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天豐衣美食的皇親國戚體會不到饑寒交迫的感覺，因此，他們對於無數饑民的哀號無動於衷。靠天吃飯的中國自給的自然經濟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相當脆弱，當天災人禍交臻之時，他們只能選擇武力抗爭。
1644年（崇禎十七年）舊歷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終於走到了窮途末路。在農民起義軍震耳欲聾的炮火聲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在殺妻砍女之後，四處突圍不成，自縊於煤山。北京城明軍的抵抗由此宣告徹底結束，大獲全勝的農民起義軍浩浩蕩蕩開進北京城內。城內居民夾道歡迎，每戶門楣之上都寫有“順民”的字樣，沿街排擺香案，上貼“大順永昌皇帝萬歲萬萬歲”條幅，好壹派熱鬧喜慶的場面！在劉宗敏、牛金星和宋獻策等文武官員的陪同下，進城儀式的主角——“大順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時分昂然進人德勝門。只見他頭戴氈笠，身披縹衣，胯下騎著高頭大馬，氣態莊重，威風凜凜。當行進至承天門下之時，李自成再也無法抑制興奮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門的匾額射去。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時刻！至此，明末農民戰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飛揚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顯族、縉紳權貴已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而李自成——這位當年被裁減的驛站馬夫，似乎成為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對這壹幕劃時代的巨變，無數後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明末農民起義軍轉戰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規模圍剿，艱辛備嘗。然而他們能夠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壯舉，其中緣由又遠遠超出了軍事較量的勝負，特別是李自成等人在屢次慘敗之後東山再起，最終星火燎原，勢不可擋，確實給後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問題。古語雲：“時勢造英雄。”但要洞明時勢，絕非輕而易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許在數百年之後，我們對產生這場歷史性巨變的客觀社會背景才會有壹個較為清晰的認識。
崇禎皇帝朱由檢曾無奈地嘆息：“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象。”此言雖有朱由檢掩飾自己過失的成分，但說明了壹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即在崇禎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難以自拔的困境之中，從這壹點上講，朱由檢的確是相當不走運。關於明末農民戰爭的爆發，史學界已基本取得***識，即其醞釀於萬歷、天啟年間，崇禎即位改元之際，頓成風起雲湧之勢。引發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最直接的原因為“天災”，即嚴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或絕收，從而使各地普遍出現前所未有的饑荒，對於成千上萬的平民而言，這種饑荒就意味著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災害具有相當突出的特征，壹是持續時間長；二是涉及地區廣；三是各種災害密集交織。陜西是明末農民戰爭的策源地，同時也是當時遭受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地區。據雍正《陜西通誌》的記載，從萬歷初年到天啟末年的五六十年間，陜西地區就已災害頻仍，無歲無之，其種類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將各種難堪的災害來了壹個大匯總。而在明代，陜西又是中國北方土地貧瘠、農業生產相當落後的地區之壹，罕見的自然災害必然使陜西地區的糧食生產遭受嚴重的破壞。“民以食為天”，天災肆虐導致顆粒無收，靠天吃飯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線上掙紮。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關中大饑，十歲兒易壹鬥粟”。至崇禎初年。困憊已極的大批饑民仍不得半點蘇息，不甘心饑餓而死的人們被迫走上了四處搶掠之路。當時陜西延安籍的官員馬懋才回鄉省親，目睹了當地的慘況，所撰《備陳災變疏》為我們揭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慘況，讀來令人骨鯁在喉，心情難以平靜。
