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為舉人、進士出身的北京官員設立官學，重點學習西學。
二、大學堂應為畢業生籌出出路，凡已獲委任者，由管理部長頒發考語，各主任獎勵；沒有被錄用的，也會經過管理部長的嚴格把關，才會錄用。
第三，精簡學科，如經學和理學可以合二為壹，軍事學要另設學派。
第四，編譯局應主要編譯西文書籍，舊經仍應以“列聖者為終本”為準，即使不是終本，也不可加減壹字，以示對經典的尊重。
五、壹般教學可設二人，分管中學和西學。西方教學應該得到優厚的報酬。
第六，取消學生的“糊火”(即生活補助費)，代之以獎勵，鼓勵學生努力學習。
經孫家鼐推薦，徐景澄(1845-1900)任中學總教師，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西學總教師。大學堂校區位於地安門馬廟和賈公主舊居。原有房間340多間，新建房間130多間，是後來的北大二院。已經在北濱江買了壹套房子開翻譯學校，就是後來的北大三院。辦大學堂經費30萬兩，每年開支200630兩。戶部指定支付中國政府存入中俄道生銀行的500萬兩的利息；不足部分由戶政部門補足。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勒令洋務派掌門人張之洞與張柏芝壹起改變學制，還修改了史靜大學堂章程。與史靜大學堂章程相比，修改後的章程在幾個方面有所不同:
1.原7科35科改為8科46科，主要是增加了經學科目，分為《周易》、《尚書》、《石矛》、《春秋左傳》、《周立》、《李逸》、《禮記》、《論語》、《孟子》、《理學》，突出了經學的地位。
二、大學更名為通儒學院，固定任期5年。
三、大學堂設總監，掌管學校的各科事務，全校教職員工，相當於後來的、受總理控制的教育部長。
從光緒三十年開始，清政府設置了太學總監察，從管理大臣壹職中分離出來。光緒三十三年，第壹批速成班學生畢業。第壹批預科生畢業於宣彤壹年級(1909)。宣彤第二年，除醫學外，正式招收了八個專業分支，但分支數量比原計劃少。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掀起了瓜分土地的高潮，中國再次面臨被瓜分亡國的危機。為了救亡圖存，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展開了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他們認為救國的唯壹途徑是向外國學習，實現改革，而改革必須從廢除科舉和創辦學校開始。
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推動下，1898、11年6月，清朝光緒皇帝發布《郭詔》，正式宣布變法。詔書強調，“史靜大學堂是各省首創，尤應先辦...以期造就人才來幫助時代”。7月3日，光緒批準了梁啟超起草的《北京大學章程》，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學制大綱。主管吏部的大臣孫家鼐被任命為主管大學事務的大臣。曾任多國公使的徐景澄和長期擔任史靜文同博物館總教師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分別被任命為中學和西學總教師。近代以來，為挽救民族國家危亡，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大聲疾呼改革自強，掀起了壹場改革運動。史靜大學堂誕生於1898年的改革運動。
自科舉制度和國子監廢除後，史靜大學堂成為中國唯壹的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也成為科舉制度的替代品。史靜大學國子監開設於1904，招收了最後兩組科舉，分別是癸卯80余科(1903)和陳佳30余科(1904)。1905國子監關閉的時候，壹批還沒畢業的學生直接去了國子監讀書。可見，史靜大學堂是對科舉制度和國子監的繼承和替代，是古代秀才制度和近代高等教育演變的承上啟下的紐帶。為此，許多學者，如胡適、季羨林、馮友蘭、周培源、任、蕭等。，認為史靜大學堂(北京大學)是漢代國子監以來中國最高學府的唯壹正統繼承者，甚至北大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漢武帝建立國子監的時候。2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後和她的頑固派壹起，壹舉鎮壓了維新派的變法運動，史稱“戊戌政變”。
