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中原地區移民的流動和南下就沒有客家民系，這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然而，遷徙的原因主要是兵燹戰亂、國破家亡，這就使得遷徙帶有被迫的性質和悲愴的色彩；也正因為如此，這種流動也使他們更加看重舊有的文化基礎和觀念形態。中原文化中牢固的本土意識和人文精神時時振動著這些移民的靈魂，使得他們在觀念上和漢文化精神始終難以分離。另壹方面，完全改變了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又迫使他們改變著舊有的文化(至少是局部地改變)，必須建立壹些適應新環境、新形勢的新文化而對過去有所揚棄。這樣，客家文化必然具有兩重性：壹是有意識地對舊有文化予以保留；二是被動性地對舊文化進行改革，這成為客家文化的格調，也成為客家文化的特質。不管是對舊有文化予以保留還是進行改革，也都無法脫離中原文化這個母體來源。
壹
所謂“客家”，包含著兩層含義：壹是“客”，指外來移民；二是“家”，指由中原南下，舉家遷徙或落地成家的那些豪門望族。
從歷史上看，客家先民多為中原地區、尤其是豫州的居民。其遷徙最早始於西晉末、東晉初。《晉書·地理誌》豫州條雲：“永嘉之際，豫州淪於石氏。元帝渡江，於春谷縣僑立襄陽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以當陽縣流人渡江，僑立為縣，並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北方少數民族大舉南下，最後壹舉滅掉西晉，中原震動，豪門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這場大變動中受沖擊最為嚴重的是京畿豫州壹帶的士族豪門。隨著東晉政權在南方的建立，他們紛紛遷移南下，而東晉政權為了延攬和照顧這些士族，開始在南方設立這些外來移民的居住僑郡，並以北方地名來命名這些僑郡，以照顧他們的意識和心理。據《晉書·地理誌》記載，所設僑郡中規模最大的是“豫州”。由此可見從河南地區來的移民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為了最大限度地照顧這些貴族的利益，東晉又設立了“給客制度”，它直接演化成為“客家”這壹稱謂，並為客家民系的組織制度和社會結構輸入了更大的活力。《南齊書·州郡誌》雲：“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當時，北方大姓幾乎全部南移，由於受到東晉政權的保護，這些遷移的北方人並未衰微，反而日漸興盛，這就為後來的屢屢南移提供了壹定的動力源。
從整個客家人的遷徙路線來看，按照歷史的劃分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五次：第壹次是東晉初期的“中原望族，相率南奔”。他們來自中原，大多落在江淮壹帶，至皖贛者為多。這次南迂，由於有著東晉政府的種種照顧政策，很快趨向於穩定，並壹直保持了五個世紀。唐末社會動蕩不安，黃巢農民起義軍的兵鋒縱橫南北，這些名門望族受到極大的威脅，客家先民第壹次逃難後的落居地正當黃巢起義軍展轉往復的要沖，在這種情況下，遂開始第二次遷移，即由皖豫鄂贛等第壹時期落居地，再遷至皖南及贛東南、閩西南和粵東北地區。第二次遷移後穩定了三百年。後來，金、蒙古相繼占領北方，並日益南侵，客家先民不得本又壹次遷移，這第三次遷移乃是壹部分由第二時期舊居，分遷至廣東東部和北部。經過五百余年之後，客象人又開始了第四次遷移，時在明末清初之際，滿清人南下入主中原，受禍烈最為嚴重的部分客家人，從第二或第三次遷移舊居，分遷至粵中部和濱海地區及川桂湘臺等地，壹小部遷至貴州南邊及雲南。客家的最後壹次遷移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部分客家人又遷至粵南及海南島，有的流寓海外。至此，經過五次遷移，客家人的居住範圍已基本穩定，表現出現今所呈現的客家分布態勢。
由於中原傳統文化的熏陶和不斷顛沛流離十使得客家人最重家世譜牒，這數次遷移的始因和路線都十分詳盡地記述在他們的譜牒中，不管如何遷移，他們始終都對自我的起源地難以割舍忘懷，常常“述本源流”。在現今所能覓到的客家人族譜中，總是對先世的故居極盡緬懷之情，而他們的祖籍大多在中原地區，其中以河南較多。
