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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裏斯蒂和柯南道爾創作的區別分析

柯南道爾(1859-1930)與阿加莎·克裏斯蒂(1890-1976)均為英國乃至世界偵探小說史上傑出的兩大作家。柯南道爾創作的《福爾摩斯探案集》與阿加莎創作的系列偵探小說至今暢銷不衰,他們塑造的福爾摩斯與波羅兩大偵探形象至今也仍活躍在電視電影的銀幕前,足見他們的藝術魅力。

這兩種相去50年的成功無獨有偶,但不論在作者還是在作品,都存在著極大的差別,這些差別歸咎起來大致在於:

壹、人物塑造。

首先,柯南道爾的所有偵探小說只圍繞著壹個偵探即福爾摩斯展開;阿加莎的小說雖廣為人知的是波羅探案,但她寫馬普爾小姐探案的作品幾乎同樣之多,並且還有其他人物的探案。將人物對比起來,波羅探案中的黑斯庭斯與華生的角色基本相同,但也並不是波羅的每壹個案子他都有參與,這與柯南道爾的創作思路截然不同,我們知道華生是重頭至尾都陪伴著福爾摩斯的。所以柯南道爾的創作,人物比較集中,這也就是為什麽壹提到柯南道爾就想到福爾摩斯,壹提到福爾摩斯就想到華生的道理。而當我們提到阿加莎時,我們首先想到的壹定是《尼羅河上的慘案》或者《東方快車謀殺案》等壹系列她的作品而決不是她塑造出來的人物。

其次,主人公的形態、愛好、性格、身份地位以及價值取向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福爾摩斯是壹個瘦高個,不修邊幅,而波羅是個又胖又矮,還愛講究穿著,附庸風雅之士;福爾摩斯愛好收集罪證、小提琴以及煙槍,而波羅更多的是研究美食與欣賞湖光山色;福爾摩斯好靜,而波羅好動;從個人氣質上看,福爾摩斯是植根於倫敦底層的平民偵探,遇事謙遜冷靜,而波羅更像是遊走於上流社會的貴族偵探,“習慣於對自己作出良好評價”①;福爾摩斯探案從不計較報酬,更多的是為了興趣以及正義,而作者賦予波羅探案,更多的是為了壹個偵探不容戲謔的自尊、自負以及更為優質的生活。

當然,兩位偵探在作者筆下的結局也截然不同。波羅在《帷幕》這最後壹案中終於功成身退;盡管柯南道爾幾欲放棄福爾摩斯,但終於還是讓他在《新探案》中得以重生。與其說這是應讀者之邀,不如說是福爾摩斯精神與犯罪的永恒較量。但是波羅的探案從斯泰爾斯開始,終於斯泰爾斯結束,也給人壹種善始善終之感。

二、案件性質的選取和情節的發展安排。

在《福爾摩斯探案集》中我們讀到的案情,題材覆蓋面很廣,囊括了復仇、金錢利益、恐怖主義等等。比起克裏斯蒂,他反映了更為廣袤,更為深層次的社會背景,雖然他的創作背景主要鎖定在倫敦,福爾摩斯也不像波羅那麽喜歡四處遊歷,而是大部分時間呆在貝克街,等待委托人的函件或是登門造訪;克裏斯蒂的創作背景較柯南道爾更為廣泛,有涉及中東以及非洲的壹些地區,如《古墓之謎》、《死亡終局》,案件題材的選擇大都圍繞金錢,她看到了當時社會虛偽的人際關系,金錢下無情誼的事實,但缺乏柯南道爾那種對人性更深層度的挖掘,這就是為什麽當我們讀《福爾摩斯探案集》時,我們感受到了很多的人情冷暖以及人性關懷,而在初讀阿加莎·克裏斯蒂作品時我們會有她超過柯南道爾的錯覺,但越讀到後就越明白那只是受情節吸引。

這也是柯南道爾作為壹個男性的創作手段與壹個女性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柯南道爾的創作中我們感受到的是輝宏的社會意識,即使不經刻畫也顯得場面宏大;克裏斯蒂的創作透出文雅之氣,即使當她寫到《波洛聖誕探案記》——她自認為血腥的作品,還是透出文雅之氣。

在主角處理案件的方式上,福爾摩斯喜好進行案件比較,他認為無論幾十年甚至壹百年過去,案件都存在著雷同點,有循環的軌跡。然後他會易容,深入虎穴奪取線索,憑借強勢的邏輯推理串聯線索,更重要的是他身手敏捷,往往在擒獲兇手的最後關頭避免不了壹場打鬥;波羅不同,他多半通過探問,從與所有嫌疑人的談話中找出破綻,然後窺視他們的壹言壹行,進壹步取得證據,最後聚集所有嫌疑人,做全書最為精彩的結案呈辭,當眾揪出兇手。所以拿到壹本克裏斯蒂探案,我們大可以翻到作品的最後幾頁,只讀偵探的結案呈辭,我們也能對壹本書了解個大概。福爾摩斯不同,他的探案環環相扣,沒有在案件結束時的大篇幅講述,頂多是解答華生的壹兩個疑題,幫助他理清思緒以做備案之用。

所以,福爾摩斯是壹位掌握更多技巧的偵探,他將畢生積累與天分相互糅合,體現出更為勤勞的處世態度;波羅則顯現出更多的智慧之光,雖然他行動遲緩又挑三揀四,但憑借他的觀察入微與與蘇格蘭場的合作他也能查出真兇,好在克裏斯蒂的案件中沒有多少亡命之徒,否則壹旦波羅孤身壹人他就沒有能力與之格鬥了。這也就是為什麽克裏斯蒂的作品透出文雅之氣的原因,她的罪犯總是坐在靠背椅上心安理得地被抓,缺乏柯南道爾的罪犯的反抗、逃亡精神。即使是罪犯也應該賦有這種精神,因為他是人。

在罪犯的塑造上,柯南道爾喜歡賦予罪犯情非得已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