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家朱自冶出租房屋為生，收入很多，壹應事務又有經紀人代為辦理，所以每天唯壹的事情就是想辦法吃、喝、消遣。他不僅吃得又精又細，而且能把吃食講得頭頭是道。中學生高小庭和媽媽是朱自冶的遠親，寄住朱家，不交房錢，朱自冶便讓高小庭課余時間給他當跑街的、采買各處的風味小吃。高小庭在學校學到了革命道理，對朱自冶的寄生蟲生活忿忿不平。1948年冬天，高小庭投奔革命到解放區，沒想到解放後被分配回蘇州幹商業工作。解放後，朱自冶仍然有錢，繼續著每天進飯館、上茶樓的生活。因為他不抽不賭不嫖，沒幹過壞事，鎮反鎮不到他頭上，他反說***產黨把天下治得太平了，可以放心吃喝了。高小庭心裏有氣，成功說服朱自治的車夫阿二別再給資產階級寄生蟲當“牛馬”。朱自冶沒有車坐了，自然對高小庭懷恨在心。高小庭暗暗得意，認為自己使朱自冶學會了自食其力。後來組織分配高小庭去壹家名菜館當經理，他決心不再為資產階級寄生蟲服務，而要為人民大眾服務，於是把名菜館“改造”成大飯鋪。受其影響，其他名菜館也開始敷衍了事。朱自冶及其“食友”們無處可吃，丟了魂壹樣蔫頭蔫腦。朱自治為了吃上好菜而去舊政客的姨太太孔碧霞結婚。高小庭的改革造成飯店飯菜質量低劣也引起了許多幹部、工人的不滿，連老戰友也責備他他毀滅了蘇州的飲食文化。60年代初國家陷於貧困，饑餓威脅著每個人，朱自冶和高小庭壹起偷偷去碼頭拉大南瓜。拉南瓜的時候餓得皮包骨頭的朱自冶沈浸在對曾經享用過的美味的回憶裏，居然在幻想中創造了壹道名菜“南瓜盅”。到了“文革”，高小庭和朱自冶壹個是走資派，壹個是寄生蟲，都成了批判對象，高小庭還被趕出蘇州下放到農村。“文革”後落實政策，高小庭仍回蘇州那家菜館當經理。隨著經濟的繁榮，人們對吃的要求越來越高。高小庭的思想也解放了，又把大飯鋪恢復成名菜館。朱自冶則搖身壹變成為“美食家”，有好事者還借此機會成立烹飪學會，讓他擔任會長。在烹飪學會的成立宴上，高小庭百感交集、五味雜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