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生態平衡的壹個例子

生態平衡是壹種動態平衡。比如壹個生物種群中的個體在不斷地死亡和重生，但總體來說，整個種群並沒有發生巨大的變化，所以系統保持相對穩定。生態系統壹旦失去平衡，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連鎖後果。比如，上世紀50年代，中國開展了消滅麻雀四害運動。然而，在麻雀被大量捕殺後的幾年裏，發生了嚴重的蟲害，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後來科學家發現，麻雀在自然界吃了很多蟲子。麻雀消滅了，天敵沒了，昆蟲大量繁殖。結果，蟲害爆發，造成農作物歉收的痛苦後果。生態平衡是大自然花了很長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動態平衡。壹旦被破壞，有些平衡是無法重建的，後果可能是人為努力無法挽回的。因此，人類應該尊重生態平衡，幫助維持這種平衡，決不能輕易幹涉自然，導致這種平衡被打破。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總是在正常情況下(沒有外力的劇烈幹擾)順利進行，同時生態系統的結構保持相對穩定，這就是所謂的生態平衡。生態平衡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系統中的物種數量和種群規模相對穩定。當然，生態平衡是壹種動態平衡，即它的各項指標，如生物的產量、種類和數量，都不是固定在某壹水平上，而是在壹定範圍內來回變化。這也說明生態系統具有自我調節和維持平衡的能力。當生態系統中的某個元素出現功能異常時，其影響會被系統做出的調整所抵消。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是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的。如果壹個渠道不通，其他渠道會起到補償作用。隨著汙染物的入侵，生態系統表現出壹定的自凈能力，這也是系統調節的結果。壹個生態系統的結構越復雜，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的方式就越多，調節或抵抗外力影響的能力就越強。反之，結構越簡單，生態系統維持平衡的能力越弱。農田和果園生態系統是脆弱生態系統的例子。壹個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外力的影響超過這個限度，生態平衡就會被破壞，生態系統會在短時間內發生結構性變化。例如，壹些物種的種群規模會發生巨大變化，而另壹些物種可能會消失或產生新的物種。但變化的總體結果往往是不利的，削弱了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這種超限影響對生態系統造成的損害是長期的，生態系統恢復原狀往往需要很長時間，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變化，這就是生態平衡的破壞。人類作為生物圈的壹員，目前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大於自然力，而且主要是負面影響，成為破壞生態平衡的主要因素。人類對生物圈的破壞性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壹是將自然生態系統大規模轉化為人工生態系統，嚴重幹擾和破壞了生物圈的正常運轉，農業發展和城市化就是這種影響的典型代表；二是生物圈中的大量資源，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資源，嚴重破壞了生態平衡，森林砍伐和水資源的過度利用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三，人類活動產生的產品和廢物過度輸入生物圈，嚴重汙染和毒害了生物圈的物理環境和生物組成部分，包括人類本身，以化肥、農藥、除草劑、工業廢物和城市垃圾為代表。中國壹直以“野味”為美食。近年來，社會上的吃喝風日益盛行，城市餐館爭相用“野味”吸引顧客，這種現象從南方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很多新富都吹噓“野味盛宴”，菜單上不僅有壹般野生動物，還有國家壹、二級保護動物。此外，飼養野生動物作為寵物或制作標本用於家居裝飾，正在成為壹種新的“時尚”。壹些城市人喜歡“野味”“野物”之風，激起了農村大規模捕殺野生動物的惡性浪潮。因為禁槍，投毒成了它的主要手段。前不久，山西《忻州日報》發消息驚呼:晉陜蒙交界地區鳥獸中毒，造成“百山無鳥，萬景獸不見”的嚴重局面；在壹些省市，當地的野生動物被吃光了，從外地甚至國外非法進口大量野生動物供應餐館。然而，劇毒野生動物進入市場，對消費者的人身和環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還有壹些馴養場打著“合法”人工養殖的名義買賣野生動物。其實大部分都是直接從野外捕捉或沒收的“真”野生動物，涵蓋了非法狩獵和管理。投毒捕捉各種野生動物，必然導致嚴重的生態失衡，使我國自然界的大量鳥獸面臨滅絕，反而會促進大量害蟲、老鼠滋生。後果不堪設想。中國民間反對籠養野鳥的活動已經開展多年；1999春節前夕，自然之友等十余家民間環保團體與食品行業老字號稻香村食品集團聯合發出“不買不煮不吃野生動物”倡議。在1999廣東省人代會上，有代表聯名建議廣東省制定地方性法規，禁止野生動物。這說明社會上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抵制這種陋習了。根據上述情況，為了保護我國的生態和資源，革除傳統陋習，樹立新的社會風氣，我們建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就此問題進行普查，並在此基礎上向全國人大建議擴大原《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保護範圍， 應該嚴格限制出於商業目的捕捉和捕獵各種野生動物，以便更有效地保護更多的野生動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大規模建立自然保護區。65438年至0998年，在長江上遊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還草政策。與此同時，扶貧開發項目也如火如荼，迅速提高了貧困地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然而，人類生產生活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沖突。有些地方，人與自然爭奪每壹寸土地。麗江某林業局負責人說，“有些人總認為森林是國家的，保護是政府的事，而自己卻站在了對立面。所以盜伐屢禁不止，這是保護森林最大的難點。”科學家發現，許多少數民族在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長期發展中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在那些被土著居民稱為“聖山”的地區，植被很少被破壞，生物多樣性最原始的狀態壹直保持著。然而這種禁忌文化壹旦被破壞，生態環境往往面臨毀滅性的災難。因此，在科學家看來，依靠當地的民族習俗和傳統觀念是保護生態的重要途徑。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楊福泉博士講了壹個真實的故事:麗江地區玉龍雪山腳下的玉湖村，世代沿襲長老會制度。村裏德高望重的老人照看周圍的樹林，甚至做壹張新床都需要長老會的批準才能砍伐壹棵樹。然而，幾十年前長老會被廢除，玉湖村的人們開始肆無忌憚地砍伐樹木。集體林被砍後，斧頭甚至深入玉龍雪山。天然林保護工程實施後，非法采伐仍時有發生。恢復禁伐令和玉湖村被破壞的植被，似乎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文化研究的範圍不僅僅是文學、音樂、經典，還包括壹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產生活方式。更何況，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本身就是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楊福泉感慨道。關註當地人民是許多科學家對解決保護和發展問題的理解。雲南省生物多樣性與傳統知識研究會會長徐建初博士說，“自然保護不是簡單地把人和自然分開。壹個地區的資源管理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更重要的是動員社區作為主人參與其中。”他認為，必須將當地人民的利益納入保護和發展計劃，而不是將其視為被動的約束。成功的實驗最早出現在西雙版納1995。這是壹個世界聞名的熱帶和亞熱帶雨林自然保護區，但當地的少數民族居民有輪耕的傳統做法。種了兩三年地，壹片荒地，山上的原始森林被砍伐得光禿禿的。雲南省生物多樣性與傳統知識研究會指導農民在輪作地上選擇經濟效益好、生長快的樹種。因此，農民收入增加，輪作土地的土壤質量迅速改善。當地人很快主動參與到實驗中，傳統的耕作方式逐漸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