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當了臨時大總統。有壹次，他身穿便服，到參議院出席壹個重要會議。然而，大門前執勤的衛兵，見來人衣著簡單，便攔住他，並厲聲叫道：“今天有重要會議，只有大總統和議員們才能進去，妳這個大膽的人要進去幹什麽?快走!快走!否則，大總統看見了會動怒， 壹定會懲罰妳的！” 孫中山聽罷，不禁笑了，反問道，“妳怎麽知道大總統會生氣的?”壹邊說著，壹邊出示了自己的證件。衛兵壹看證件，才知道這個普通著裝的人竟是大總統。驚恐之下，衛兵撲倒在地，連連請罪。孫中山急忙扶衛兵起身，並幽默地說：“妳不要害怕，我不會打妳的。
1892年7月，孫中山先生以名列第壹的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雅麗氏醫院附設的西醫書院，榮膺醫學博士學位。同年九月，應邀赴澳門鏡湖醫院，擔任不受薪金的義務醫師。為了使貧苦病者也能廉價地用上西醫西藥，他到鏡湖醫院就任不久，就努力爭得院方的支持，借銀壹千四百四十兩，租下草堆街八十四號辦起了“中西藥局”。
這是壹幢簡陋的木結構兩層樓房，樓下的鋪面作“藥局”，樓上是寓所。那時，他使用的名字是孫逸仙。
轉眼已是壹八九三年初。時間恐怕已是深夜了，孫逸仙的同鄉摯友、自號“楊四寇堂”主人的楊鶴齡依然談興正濃，邊走邊談，執拗地把孫逸仙壹直從水坑尾街青磚巷口的“楊四寇堂”陪送回草堆街。
當推開“中西藥局”那扇半掩著的木門時，孫逸仙和楊鶴齡不由得都怔住了。在櫃臺上那盞煤油燈映照下，櫃臺前多了壹副用床板臨時湊合而成的擔架，上面躺著壹位用破棉被包裹得嚴嚴緊緊的病人。雖然燈光微弱，他那因痛苦而扭歪的臉孔和密布的豆大的虛汗依然清晰可見。
撲地壹聲，壹位白發蒼蒼的幹瘦老人，突然從病人身邊搶了過來，跪倒在他跟前，嘶聲說：“求求孫大夫救治我這唯壹的孫子。”
孫逸仙嚇了壹跳，慌忙雙手把老人挽扶起來，勸慰說：“老人家不必如此，讓我先看看令孫的病況，也許並不像您想象中的那麽嚴重。”
楊鶴齡把老人扶在椅子上坐下，也幫著勸慰：“老人家不要慌，孫大夫醫道高明，他的話是不會錯的。”
孫逸仙解開病人的衣服，把聽診器按到他的胸腹部，凝神地諦聽著，漸漸地，眉峰蹙成了壹團，他陡地轉過頭來，目光嚴厲地掃向陪送病者前來的人：“病情不輕，怎麽拖延到現在才送來？”
老人的兩行熱淚從眼眶裏奔湧而出：“我們小戶人家，吃不起西藥，看不起洋大夫啊！沒奈何，只好求壹位看過點醫書的街坊開個藥方，胡亂抓兩劑中藥給他吃，卻不見好轉，反而越病越重。看他病成這個樣子，疼痛稍見輕些，又掙紮著爬起來到魚欄當小工，我心中猶如刀割，可總得掙錢糊口！眾街坊看著不忍，湊了幾塊錢，勸我送他到洋大夫那兒看看。誰知那西洋鬼存心訛詐，這裏敲敲，那裏摸摸，給了幾片藥片，壹次就收診金藥費整整五元。那西洋鬼還說，這病得開刀，動大手術。這……我傾家蕩產也籌不了那麽多銀兩啊！”
孫逸仙心裏十分難受。他出生於農家，他父親孫達成年輕時曾在澳門板樟堂街學過裁縫，當過鞋匠，成親後才在香山縣翠亨村老家定居務農。為了生計，常攜年幼的 孫逸仙往返於香山與澳門之間。因此，孫逸仙從小便對澳門和旅澳的香山鄉親，懷著壹種僅次於鄉土的特殊情感。特別是，此番他赴澳在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開辦中西藥局，對貧病者贈醫贈藥，正是為了貫徹他“以家堂為鼓吹革命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的初衷。如今，眼看躺在擔架上的病者生命垂危，他能不伸出救援的手嗎！
他先是詳細地問了癥狀，重又聽診了壹會，然後從藥箱裏取出幾粒藥片，讓病人用涼開水送服下，這才臉色凝重地緩緩地說：“病人浮腫、虛脫，時有驚悸之象，且有血尿史，這是中了尿毒所致。最可慮的，是他很可能患了腎結石和泌尿系統感染的並發癥。
孫逸仙沈吟片刻，終於作出了決定：“剛才我給他服的藥，只能減緩壹些癥候，治標不治本。這樣吧，明天不必再送他來了，我到妳家走壹趟，補作些必要的檢驗，如有必要，就送去鏡湖醫院留醫，動手術。”
“夜深了，回去好好睡壹覺，壹切會好起來的。”
孫逸仙俯到病人耳邊，柔聲安慰著。
聽孫逸仙的意思，好象沒提到診金，老人那顆懸著的心卻還沒能放下，怕耳朵不靈聽漏了。他悄悄地扯扯楊鶴齡的衣角：“孫大夫看壹次病，診金多少？”
楊鶴齡笑笑，豎起兩只手指。
老人吃了壹驚：“兩元？”
楊鶴齡搖了搖頭。
“二十元？”老人連眼睛都睜圓了。
“不，是兩角錢。”見老人家嚇成那個樣子，楊鶴齡連忙更正。
“像老人家這樣家境的病者，我向來是分文不取的。”當老人家終於擡起頭來時，孫逸仙已經換過壹杯熱茶，端到他的面前了……
翌日中午，按著二伯公——這就是人們對那位老人家的稱呼――的地址，孫逸仙在望廈村的壹間殘舊不堪的房子裏，找到了他們爺孫倆。
孫逸仙舉頭四顧，在二伯公那空蕩蕩的破屋裏，見不到壹件象樣的家具，只見墻角斜靠著壹根竹杠，地上壹堆散發著魚腥味的粗麻繩。
最令他疑惑不解的是，二伯公這人，雖然形容枯槁，臉上爬滿了飽經憂患的皺紋，渾身上下卻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壹種書香世家特有的儒雅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