此國之變後，光緒鋃鐺入獄，維新派或逃亡，或被定罪。慈禧進行了全面復辟，廢除了所有變法新政。然而，她保留了新政中艱難籌建的史靜大學堂。當時在天津出版的《郭鮑文》記載，1898年政變後，“京畿塵封之地，尚存壹線光明，只為大學堂。”(轉引自朱:《中國近代教育制度史》，第二卷，第649頁。史靜大學堂成為1898年政變後唯壹的幸存者。
這種極不尋常的現象非常令人費解。於是，壹些人探索、解決並提出了許多論點。最流行的壹種說法是，史靜大學堂的建立早於“戊戌變法”。
如1987，羅君雲先生說:“光緒二十四年(1898)，21年九月，頑固派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禁，變法失敗，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部被廢除。只有史靜大學禮堂命令孫家鼐繼續，因為它是“萌芽早期，而不是廢除”。學校的規模也大大縮小了……”這是羅先生為紀念北京大學建校90周年而撰寫的《大學創始人、大學生教育改革是強國之本》壹文中的觀點。(中國文化研究院:北京大學校長與中國文化，三聯書店，1988版，第1 ~ 12頁。)
由此可見，在“戊戌變法”之前，羅先生就明確地認為大學堂是“戊戌政變”的唯壹幸存者。在這裏，羅先生並沒有解釋他所引用的論點，“早發芽，不浪費”。
但後來有人解釋說，史靜大學堂是1895的產物，比“戊戌變法”早三年。郝平先生為紀念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專門寫了壹本關於國子監堂的專著。他在文中強調:“在研究史靜大學堂的創建過程時，作者分析研究了大量史料，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就是:嚴格地說，史靜大學堂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戊戌變法的產物，而是甲午戰爭的產物。”
然後，作者列舉了三個論據。壹是康有為在光緒二十壹年(1895)九月八日寫的“也迫使光緒皇帝下決心在中國建立新的大學堂”。其次，第三，光緒二十二年(1896)，光緒皇帝首次任命孫家鼐為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在《官辦書店》中提出了“廣教興學”的建議——~作者註。)，後又批準了李端關於國子監堂的開國奏折。這些“開始了建立史靜大學堂的準備工作”作者還特別指出:“光緒的這種做法，壹直得到慈禧太後的默許。”雲韻。
因此，作者進壹步得出結論:“正是由於史靜大學堂的籌建先於戊戌變法，慈禧在廢除戊戌變法中的壹切改革措施時，打開了史靜大學堂的大門，不僅允許它繼續存在，而且時刻關註著它的每壹步進展。”(以上均引自郝平《北京大學建校史實考辨》，北京大學出版社，3月1988，第148頁。)
由此可見，郝先生對大學堂成為政變唯壹幸存者的原因的敘述，與羅先生如出壹轍。
不過這種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還是存疑，需要進壹步推敲。因為這個原因只是建立在時間順序的基礎上，而這裏的時間順序並不能直接反映這種特殊現象的本質和根源。
雖然史靜大學堂的“醞釀”確實早於戊戌變法之初，但不能說它不是戊戌變法的“產物”。史靜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產物，“是戊戌變法的直接和優先產物”(詳見我的書:史靜大學堂、北京大學與光緒皇帝、戊戌變法。光緒皇帝寫的《戊戌變法》綱領性文件——《明定國為聖旨》，史靜大學士堂:“史靜大學士堂，各省主張，尤宜先行，以軍務尚書、宰相王論國家大事。”(中國歷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7頁。此外，這壹聖旨由光緒皇帝親自到天安門廣場向中外公開宣布。
這是歷史事實，人們必須尊重它，不能隨意曲解。因此，我們不能說“醞釀中的”史靜大學堂是史靜大學堂的“正式產品”。
否則，不僅是史靜大學堂的新政策，其他許多新政策，由於其“醞釀”過程，都將不再是戊戌變法的正宗“產物”，而會存活下來，被保存下來。
梁啟超對史靜大學堂從“醞釀”到“果斷行動”、“粗決”和“成功”的三年艱辛歷程已經有了清晰的總結。
