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因為政治上的不得意。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他以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為了權且避開汴京政爭的漩渦。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調知密州，雖說出於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地位。盡管當時“面貌加豐”，頗有壹些曠達表現，也難以遮掩深藏內心的郁憤。
二是因為思念手足親人。蘇軾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壹願望仍無法實現。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壹輪明月，心潮起伏， 於是寫下這首名篇。
這首中秋詞，正是此種宦途險惡體驗的升華與總結。“大醉”遣懷是主，“兼懷子由”是輔。手足分離和私情和廷憂邊患的國勢，都讓蘇軾心緒不寧。
擴展資料：
蘇東坡為何不得不“四海為家”
失意與逆境
認識自我、認識人生具有根本性意義。蘇軾壹生都在這樣的思考中行走，不管得意還是失意，無論順境還是逆境。
55歲時，厭倦政治鬥爭的蘇軾主動請求離京外任，到潁州（今安徽阜陽）任知州。壹天，他在泛舟河上時自問：“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
隨後，河水泛起漣漪：“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漣漪之後，壹個東坡的頭像就散發出去，變成成百上千個“東坡”。頃刻間，水波散盡，又恢復成壹個。蘇軾在諸多領域皆成就非凡，各色人等皆有心目中的東坡形象，倒確實是壹個東坡化身為百個東坡。
嘉祐二年，蘇軾與弟弟蘇轍同科高中進士，後又在制科考試中***獲佳績。隨後，蘇軾出任鳳翔府（今屬陜西）簽判，可謂春風得意、前程似錦。
然而，26歲的蘇軾似乎已把人生看得很透徹。請看此時的詩《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人很偶然地來到這個世界，留下的痕跡也很短暫。對此，蘇軾看得清晰，但並不消沈。結尾兩句，他提醒弟弟，妳還記得當日壹起進京趕考的崎嶇歷程麽？道路漫長，人困驢瘸又嘶叫。
盡管人生偶然、短暫、虛幻，但只要我們的記憶還在，只要保存這份記憶的人還在，人生就有意義，就值得我們好好珍惜，堅定樂觀地活下去。由此看來，是什麽使我們成為人類？是記憶。記憶界定了人性，建構起我們是誰。
“烏臺詩案”結案後，蘇軾被貶往湖北黃州任閑職。深受打擊的蘇軾悲觀過、仿徨過，但依然珍惜當下，盡力過好每壹天。我們知道，時間本來是線性的、始終往前的。但是否要為壹個遙遠的目標，就忽略當下呢？
36歲時，蘇軾赴杭州任通判，途經江蘇盱眙龜山鎮，作詩《龜山》：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裏半天下，僧臥壹庵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遊。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頹今在不？大
意是說，這些年來，我走遍大半個中國，龜山這座廟裏的那位和尚已經長出白發。我整天東奔西跑，他始終安靜修行。無論是動是靜，都在各自的追求中消逝了年華。無所謂誰的人生更有意義，只不過各有各的初心、各有各的堅持。
在惠州，蘇軾詩雲“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傳遞出隨遇而安的生活狀態。據說，蘇軾的政敵讀到此詩後非常不滿，竟又把他貶往海南儋州。
當時，海南是中原人士聞之色變的蠻荒之地，歷盡宦海浮沈的蘇軾卻從容面對。他覺得讓自己去海南是“天其以我為箕子”。即自己到海南就像箕子去朝鮮半島壹樣，是去開化壹個蠻荒之地，而且是老天讓我去的，並不是皇帝或哪個權貴的旨意。
宋徽宗登基，蘇軾遇赦北歸。來到江蘇鎮江金山寺時，應寺僧之請，在別人所畫的蘇軾畫像上題了壹首短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從政治仕途和世俗角度來看，黃州、惠州、儋州應是蘇軾人生際遇最慘的三個地方，且壹次比壹次慘。但從個人思想境界的歷練和文化創造來說，這是人生中收獲最為豐富的三個地方，是文學事業、文化創作和人生思想的自豪總結。由此，“百東坡”可以濃縮為“三東坡”。
66歲時，蘇軾在江蘇常州病逝，“百東坡”、“三東坡”最終歸結為“千秋壹東坡”。
“祖法”與黨爭
“祖宗之法”是對北宋政治制度的壹個概括，具體表現為科舉取士制度的擴大完善、各級各部門權力的分割與制衡、鼓勵並保障士大夫的自由爭論等。蘇軾與時代的關系，自然深受這個“祖宗之法”的影響。
嘉祐六年，蘇軾、蘇轍應制科考試，雙雙中選，本該各得官職。結果，蘇軾離京赴鳳翔府任簽判，蘇轍卻等不來任命。原因在於，按照宋朝的制度，官員任命並非皇帝、宰相決定了就能生效的，還需由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起草壹份任命書。
