁業發展的基礎。因此，嶺南有許多與內陸山區不同的海鮮和海鮮，這使得嶺南飲食文化，特別是菜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