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 9 11 "
2001 9月12日上午，10點半左右，壹位中年婦女怒氣沖沖地推開我辦公室的門，用顫抖的手指指著我的臉，直截了當地問我:妳不是說只要有重要的事就可以見妳嗎？為什麽我昨天沒看見妳？
這壹刻來得突然，我沈默地站著，辦公室的其他同事都驚呆了。沒有人回答，沈默進壹步充滿了空間。這壹刻特別長。
看來這位姐姐並不打算久留，只是為了避免吐槽，話音壹落，她又瞪了我壹眼，氣呼呼地轉身走了。
那時候我們不在臺灣工作，在電視臺西門對面的樓裏。樓外沒有嚴密的警衛，樓裏還有很多其他的辦公單位，所以才有了大姐闖進我們辦公室的壹幕。
我不認識這個姐姐。奇怪的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她。也許是我被指責時的心虛讓我記不起她的樣子，也可能她只是為了譴責而來，平日裏並不在這棟樓裏工作；甚至，我根本記不起她的臉，因為她的話已經讓我刻骨銘心。
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我無法回嘴；換句話說，她責怪的不是我，而是我工作的央視。
之所以會出現這壹幕，是因為前壹天晚上“9.11”事件震驚了世界，而在這壹事件的傳播過程中，央視除了壹小段新聞外，幾乎無言以對。同時包括鳳凰在內的媒體全程直播，讓央視陷入尷尬境地。
這應該是怎樣的沈默和失語？
“9.11”事件發生幾分鐘後，我接到福建同學的電話。他大概是從臺灣省的媒體那裏得到的信息。他告訴我美國發生了重要的事情，迅速關註媒體。又問:妳會直播嗎？
我第壹時間打開電視，全面搜索。當時還沒有媒體開始報道。
我馬上拿起電話，打給了兩位導演，壹位是《時代》，時任東方時空總經理，另壹位是陳郁，時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
電話很短，更像是號令:美國出了事，好像是真的。如果妳想直播，請盡快通知我。我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出發。
電話放下不久，電視上就開始出現相關的現場報道，包括上海東方衛視、鳳凰衛視，還有我印象中的內地某衛視。像大片壹樣震撼人心的新聞畫面直接顯示在電視屏幕上，讓我更加焦慮。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壹個歷史性的事件，按理說我們不應該缺席。
我家離電視臺有五到十分鐘的車程。只要直播排好了，我就很快到位。
然而，電話響得很慢。新聞事件的進壹步發展，壹分鐘的失手，意味著新聞正在迅速消亡，正在進入歷史陣營。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懂。無聲電話的另壹邊，應該是另壹個電話。爭取、勸說、擔憂、期待……所有記者都有同樣的沖動和擔憂。我相信時間和陳郁，我也相信央視是面對大新聞時最本質的沖動。
電話還是沒響。當我打開電腦的時候，網上已經有很多噪音了。可悲的是，幾乎所有壹邊倒的網上留言都在幸災樂禍。
那時候不知道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道這些生命裏會有多少中國人。可能就在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幾年後。因此，壹種憤怒無法消除。“9.11”的意外到來，給了很多人壹種解恨的感覺。然而，這是壹種多麽可怕的情緒，這種情緒中又隱藏著怎樣的對生命的漠視。
看著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是以後直播，我該說什麽，該怎麽悼念我的壹生？
然而，我註定沒有這個機會。“9.11”事件的直播將註定不會出現在央視屏幕上。因此，央視將在很長壹段時間內承擔壹個它根本無法承受的負擔。
電話終於響了。此時，各路媒體的直播已經過去了半個多小時。電話是當時打的，內容也很簡短:“洗洗睡吧，結束了，不直播了。”
我能聽到時間的無奈和痛苦。當然，我也能聽到央視人之前的掙紮和要求，但壹切都要戛然而止。
作為媒體，即便是央視也天然對新聞事件有著直觀的渴望，自己放棄這種報道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後來成為中央電視臺新聞部副主任的羅明當時在美國。事發後，他很快證實了真相，並聯系了家人，希望能為可能的舉報提供支持。
但是，央視必須服從命令，而我只是壹個小卒子，要求打架顯得那麽微不足道。也許有人擔心我們直播會顯得我們在看美國笑話，那就更“大氣”壹點，不要直播了。但恰恰是這種“氛圍”吝嗇了許多，錯過了壹段真實的歷史。
當然，說到原因，也有其他版本的解釋:主管領導不在國內，聯系不上，自己做不了主...但無論什麽版本，結局都是壹樣的，我們已經錯過了直播。
那壹夜，我幾乎沒睡，我相信，那壹夜在央視，我不是唯壹壹個沒睡的人。
八年後，在2009年，我去做“嚴嵩看美洲”。在華盛頓，有壹個新聞博物館，在壹個展板上，是2006年9月12日，也就是“9.110”的第二天，被世界主要國家最重要的報紙刊登。幾乎壹樣的選擇，無論哪個國家的報紙，頭版都是昨天發生的“9.11”。唯壹的例外是中國的大報，它的標題是別的。“9.11”只是壹個小豆腐塊，換句話說就是隱藏。
這個“例外”太耀眼了。看來美國人困惑的是這個“例外”而不是我們的“氛圍”。
那是美國的“9.11”事件，卻在遙遠的中國留下了壹些“傷口”。但是，多虧了這個“傷口”，人們開始集體思考媒體的責任和義務。
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大姐對我的指責，是壹種期待之後的失望，是壹種超越自身利益的良心和責任。我會壹輩子記住，雖然有時候光是我壹個人記住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