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隊班長趙宏根，有壹次從家裏回北京，從石家莊坐火車到北京。當他在車上手裏拿著壹本專著認真學習時，身邊壹個學者模樣的人驚訝地問:“妳是搞政治的嗎？”
趙宏根只是輕輕壹笑，沒有正面回答。
書生模樣的人自言自語道:“現在除了搞研究的，很少有人吃這種書。”然後，他走近趙宏根，壹本正經地和趙宏根討論了幾個理論問題。趙宏根居然明確表態了。
後來學者們驚訝地發現了趙宏根的身份，主動告訴趙宏根:“我是J學院的教授，妳對壹些理論問題的理解已經超過了我們學校的學生。”
老教授返校後告訴大家，外事保衛部隊的政治理論水平非比尋常。但是，教授不知道軍人為了研究理論專著，需要花費多少心血和汗水。
他們有的只有初中學歷，很難學習到高級政治理論。
軍人通過學習政治理論和時事政治，培養了自己的職業敏感度。當國內外發生重大事件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回答外交官的提問，如何恰當地展現壹個武警戰士的政治姿態。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世界上有些人對東方集團中唯壹可以稱得上堡壘的社會主義中國充滿懷疑:“他們的紅旗還能飄多久？國民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壹天，壹家國家通訊社的記者來到正在執勤的十二中隊班長李，壹臉自豪地問:“警官先生，您對蘇聯解體有什麽看法？妳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能走多遠？”
李肯定地回答:“各國人民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我們尊重蘇聯人民的選擇。我國人民正沿著自己選擇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我覺得我們的路越走越寬了。”
記者毫無興趣地走開了，他不得不佩服哨兵謹慎的回答。
大使館前的哨兵，幾乎每天都能遇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提問。世界上所有有爭議的熱點和我國的敏感問題，都成了考核士兵的命題。
比如有外交官問哨兵，“大陸好還是臺灣好？”如果他們沒有思考和政治頭腦就貿然回答，很可能會陷入陷阱，因為問題的前提是錯誤的。
臺灣省是中國大陸的壹部分，兩者不能相提並論。所以，不管哪個士兵答得好，都等於承認臺灣省不是中國的領土。
還有人問“西藏的人權狀況是否有所改善”。不管戰士們回答有沒有改善，都鉆進了設計避孕套。這個問題更加陰險。問題不在於情況是否有所改善，而在於中國和西藏是否存在人權問題。
提問者正是通過這些復雜的問題，試圖達到預期的目的。
對於這樣的問題，士兵們會針鋒相對，毫不客氣地說:“先生，很抱歉妳的不友好行為。”
新兵何上崗不久，有壹天，使館的壹個記者走到他面前，拿出他的證件，揮舞著。他用流利的中文說:“警官先生，我是壹家通訊社的記者。妳能回答我壹些問題嗎？”
何簡雍禮貌地說:“對不起，先生，我在值班，所以不能回答妳的問題。”
外國記者沒有放棄，繼續說:“我不會占用妳太多時間，只是請妳談談妳們國家的人權狀況。”
對這位心懷不軌的記者，小何鄭重其事地說:“記者先生，我們國家的廣播和報紙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妳自己去找答案吧。”
外國記者的希望破滅了，但面對這個幼稚的軍人，他還是不甘心，想找點新聞。
於是，他向小何俯下身，掏出幾張外幣，低聲說:“我是拿工資來采訪的，怎麽樣？”
何簡雍大義凜然地說:“我對妳的不友好行為感到抱歉和憤慨。
壹個普通軍人的聲音是如此的有力量，因為他代表著自己的祖國，他的尊嚴就是中國軍人的尊嚴！為此，他們在原則問題上與那些不友好的問題爭論不休，爭論不休，氣勢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