如果負責起草的人不認可某個任命，就有權拒絕起草，則此任命作廢。蘇轍本來被委任為商州推官，但當時負責起草任命書的王安石把委任狀還給了朝廷，眉山蘇家與臨川王家從此交惡。
宋朝官員的外任制度也促成了蘇軾的“四海為家”。根據宋制，在朝任職的官員如果跟執政者意見不同，可以自願申請或被指派到地方上任職。這樣壹來，既不影響國家大局，也不會對持不同政見的官員形成太大打擊。
熙寧二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全面推行新法。支持王安石變法的被稱為新黨，反對者則形成舊黨。蘇軾本來是要求變法的，但對新法的多數具體措施表示反對，遂被視為舊黨人物，因而遭到王安石壓制，無奈請求外任。神宗皇帝惜才，命他出任知州，卻遭到新黨人士反對，不得不改派通判（知州的副手）。
元豐八年，神宗去世；繼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後垂簾聽政，廢棄新法，驅逐新黨，重用舊黨。剛剛履新登州知州的蘇軾被急召進京，20天內連升數級。不過，曾被新黨幾乎置於死地的蘇軾主張保留某些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新法措施，以利國利民。
司馬光去世後，舊黨失去權威的領袖，迅速分裂為蜀黨、洛黨和朔黨。蜀黨的權威是蘇軾，洛黨的領袖是理學家程頤。兩黨互相攻擊之際，蘇軾深感不宜在朝，便接連上奏請求外任。最終，他於元祐四年獲準出知杭州。
書寫與創造
中國古代有個文學批評術語叫“江山之助”，意謂某個地方的地理山川幫助作家寫出好作品。現代文化地理學則認為，文字書寫有助於地方特點的塑造。從壹定意義上說，蘇軾的作品就是我們“穿越”宋朝的絕佳指南。
蘇軾是壹位行蹤廣泛的美食家。各地的美食，都能從他的筆下體味到。蘇軾愛回憶老家四川的美食：白水魚、紫筍，美味又便宜；即使在冬天，也有很多蔬菜，“霜葉露芽寒更茁”。
蘇軾在陜西吃什麽？吃春筍和薺菜。在杭州又吃什麽？“只將菱角與雞頭。”雞頭，即雞頭米，就是芡實。蘇軾品嘗的，我們今天還在吃。
蘇軾被貶到湖北黃州，看到長江繞城郭而過，就想到江裏的魚壹定很美味；看到山上滿山翠竹，就感覺到竹筍的鮮香。真是愛美食，愛生活。到了廣東，自然少不了甜美的荔枝，甚至為了荔枝都甘願長住瘴癘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遠及天涯海角，善於發現美食的蘇軾也犯難了。當地蠻荒落後，蘇軾生活異常艱苦。他給朋友寫信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真是要什麽沒什麽。
當地人吃什麽呢？他告訴弟弟：“五日壹見花豬肉，十日壹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薰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蟆緣習俗。”幸好兒子用山芋做羹，蘇軾覺得“色香味皆奇絕”，可謂善於發現生活美之典型。
蘇軾足跡所及，壹面造福壹方，壹面書寫地方。所到之處，都因為蘇軾的到來而千古留名。在黃州貶所，他“三詠赤壁成絕唱”。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不在黃州，而發生在湖北鹹寧。
但黃州這個地方有壹個河岸，叫“赤鼻磯”，當地以訛傳訛，傳為赤壁。蘇軾聯系這壹點引申開去，竟讓這個地方聞名天下，所以又叫“東坡赤壁”或“文赤壁”，以區別於“武赤壁”。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學創造地方。
杭州此前已很有名了，但蘇軾使杭州的形象最終定型。現在提起杭州、提起西湖，不少人腦海中都會想到這四句話：“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從某種程度上說，蘇軾創造了西湖意象，框定了我們對西湖的理解。
安徽靈璧與蘇軾的關系，其實也應引起重視。此地本是壹個鎮，叫零壁，隨著發展壯大，升格為縣，改名靈壁，後寫成靈璧。
蘇軾先後三次經過靈璧，留下《靈璧張氏園亭記》《留題蘭臯亭》《乞罷宿州修城狀》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靈璧張氏園亭記》，提出了“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見解，後被人告發，成為“烏臺詩案”的壹大罪狀。
蘇軾通過靈璧認識了自我、確立了身份認同，在群體***同性中強調個體獨特性，並踐行終身。以往在研究蘇軾與地方關系時，多據其晚年自述而聚焦於黃州、惠州、儋州。現在看來，還應關註靈璧的奠基性作用。
據我所知，幾處紀念蘇軾的坡公祠都有壹副長聯。上聯概括了蘇軾壹生的仕途遭遇；下聯說的是蘇軾所到之處多西湖；結尾說只要蘇軾到過、書寫了哪些地方，那些地方即千古揚名，何其有幸。這恰恰是文化地理學的經典案例。
總之，蘇軾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百科全書式文化巨人。宋朝遠去了，蘇軾遠去了，但蘇軾的文化創造至今屹立不倒。他的作品多次被控告、查禁，他本人也被反復誣陷、貶謫，但他的作品永遠流傳。蘇軾築起了壹個讀書人的文化尊嚴。
參考資料：
百度百科-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