客家的概念和群體是歷史上中原部分居民經過不斷遷徙和流動形成的，是歷史所造就的壹種文化人文現象。然而，從中原人到客家人畢竟還有壹個契合點和轉折點。由於客家的概念主要是居住地點的變更，那麽，這個轉折點也體現在其遷移過程中的中轉環節。考察客家人的遷移，可以發現，福建寧化石壁鄉是客家遷徙的中轉環節，是中原移民轉化為客家人的裏程碑。從大量族譜和方誌記載來看，寧化石壁鄉在客家遷徙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客家人稱道和記銘之所在。客家人從中原遷徙到南方乃至世界各地幾乎都經過了寧化及其石壁。寧化西北有武夷山脈作為屏障，自外入閩又有壹條較為平坦的狹長地帶作為通道，而中原移民在這裏集結、休養整息之後形成了較為整體化的移民集團再向閩粵等地整股流寓，從而開始了真正的客家人時期。因此，凡流寓這裏，並在這裏認定***同族系的中原移民就轉化為客家人及其後裔，它成為客家人的界定尺度和標準，而在歷史實際上也確乎如此。
客家人的稱謂形成於唐宋，《舊唐書·食貨誌》、《太平寰宇記》、《元封九域誌》、《輿地紀勝》等書中都曾”提到“客”、“客人”、“客家人”、“客族”。記述客家人經過寧化石壁的壹些重要譜牒文獻，如梅縣《丘氏族譜》、嘉應《劉氏族譜》、興寧《廖氏族譜》、平遠《姚氏族譜》等，記其經寧化也是在唐宋這兩次遷徙時期，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在實體上，客家民系在這個時期已經形成，並由此形成了別具壹格的客家文化。
二
客家文化是在遷移過程中，根據環境的變化需要而成型的文化，它秉承著中原文化的主核，而延伸著新環境新條件下的文化需求，從而既創造壹些新文化內容，同時也恪守著中原文化傳統。由於客家人在流動中始終是集團式或家族式的遷移，有著相對封閉和單壹的生存空間，又由於這些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區具有較高文化知識的名門望族，所以，由他們所保存下來的壹些中原文化，也相對較為原型和純正。
恪守禮教，重倫理、倡道德，是中原文化的壹大特點。客家先民本身就是中原地帶的高知識階層，自然極為重視這個傳統文化中的基本內容，所以特別重禮教、倡文風，古樸求真，發憤求學，勇於進取。臺灣學者陳運棟先生對此總括為：“客家雖自中原南遷，然其重道德、重義氣、重禮節、重理智、性剛強，仍具古風。保存漢族血統，最為純粹。語言風俗習慣，猶是中原遺風。其守禮節、重道義、好學問、講倫理，均表現中原民族氣質……客家，就其語言與精神表現，均具中原古風”。著名學者羅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指出，這種“客家精神”乃是“中原精神”的最好體現和發揚。客家人集中的嘉應地區《嘉應州誌》卷八禮俗引《大清壹統誌》雲：“民俗質實尚勤儉，重本薄末，地狹民瘠，尚氣輕生。君子質木，小人悍蔽，俗稱謹願。”又引王誌雲：“溫飽之家益敦儉素，輸賦奉公，不事鞭撲。士喜讀書，多舌耕，雖困窮至老，不肯輟業。”王象之《輿地紀勝》載：“方漸知梅州，嘗渭：‘梅人無植產，恃以為生者讀書壹事耳’，可見州士之讀書，自宋已然。”這種情況與中原古風如出壹轍。
重禮教、喜讀書是壹種文化習慣，它的實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尤其是對傳統學術的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最高體現，而客家人也把儒學奉為經典。在客家人的較大聚居點，幾乎都修建有學宮和奉祀孔於的場所，歲時祭拜。對於傳統學術，客家也不乏儒學鴻師。據有關史書所記，客家人為碩儒者，在宋有長汀楊方、寧化張良裔，俱人史書儒林。明代理學大盛，客家人研究理學而有成就者更多，著名的如惠陽葉春芳、葉天佑，信豐俞溥，龍南月華，南康劉昭文，興寧張天賦，長汀揚昱等數十人，俱名重壹時。清代及近代，客家的經師及學問家、文學家、詩人、書畫名筆更層出不窮，形成了有著自身特征的學術流別。
客家人恪守禮教，自有壹套與之相符的倫理道德。環境的變遷和條件的困難使他們更為重視家庭，關系和家族團體，中原文化的人文精神時時深化著家群觀念。作為社會最基本單位的家庭是他們精神和生活上的直接寄托和依靠，對家庭的依賴成為他們的生存意識而滲入心理。在這種心理意識上所形成的壹系列品格——忠於家庭、孝順父母、悌友兄弟、和睦毗鄰也成為客家人倡導的倫理規範。
客家人最講“木本水源”，他們對於自己祖先的經歷如數家珍，永不忘懷，並由此而尊奉家族制度。客家人尊奉並大力提倡數世同堂，早在唐、宋時，這種情況就十分明顯；《資治通鑒·唐紀》記客家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其所以能***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余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宋史·孝義傳》記客家人陳兢“長幼七百余婦，不畜蔔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壹席……鄉裏率化，爭訟稀少”。這種家族群體在客家人的生活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對內謀求經濟的自給自足，養老撫幼，教育子弟，祭祀祖先；對外則防禦外侮，以集體的力量保護家族的安全。在客家的大家族中，分工細致合理，行業完備，若壹行失敗，則可由它行彌補，不致空缺。大家庭內由家長主持，如家長健在，雖子孫滿堂也不分家。人數增多則營造房舍，逐漸形成“圍壟房屋”，這壹被日本藝術大學茂木計壹郎教授所稱頌的“自天而降的黑色飛蝶”顯示了客家人居住文化的基本特色，被稱為“世界上獨壹無二的、神話般的山區建築模式”。這種具有居住功能和安全功能的房建群，也反映了客家人的濃重家族觀念及其親和力。
