臚列上詩,可見曹與杜確有可比之處,筆者根據有關材料,略加排比如下:
(壹)奉儒守官之家,翰墨書香門第。杜甫家世史有明文,《舊唐書·文苑傳》:“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父閑,終奉天令。”官雖未曾顯達,也非寒門。杜甫於《進雕賦表》中自述道:“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杜甫又有詩“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對乃祖在詩歌上的成就頗為自得。杜甫的早慧(“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壹囊”),與其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杜甫的詩藝,早年在家風的熏染下無疑奠定了基礎。青少年時代的仗劍負氣之舉,“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輕狂”(《壯遊》),培養了指導他壹生的憂國憂民的俠義心腸。
杜甫終生從事詩歌創作,即使生前潦倒、身後寂寞,但因詩歌在當時、杜詩在後世的崇高地位,而使杜甫之身世附麗而傳。可千年之後的曹雪芹雖然也以詩知名於朋儕之間,但他畢生追求的卻是小說之道,小說不為士大夫所重,自當不能登大雅之堂,再加上曹氏家族特殊的政治原因,致使曹雪芹家世淹沒無聞幾二百余年,1921年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才首次將塵封零散的曹家故事公之於眾,後經眾多紅學家的爬羅剔抉,其基本情況已經探明。相對而言,曹家比杜家位高勢重。雪芹曾祖曹璽之妻竟為康熙乳母,所以康熙當政後,對雪芹祖父曹寅體恤有加,恩準其為江寧織造達二十年之久(1692—1712),曹寅死後,曹?、曹兆頁又連任其職。直至雍正五年才“家亡人散”。曹門三代皆被“浩蕩皇恩”與杜家有極大懸殊,這雖然為極榮耀之事,但也正合了秦可卿預言的“登高必跌重”的結局。曹寅作為曹家最顯赫的壹代,並非為“祿蠹”之流,曹寅本是壹個文學風雅之士,著名收藏家,校刻古書、刊印精本,做了壹些儒雅之事。盡管曹寅死時(1712),曹雪芹尚未出世,但其家道之衰卻是雪芹13歲(按生年1715年計)之後的事了,畢竟他有機會在少年時代享受“天恩祖德、錦衣紈衤誇、飲甘饜肥、父兄教育、師友規談”的貴公子生活。他後來在《紅樓夢》中表現出的高超的文學技巧,固然與他的生活磨難相關,但也與其少年時代的家學傳承無疑是分不開的。
(二)詩人偏從末世來,誰知愛慕此生才。盡管杜、曹皆生於社會地位較高的官宦文學之家,但都是生不逢時。他們的家庭在經歷了長期的政治周旋之後,至詩人出生時,已到了“運終數盡、不可挽回”的“末世”了。末世思想根生於“家國”觀念,中國古代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社會結構非常重視家庭的延續、家族的盛衰,但是“榮辱自古周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紅樓夢》第十三回)。任何壹個家庭都不可能永保常全,即使是皇族也不例外。末世觀念壹般含兩層意義,壹指時代之末,官場腐敗,社會黑暗,乃是末世之兆;壹指家族之末,人事頹敗,家門壞朽,從高位跌至底層。
杜、曹所處“末世”又有所不同。杜甫不僅生於家族之末世,更重要的是他恰逢社會之末世。而其家族之衰敗與時代壞朽是緊密相連的。玄宗雖稱明主,但僅在開元年間至天寶後期,因年齡老邁,自以為天下太平而生享樂之心,再加上適逢絕色佳人楊玉環,於是寵美人於深宮之中,授權柄於奸宦之手,終至釀成毀國大禍。末世之中,天下離散,軍閥驕橫,國器示人,生民塗炭。杜甫生於茲,親身感受了山陵崩毀的政治厄難。杜甫於天寶五年(公元746年)進入長安,尋求發展機遇,但是舉目悲涼。皇室宴遊無度,貪官汙吏橫行。經十年困頓,壹無所獲。從家庭的角度而言,至其父,家道已入貧衰,區區壹縣令,在當時門風盛行、攀比富貴的大潮中,是找不到政治依托的。沒有高官貴戚為其蔭護,杜甫只得以乞求的方式向達官貴人直至皇上推銷自己。社會與家庭的雙重沒落致使杜甫在強烈的渴望中“居然成?落”,這真是“才自精明誌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探春判詞)。
曹家鼎盛於康熙年間,應該說不在社會之末世。眾所周知,清初經近百年的征伐削藩,到康熙年間已進入所謂“康乾盛世”的時代了。終康熙壹朝,漢滿對峙的情緒已明顯淡化,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樂其所。但是曹家的興起既然為康熙之恩惠,那麽隨著康熙的棄世息政,曹家就必然會因福為禍。康熙身後,雍正通過血腥手段取得皇位,即對康熙舊臣大加撻伐,曹家也正是在雍正初年因壹樁“郵亭騷擾”案而牽涉到任上虧空等民事、經濟原因被抄家,其實它的本質是皇權交替過程中的政治迫害。所以曹家之末世與杜家之末世不同,曹家末世乃指康熙政權的衰亡,雍正政權取而代之,與康熙政權相伴生的曹家在雍正初年的茍延殘喘正是這個家族的末世。曹雪芹在幼年時期就經歷了家族如此劇烈的衰變,那才是真正的生不逢時。杜甫既生於末世,其詩歌水平再高,卻不為時人所重,也就不足為怪了。唐代雖被稱為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但在當時,詩歌的藝術價值並不壹定是詩歌最高價值的體現,只有經過歷史汰洗之後,藝術價值才可能被最終定位,所有藝術品在當時之所以引起重視還附有許多非藝術因素。在唐代,詩人的出身,詩人的交遊範圍,詩人受到誰的賞識,詩人作品的仕進功能,是其作品是否受人歡迎的重要因素。杜甫家道中落,交遊者多為失意者,並無貴人相助(所謂“李邕求識面,王翰願蔔鄰”並無實際效果),並且他也未因詩而取得功名,所以,盡管作者窮其心力、孤往冥行而達到了高妙不可等閑的藝術境界,其作品也仍然被冷落了數百年。杜詩在詩的時代尚且如此,更何況曹雪芹不識時務地畢其壹生從事小說創作了。《紅樓夢》在作者生前就廣為傳抄,後來“好事者每傳抄壹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程甲本序)。很多達官貴人雖然心儀已久,也未必敢於閱讀,弘日午眉批永忠《吊雪芹三絕句》:“《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壹見,恐其中有礙語也。”因此,盡管《紅樓夢》能夠“不脛而走”,卻未能為作者贏得生前的名聲,反使其身世“失落無考”,湮沒無聞。