馬懋才在疏中講道：崇禎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壹年無雨，草木枯焦，糧食絕收。八、九月間，饑民們爭先采摘山間蓬草為食，其籽苦澀，食之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壹空，樹皮又成為替代的充饑之物。據說只有榆樹皮口感稍好，卻較難得，只好與其他種類樹皮相雜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終，樹皮也被剝取幹凈。饑餓難耐的人們只好開始以山中石塊為食。有壹種名為青葉的石頭，味腥而膩，少食即飽，但不過數日，必腹脹下墜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繈褓中的嬰兒之命運就可想而知。城外糞場便成為棄嬰場，號泣之聲讓人肝腸寸斷。另外，延安府各縣外均有數個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據馬懋才親眼目睹，僅安塞城外三個可容數百人的大坑已堆滿屍體，而附近沒有送來的屍體又不知有多少。這是當時相當普遍的現象，馬懋才得出結論道：“小縣如此，大縣可知；壹處如此，他處可知。”
在傳統的封建社會，中國農民躲避饑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遠走他鄉，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個王朝中，每當嚴重自然災害來臨之時，大批流民隨之產生，由此出現的社會問題也常常使當朝執政者備感棘手。明朝末年，情況大為不同。嚴重自然災害的出現並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積相當廣泛，饑腸轆轆的人們似乎無處覓食，這種狀況在萬歷末年已顯露無遺。《明經世文編》中的壹段話具有極大的代表性：“數年以來，災警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與陜西、山西地區相比，其他省份的災荒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就完全斷絕了饑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萬歷末年，山東省境內食人之風甚熾，令人毛骨悚然。當時青州府推官黃槐開在奏文中雲：自古饑年中，只聽說有道饉相望與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為食，也不問父子、夫婦、兄弟。饑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兒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還有割人頭而吮其腦者。壹人方餓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盡。如有人呵止，則大聲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將食我。”與黃槐開幾乎同時，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伏闕上疏，並繪《饑民圖》附上，痛陳其家鄉饑民食人惡狀，懇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蠻而瘋狂的人吃人現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無助於解決當時空前嚴重的饑饉。馬懋才曾言陜西饑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殺掠行人為食，幼童及獨行人壹到城外，就消失了蹤影。而食人者也沒有好結果。食後不數日，就會面目赤腫，很快內發燥熱而死。無處可避，無食果腹，至此饑民們無復奢望絕處逢生。他們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搶掠之路，向稍有積蓄的富有之家發起攻擊。據馬懋才奏疏，當時饑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為盜，並宣言道：“因饑餓而死與做強盜而死，並沒有兩樣，與其坐而餓死，不如做強盜還可以飽食而死。”落草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輕則充軍發配，重則株連九族，然而身處絕境的人們已無法顧忌這麽多了。
從表面上看，寇亂只是由嚴重天災引發的饑饉所致，故而這也就成為地方官員推諉責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禎初年任陜西巡撫的胡廷宴就對類似事件毫不動心，每當下屬州縣上報“盜賊”猖獗的情況，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說地將來者笞打壹頓，斥責道：“此饑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陜西農民的騷亂不僅沒有於來年春自動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來愈旺盛。但當朝官員還總是習慣用饑饉來解釋“暴亂”的緣起，如崇禎二年（1629年），接任陜西三邊總督的楊鶴在給朱由檢的上疏中雲：盜賊之起，“總因饑荒之極，民不聊生。”與胡廷宴等簡單推諉責任有所不同，楊鶴主張對饑民進行安撫，“切實賑濟，使之糊口有資”。“給與牛種，使之歸農復業。”這樣就可以使“亂民”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寇亂”自然平定。
其實，楊鶴之言道出了壹個敏感而尖銳的問題，即在嚴重天災之時官府的責任。封建帝王常常以“愛民如子”自我標榜，當成千上萬的黎民百姓掙紮在死亡邊緣之時，全力賑災以解民憂應該是官府最起碼的責任。但是從萬歷末年至崇禎即位，面對空前嚴重的自然災害及饑荒，朝廷上下似乎無動於衷，根本沒有采取必要的救災減災措施。更有甚者，壹些地方官員不僅對大批奄奄待斃的饑民漠不關心，而且壹如既往地嚴催錢糧，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可以說，無法回避的自然災害是對壹個社會的嚴峻考驗，這種考驗涉及官僚體制、社會矛盾等諸多問題。在遠離洪荒時代之後，抵禦自然災害更須依賴社會的力量，封建官府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與責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災害面前，大明王朝顯出了行將就木、病人膏肓之態。社會內部各種矛盾暴露無遺，可以說，這種“人禍”才是明末農民戰爭風起雲湧的根本原因。