客家人祭祖是壹件大事，至今仍然如此。正月祭祖，供品須擺至十五天才撤去。守歲之夜，全家聚集在祖先靈位前，老人給兒孫講述祖先功績，教諭後輩，通霄達旦。《中華舊禮俗》引客家人節日歌雲：“正月是新年，燒香奉祖先”。祭祖活動既有隆重莊嚴的儀式，也有熱鬧歡快的祥和氣氛。節日期聞如初二回娘家、臘八和祭竈等，仍明顯體現著中原文化的風彩。
幾次遷徙也使客家人處於大型或小型的流動狀態。在遷移時，不管多麽艱難險惡，他們往往把祖先的骸骨出土背著出走，到新住處時，再按禮重新安葬，在遇到危難時，如兄弟被迫分離，則必分抄族譜，牢記宗系，以備將來“敬宗睦族”；它無壹不是由血緣關系紐帶長期締結成路中原人文的延續。
客家人的婚禮和喪禮也充分體現了中原文化的特征。人種的蕃延和個體的死亡是人類社會中永遠出現和重復的事實，是無論任何民族或部族都不可避免的，而由於生產方式、經濟來源、生態環境、人文心理的不同，婚喪禮儀也千差萬別。在這兩則永恒主題上抽象出來的禮儀，也顯示了不同文化的不同特質子對於客家人來說上無論怎樣顛沛梳離，對以保證自身蕃延的婚禮和人生歸宿的喪禮，都依然遵奉祖先的垂訓，體現著“中原人”的行為習尚。臺灣學者鄧迅之先生稱：“客家人的祖先來自中原，而且歷代都保存中原的傳統文化，所以他們的婚姻禮俗深受古時風尚氣習的影響；也就是說，客家人的婚姻觀念，仍以傳統的‘傳宗按代’為目的”。從歷史上的情況來看，客家的婚姻禮儀，基本上都按照著中原古禮中的婚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徽、請期、親迎六禮來進行。在西方文明傳入中國之前，基本上遵循著舊式婚禮和舊式程序。隨著社會的發展，即使當中原地區的婚禮隨時代變化也簡單化和自由化之後，客家的婚禮仍然據中原古禮進行。在這方面，由於生存的內向性，他們所體現的中原文化傳統甚至比中原地區還要明顯，客家人的喪禮也和中原古劄難分軒輊，從人彌留之際到成服、守靈、入葬和服喪，都保留著中原文化的傳統習慣。這種莊嚴肅穆的哀禮加上客家人的細心和恰到，往往把親屬的悲哀宣泄得淋漓盡致，客家人既恪守風習又十分懂得使用感情。
以上我們林林總總所述的壹些客家文化現象，顯露出明顯中原文化特征。但這並不是因客家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所致，而是客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原文化的壹種推進形式，上述只是與中原古文化相比，在推進過程中依然恪守和保留的東西。由於諸多原因，客家文化對傳統的保留甚至比中原地區的保留更正統、更純執。不過文化本身畢竟是隨著生存環境而產生、發展和變化的，客家人畢竟已遷出中原而定居在與中原風物有很大差異的生活空間，必然對自身原有文化、特別是物質文化進行改造和更新。例如飲食文化，由於生活環境的改變，土質生態物產的改變，要想保留中原的傳統膳食結構已不可能。其它諸如居住、營生、新的神祗崇拜、衣服被飾等等，也與中原同類文化發生了重大差異甚至大相徑庭，這是文化發展中的必然情況和正常現象。
三
語言是顯示壹種類型文化特點的重要方面。客家浯言是維系客家群體的意識憑籍和精神力量，幾乎成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於源於中原，故客家語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現。
從民族源流而論，客家就是漢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漢族大姓，由於漫長的封閉狀態，他們的漢族血統似乎更為純正。語言是居住***同體內交流思想感情、生產生活的第壹文化要素，這些清高孤傲的貴族後裔，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特的語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語言中保留著許多漢語古音，尤以唐宋之際為最多。陳灃《東塾集》稱：“嘉應之話，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嶺外三州語》：“廣東惠、嘉應二州，潮之大埔豐順，其民自東晉末逾嶺，宅於海擯，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余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