(三)從生活到藝術:窮、酒、淚、詩。因生活困頓而皈依詩文之道,這是古代文人走向成功的常規之路,也是文學藝術最終能臻於妙境的公理。杜與曹可被視為兩個十分相類的典型。窮是壹種現實的缺憾,文人往往通過抒寫懷抱、憤世疾俗來彌補這壹缺憾。所謂窮,並不僅僅指生活上的窮困潦倒,更是指懷才不遇、流落江湖、前途渺茫、日暮途窮。杜甫在度過“裘馬頗輕狂”的青少年時期之後,才開始感到生活艱難和理想實現的渺茫,從此之後,詩人在窮困、窮途之中終老其身。曹雪芹遭遇家敗人亡,已完全沈淪於下層。窮而後生愁,“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在窮愁的煎熬中,酒便成了真正的“知音”了。杜甫不象李白善於狂飲,但他作《飲中八仙歌》褒揚激賞善飲者。杜詩中關於飲酒的詩篇不勝枚舉,嶽麓版《四部備要》本《杜工部集》卷九有十多首詩,連續用飲酒事: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之九)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同上之十)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重過何氏五首》之五)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杜位宅守歲》)無計回船下,空愁避酒難。(《與雩阝縣源大少府宴?陂》)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崔附馬山亭宴集》)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贈翰林張四學士》)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陪李金吾花下飲》)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贈高式顏》)酒酣之際,詩興大發,李白如此,杜甫也不例外。但杜甫飲酒似有節制,不是借酒佯狂,而是細細品味,點點入心,具有成熟醇厚之風。所以其詩歌亦多莊嚴凝重之作,是發酵充分、積年封存的老酒;與李白充滿少年情懷的意氣風發之飲大有差別。相形之下,曹雪芹在窮愁之際,多曠達情懷,渴酒如狂,卻不露窮愁之色。鹿車荷鍤葬劉伶。(敦誠《挽曹雪芹》)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賣畫錢來付酒家。(敦敏《贈芹圃》)醉余奮掃如椽筆。(敦敏《題芹圃畫石》)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張宜泉《傷芹溪居士·序》)曹之朋輩往往將他比之於阮籍、劉伶,就是說,他的飲酒有魏晉的名士風度,有看破紅塵者的瀟灑,若說杜甫為老酒,那麽曹雪芹就當是仙醪玉液了。窮愁而賴酒以澆,愁至深處或酒至酣暢之間,往往“有淚如傾”。杜甫在詩歌中非常善於哭泣,他繼承了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哭法,長歌當哭,長哭當歌,壹部杜詩,不僅為“詩史”,也可稱為“痛史”、“淚史”。他哭歷史上的不得誌之徒:“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悵望千秋壹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他哭不遇而亡的故人:“吾民哭孤冢,南紀阻歸楫”(《八哀詩》之二),“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多”(《哭李尚書》);哭時世:“少陵野老吞聲哭”(《哀江頭》),“感時花濺淚”,“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白帝城最高樓》),“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羌村》之三);哭親人:“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壹身遙”(《野望》),“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月夜》),真是“哭聲直上幹雲霄”!涕淚縱橫,皆因痛楚之深,所以杜甫毫不掩飾自己的眼淚,因為他遭遇了太多的不幸,體會了人世的辛酸。
曹雪芹身世無聞,但他的朋友既說他有魏晉風度,似乎不應有啼哭之狀,應該是通脫傲世的,其實不然。《紅樓夢》第壹回,作者就自白道:“滿紙荒唐言,壹把辛酸淚。”批書者也認為“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甲戌本眉批)在作品中,作者竟然設計了壹場空前絕後的“還淚”姻緣,聽起來素所未聞,但若對現實人生略加考察,還淚之說便不那麽突兀了,它實際上只不過是生活苦難、愛情悲劇的濃縮影象。
窮、酒、淚、詩,這是壹條常規之道,天才也是從這條常道上走來的,但這條看似風景依舊的通衢對人的塑造、給人的啟迪卻是千差萬別的,天才的詩人,往往能化平常為奇跡,依淺顯而築深奧,這其間,還須依賴他們各自不同的個性差異和主觀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