崇禎帝朱由檢即位之始，雖有嚴厲打擊魏忠賢閹黨之舉，但面臨積弊重重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卻束手無策，甚至有意無意地為這種危機推波助瀾。當時，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難填，精於斂財，敲剝民髓，無所不用其極。從萬歷皇帝開始，當朝天子就公開向民間搜刮錢財。他派出大批礦監稅使，到處恫嚇要挾，掠奪民財。以後諸位皇帝也繼承了這種“癖好”，每年供給皇室的壹百多萬銀兩，根本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與此同時，明朝邊庭不寧，調動兵馬必需大批款項，這樣壹來政府財政便陷入了崩潰的境地。為彌補虧空與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種餉銀，這無疑是剜肉醫瘡、飲鴆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當朝皇帝貪婪成性，各級官員也不放棄層層盤剝的機會，因此各種名目的攤派均被強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澆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運可想而知。每當催征錢糧之時，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責罰無法如數交納的民戶，衙門之外常常血流盈階，慘叫聲、斥罵聲響成壹片。無奈之下，百姓賣子鬻妻，逃亡遍野，這種慘無人道的欺壓與折磨必然引起人們強烈的憤慨與仇恨。讓人更加無法容忍的是，就在極其嚴重的自然災害與饑饉到來後，各地官府不僅沒有全力賑濟饑腸轆轆的災民，不少官吏競為保全自己的烏紗帽，不顧百姓的死活，變本加厲地催逼糧餉。馬懋才曾指出：陜西各地官員在百姓九死壹生之際，不蠲不減，嚴為催科。而且全部錢糧都強加於殘存的民戶身上，導致殘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處躲避。在無處存身之後，則相率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將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貪暴無比的封建官府。對此，後人有詩曰：
闖王（即李自成）來，城門開，
闖王不來，誰將衣食與吾儕。
寒不得衣饑不食，還把錢糧日夜催。
更有貪官來剜肉，生填溝壑誠可哀，
欲得須臾緩我死，不待闖王更待誰？
闖王來兮我心悅，闖王不來我心悲。
君不見，朱泚當年據關內，大呼街市免加稅，
又不見，劉豫當年據汴城，聲傳鄉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盜，自古如斯君莫驚。
寄語有司各守職，慎勿迫民使為賊！
如火如荼的農民暴動使明朝官府上下驚慌失措，正如楊鶴所言，當時最簡單而有效的解決辦法便是賑濟饑民，安置復業，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動隊伍。崇禎皇帝也明白這是確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撫措施需要財力支持。經過再三考慮，崇禎帝痛下決心，才拿出10萬兩帑銀救助災民。而這點錢對於陜西大批饑民來講，猶如杯水車薪。所救不及1／10。當時就有官員在上疏中算了壹筆賬：如果按壹人壹金（壹兩銀子）分配的話，10萬金只可救活10萬人。而按照當時的糧食價格，也只夠50天之用。“十萬金果足乎？”因而請求繼續賑濟。可是朱由檢卻斷然拒絕了繼續安撫的建議，力主嚴加圍剿“叛民”。據史書載，朱由檢愛財及慳吝的作風與萬歷皇帝頗為相似，“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對於官員的考核完全依據催征錢糧的數量，對於民間疾苦充耳不聞。甚至在兵餉短缺之時，朱由檢也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
與崇禎帝相似，絕大多數財大氣粗的王公貴族均是“舍命不舍財”的守財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於古城洛陽，莊田面積廣袤，金銀珠寶無數，“富實逾於天府”，是當時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壹。但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見饑荒的時候，他竟然置周圍百姓生死於不顧，分文不出，不賑壹錢。就連前來增援的官軍都切齒痛恨，他們罵道：“王府金錢百萬，饜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心懷不滿的官軍自然沒有多大的戰鬥力，起義軍很快便攻下了洛陽，朱常洵猶如甕中之鱉。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真守財奴也。”痛杖之後，將朱常洵梟首示眾。其財產成為起義軍的戰利品。起義軍大賑饑民，周圍平民欣喜若狂，從者如流。