首先，梁啟超在光緒六月1898+01(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頒布的《明定國為聖旨》壹案中說:“據大學士堂聖旨，三年前頒布。這絕對是正確的做法。”(《1898年的戊戌變法》(下)，第19頁。)
其次，半個月後，梁啟超在《同年六月二十六日(五月八日)光緒皇帝詔書監督京師大學堂總務整理》壹案中說:“大學堂自乙年開設，至今已三年，大臣仍視若無物。如果皇帝不雷厲風行，就再推遲三年。(同上，第26頁。)
又是壹周過去了，梁啟超在同年7月3日(5月15日)光緒皇帝在史靜大學派孫家鼐為堂管大臣的聲明中說:“乙未能達成協議後，士大夫逐漸認識到太西強，因學術成就，寫詞的人不少，而刑部侍郎李端棻的表現最為深刻細致，目的是允許的，而恭親王則剛毅等等，說是可以的。”皇帝毅然決然的決定改革國家，知道目前變法人才不足，於是先關註學校，反復號令，五次申請，大臣奉嚴令迅速起草章程，卻不知如何是好。蓋中國至無校，無所可錄。當時的軍務大臣和民政總署大臣都來自梁啟超，梁乃略取日本學規，考慮到自己的情況，擬了80多條規，最好的，還有余雲皇帝，而學校的舉動比較粗糙。就是這件事，下面人的理論，上面朝廷的抗議，三年來多次煩主，也只是成功，很難做到...”(同上，第29頁)
因此，設立大學堂的決議(指“醞釀”——作者註)並非光緒皇帝“壹言為定”、“拍板定案”、“唱百句”，而是“議而不決”、“拖而不決”，實際上拖了長達三年之久，直到下壹本書《國為聖旨》
作為1898年政變後的唯壹幸存者，史靜大學堂成功的關鍵在於慈禧太後的態度。1898年政變後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史靜大學堂戰戰兢兢地等待著厄運。沒想到慈禧太後在聖旨中說“大學堂是培養人才的地方”，要繼續下去。慈禧太後當時是“言出必行”，她說了算。因此，用她的話來說，史靜大學化險為夷，活了下來，成為“戊戌變法”諸多新政中唯壹的幸存者。
為什麽慈禧太後要對史靜大學堂網開壹面，給予如此優待？
慈禧太後已經被清政府在內憂外患面前的壹次次失敗反復教訓過。為了維護皇權，她必須永遠依靠忠於她的頑固派和保守派。但領導以外的壹切事業，都要靠新人來做，因為原來的老臣們很忠誠，但他們無能，沒用。而新的人才是老方法培養不出來的，只好用新方法。文同博物館和史靜大學禮堂都是新的方法，史靜大學禮堂緊挨著文同博物館。因此，她過去肯定並支持文同博物館，現在她將肯定並支持史靜大學堂。為此，她可以突破和超越戊戌新政的框架，讓史靜大學堂為她服務。因此，她對在變法的影響下，由省城、縣設立的大量學校，基本上采取了寬容的態度，允許它們繼續存在和發展。“大學堂是培養人才的地方。各州府縣所擬小學堂，除設都、省府外，由地方民眾酌定。”(同上，第101頁)可見，慈禧太後之所以保留太學堂，並非偶然，而是出於深層次的考慮，可謂“老謀深算”。
慈禧太後開綠燈後，史靜大學堂不僅被保留下來，而且還繼續修建。於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 165438+10月22日)十月九日，地安門馬廟空置的民居改建為大學堂。史靜大學首次正式招生。最後，史靜大學堂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 65438+2月31)11月19日首次正式開館。這標誌著中國從此有了第壹所現代化的高等學府——史靜大學堂。
陳天華曾在傳遍中國的《壹回頭》壹書中提到京師大學堂:“他沒說在北京建大學堂要三十萬兩銀子，政府說造價高，至今未建。慈禧太後修復頤和園也花費了數千萬美元。每年有上百萬的跑腿和動輥也是事實。只有這30萬找不到？”
1898年政變後，清政府恢復舊制度，史靜大學堂是百日維新僅存的碩果。但實際上，它壹度處於停滯狀態。光緒24年10月開學時，學生不到100人。本來設置10科目，實際只設置了詩、書、易、李四個班和春秋兩個班，每個班只有10學生。學習的內容仍然是經學和齋藤優子理學，其性質仍然類似於舊式書院。而且因為八股制度的恢復，大學畢業生只有科舉得了才可以進入仕途，所以每次科舉期間，學生都請假去參加考試，學校名存實亡。
從1898到1900，史靜大學堂壹切都很簡單。所以本質上還是壹所帶有封建和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的舊式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