語言的傳布不外有兩個途徑，壹是自小學語的生活語言；，壹是授書課讀的書面語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較高文化水準，接受的書面語言更多。這在古代被稱為“雅言”。所謂雅言，是相對摒除了“俚語”的那些文明語。在現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語言中，仍保留著大量的這些古代雅言，它們往往可以在古語中找到壹致的對照。如客家語中，稱我為吾，妳為若，他為其，他的為厥，太陽為日，姐為姊，沒有為無，吃為食，喝酒為飲酒，稀飯為粥，漂亮為艷，骯臟為垢膩或穢，胖為肥，散亂為闌珊，好了為好矣，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規的文學用語。我們只要稍稍涉獵壹下古代漢語，便會發現古漢語傳承至今的各方語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語言。諸如此類的用語在客家話中比比皆是。實際上，在真實的文化生活中，客家應用雅言所達到的口語化程度和古代相差無幾。其實，在古代中原地區，也恐怕只是知識分子在寫作時才用，這些雅言詞匯。而有著較高知識水平的客家先民，在遷徙過程中面對南方陌生的語言環境，為了準確壹致地名物狀義，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識地推廣到、固定到生活口語之中，並成為壹種傳統。它無形中使中原古語—脈相繼地沿續下來，成為客家語言的重要內容。
客家話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這種保留的程度比現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統、更規範。例如《詩經》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壹部詩歌總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詩歌，尾字總要韻，但用現今時普通語音來說，卻不盡然。《詩·齊風·南山》：“葛履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其中的雙、庸、從應該葉韻。但由於中國語音至唐壹大變，開始分韻，所以現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國，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話中，卻對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話誦讀上詩，卻可以瑯瑯上口，韻切分明。
客家語言的研究，是壹個非常專門化、難度很大的課題。從總體來講，無論是從音韻學方面或訓詁學方面，方言學家都認為客家方言與中原古語，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漢語最為相近，它保存著許多古中州音韻語匯，有濃厚的古中州風俗色彩。其實，這些說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語，並非單壹時代空間內的古音語匯，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韻語匯，它與客家先民南遷的不同時代、不同出發點及所經歷的站點密切相關，之所以能保存著這些古音，則主要由於客家人的“寧賣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於客家人“多居山地”，處於封閉的生活環境。而這種語言的形成，則是客家人向客家群體歸屬的基本條件。客家方言作為壹種文化現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於客家民系的總體文化之中，昭示著自己祖先、來源的壹面明鏡。
客家文化與中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從客家部類文化中梳理追溯，總可以找出中原文明的某些原型或是影子。但是，從客觀的文化形成而論，客家文化畢竟是不同於中原文化的另壹類文化形式，它也不能描述成派生出來的中原亞層文化。客家文化就是客家實體文化，它是在中華民族大文化背景，社會歷史變化中的產物，是局部文化運動嬗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