楚王朱華奎的鄙吝與朱常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張獻忠起義軍兵臨武昌城下時，守備官員準備募兵守城，但府庫空虛。而分封在此的朱華奎號稱“積金數百萬”，富冠壹時。守備長官跪請貸金以餉軍，朱華奎實在無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壹把當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時賞賜的金裹交椅，裝腔作勢道：“惟此可佐軍需，他無有矣。”眼見這種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長官徹底絕望了，只好痛哭失聲，揮淚奔出楚王府。張獻忠起義軍輕而易舉地拿下了武昌城，朱華奎在劫難逃，被沈入江中淹死。得勝的義軍搜出楚王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張獻忠不禁譏笑道：“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胡子（朱華奎諢名）真庸兒！”
福王與楚王的表現並非極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壹個極具普遍性的問題。《綏寇紀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吳偉業在追思亡國之痛時，對崇禎皇帝的慳吝頗有微詞，他引用鄒漪之言道：“懷宗皇帝（即朱由檢）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受病，獨在慎惜金錢。”接著，他強烈指責諸位宗室親王的貪鄙昏庸：除福王與楚王外，秦王府錦緞充斥，但在天寒地凍之時，竟不肯舍出壹件棉衣；成都太守吳繼善請求蜀王出借帑銀充兵餉，以加強防禦力量，散發倉庫多得發黴的糧食，賑濟饑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絕。他們最後死於非命，實為罪有應得。只有封地在開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銀120萬兩，懸賞擊殺義軍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開封城成為負隅頑抗的典型，李自成義軍三次大規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吳偉業感喟道：“嗚呼！只坐壹慳，遂成胥溺，有國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圍之時，崇禎帝聲稱皇宮中已無帑銀，無錢可捐作軍需。因而，他催逼勛戚、太監、文武百官出錢助餉。這些平時依靠貪汙賄賂大飽私囊的朝廷大員也同樣個個叫苦裝窮，上演了壹幕幕可笑可嘆的滑稽劇。見文武大臣都以沈默相抗拒，朱由檢只好暗地裏求助於自己的嶽丈周奎，密諭其率先納銀12萬兩，以作表率。不料，周奎並不領情，宣稱：“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萬兩。崇禎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殺手鐧，到宮中向女兒周皇後求助，周皇後暗地派人送來5000兩，惜財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兩，上交2000兩。難道這位皇親國戚真的囊中羞澀嗎？其實不然，起義軍攻破北京後，在其家中抄出現銀53萬兩，另有珍幣數十萬。國丈如此，其他的勛戚、貴官自然爭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張國紀拿出2萬兩，崇禎感動異常，當即晉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專權與豪富是盡人皆知的，但聞說捐銀，都裝出壹副“苦難深重”的模樣。當時最有錢的內官王之心也僅獻出1萬兩，後在起義軍重刑追贓時，他竟吐出現銀15萬兩，其他金銀細軟的價值則與此相當。其余太監甚至拿出珍玩與房屋緊急“義賣”，顯示自己已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總之，崇禎皇帝親自主持的捐銀助餉活動成效極不理想，只得到銀兩二十多萬，這點銀兩如何挽救明朝防線的全面崩潰？起義軍進入北京後，大搞追贓助餉，用重刑對付這些“要錢不要命”的達官貴人，結果追出銀兩七千多萬兩，兩相比較之懸殊，真令人浩嘆！從這壹點來看，明王朝在起義軍未至之時，其內部已處於癱瘓潰爛之中了。
如果將官僚統治階層的這種貪婪庸鄙歸結為過於愛惜金錢的性格缺陷，那麽就將問題過於簡單化了。在罕見的自然災害降臨之時，對於大批奄奄待斃的饑民無動於衷，而為了自己的升官發財，依然橫暴敲剝，這無疑是視民命如草芥的意識在作祟。從崇禎皇帝至各級官吏，無壹例外地只將千萬百姓作為壓榨愚弄的對象，根本不顧其死活。這種意識的突出體現必然導致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矛盾的白熱化，從而促使社會大風暴的爆發。
大批皇親國戚在兵臨城下、生死攸關之時，依然固守財富，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長期奢侈享樂的生活，已使他們變得驕狂偏執又麻木不仁。他們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壹日，自己榮華富貴的生活會被造反者所剝奪。盡管聽到起義軍勢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無措，惶惶不可終日，但他們卻始終抱著極大的僥幸心理，不相信災禍最後會降臨到自己頭上，而正是這種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渙散，茍延時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斷與抉擇。起義軍抵達北京城下後，京中士大夫相見，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虛假應酬，“或曰無害，或曰奈何”，依然是壹副事不關己、不知輕重死活的模樣。甚至還有人強辯，北京城堅勢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積煤米，固守數月即可轉危為安。但糧餉短缺，守城之兵均饑不得食，又怎會有人賣命抵抗？因此，當起義軍逼近城下時，明朝守備三大營人馬立即潰散，這些富貴的守財奴們均成為義軍階下之囚。也許只有義軍將領劉宗敏特制的“夾棍”才能使這些迷夢難醒的縉紳們感受到壹點切膚之痛。在這些執政者的操縱下，大明王朝遭遇滅頂的噩運確實是在情理之中。
社會矛盾的極度激化，確實成為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緣起。然而從義軍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無訓練、赤手空拳的貧苦農民，顯然難以與數量巨大的官府軍隊相較量。明末起義軍之所以能夠最終沖破官軍“十面之網”的圍剿，取得巨大的成功，關鍵還在於他們並非純粹的“烏合之眾”，其組織內部具有相當特殊的成分。
其壹為叛亡的邊防士兵。陜西為明朝西北重要邊防區，如寧夏、延綏、固原等三大邊鎮號稱“三邊”，駐紮了大批軍隊。明太祖朱元璋實行軍民分籍的屯衛制度，沿邊衛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減輕天下兵賦之良策，天長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無地可種又無經濟來源，無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賴朝廷的軍餉。至明朝末年，兵餉拖欠十分嚴重，陜西邊鎮尤甚，邊兵饑寒交迫，窮困潦倒。在嚴重自然災害到來之時，境況更加悲慘。陜西巡撫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邊軍每況愈下的處境：“各軍開始只是典衣賣箭，如今則發展至鬻子出妻；開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則離伍潛逃；開始只是私下偶語，發泄不滿，如今則公然噪喊以示抗議。”生活境況的日趨惡化激起兵士們的滿腔怒火。這些弓馬嫻熟、擅長攻掠的士兵與普通饑民有所不同，他們更懂得如何用武力達到自己的目的。日後，這些人成為起義軍中堅持鬥爭的中堅力量。據記載，大批明朝官軍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還有壹些偶然的機緣。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舉進攻遼東地區的女真政權，分四路進軍，結果遭到慘敗，殘兵敗將中有為數眾多的西北籍官兵，他們在逃亡之時，擔心遭到懲處或再去充當炮灰，於是紛紛奔向自己的家鄉。明朝官府為阻止他們的逃跑，在各地關卡進行邀擊。無形之中，這些本無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壹生，卻有家不能歸，只有落草為寇。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謂“流寇”的先驅。《懷陵流寇始終錄》的作者曾概括道：“壹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為親族累，故相率立諢名。”這壹現象在明末農民戰爭的初期尤為突出，首領的諢名形形色色，如滿天飛、九條龍、壹丈青、亂世王、皮裏針、鉆天鷂等等。
其二是失業的驛卒。明王朝在開國之初，即著手建立起較為龐大的驛遞系統，每隔10裏置壹鋪，每隔60裏設壹驛，分置鋪長及驛丞。明末政治黑暗，驛遞制度也陷於瓦解崩壞。壹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驛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經費，另壹方面，貪婪成性的來往官吏也乘機對當牛作馬的驛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這將驛卒推入了無邊的苦海。崇禎二年（1629年），有官員上疏呼籲：“今天下驛遞之疲憊極矣。……驛遞非破家蕩產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悲慘的處境造成“瘦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這種萬分困苦之時，壹些官員竟為迎合崇禎皇帝之意，建議整頓驛遞，節省經費。愛財好貨的朱由檢立即予以批準，責成專官著手施行。這種荒謬的做法將驛卒推上了絕路，在重災之時，被裁減下來的驛卒完全喪失了生活來源，“不去為‘賊’，將安得乎？”壹些曾親歷陜西義軍活動地區的士紳都講道：“所擒之賊，多系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為米脂縣銀川驛站的馬夫，饑困無法自存，在當地官吏的欺壓下，最後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對此，清張晉《續尤西堂擬明史樂府》有《裁驛站》詩曰：
關中饑，“盜”蜂起，“流賊”之名始於此。
饑民起，饑軍從，
大吏貪庸工粉飾，閉目掩耳如瞽聾。
裁驛站，惜小費，
劉給事，太無謂。
國用已絀少勝算，驛站壹裁驛夫散，
咄哉遂釀李闖“亂”！
（註：劉給事即指首倡裁驛站冗卒的給事中劉懋）
總之，導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及最終明朝滅亡的主客觀因素是相當復雜的，以罕見的自然災害為契機，明朝社會內部矛盾極度惡化，官僚統治集團的殘酷、愚昧與麻木迫使廣大陷於絕境的人們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封建統治秩序由此徹底崩潰。文獻記載的事例不勝枚舉，許多城池的陷落並不是起義軍奮力攻打的結果，而是出於內部饑民的倒戈，難怪封建士大夫驚呼：“李自成，銀川驛之壹馬夫耳，因裁驛站、饑荒，無所得食，奮臂壹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無庸贅言，明末農民戰爭的成功自然不能歸功於李自成壹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舉順應了時代的需要，得到了億萬百姓的響應和支持，這才是其制勝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