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正點”，即取得釀酒許可證的豪華酒店。到了宋代，東京(汴梁)、西京(洛陽)、南京(今商丘)、北京(大明府)都有這種專營釀酒的店鋪。正點不僅經營自己的餐廳，還批發成品酒給腳店和酒戶。清明上河圖的“孫楊店”是真店。請註意門右邊的人行道。堆了很多桶，應該是孫楊店批發的商品酒。
在東京的72家商店中，樊樓是最有名的，許多宋朝劇本中記載的愛情故事都發生在樊樓。樊樓也被稱為豐樂樓和明礬樓。“三層樓高，對面是五樓。各有飛橋檻，光影相連。珠簾繡，燈火燭照。”因為明礬樓很高，爬到頂樓就可以“俯視故宮”，看到宮殿內部。這大概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樊樓也很大。據《啟東小心野話》記載，樊樓是“京城酒廠之壹，酒客千余人”，可接待賓客千余人。壹首歌詩說:“記得少年時多快樂，壹夜到了樊樓。”眾所周知，這個樊樓是通宵開放的。
宋南渡後，宋人在西湖邊重建了壹座樊樓，正式名稱為豐樂樓，是杭州最美的酒樓。“依西湖之會，壹鏈千峰，柳亭花塢在柱檻之間，而遊舟與堤上之歌常在樓下，是遊覽之佳境。”
三是取得了釀酒特許經營權的農村酒廠。這些酒廠利潤比較薄，宋政府壹般不把它們列入“專賣酒”的範圍，允許它們自己制曲，自己賣酒。《水滸傳》中有壹首詩寫道:“村旁的酒樓，斜插在桑麻古道上，已有多年。白板凳是給客人坐的，柵欄必須用荊棘編。破甕壓成黃酒，柴門挑出布簾。更可笑的是，牛屎泥墻畫了酒仙。”是這種鄉村酒吧。這樣的小酒樓在壹些宋畫中也能找到，比如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山店風幕。
四是酒倉的附屬酒店。酒倉是南宋時期大量的官辦酒廠，自然目的是賺取豐厚的白酒利潤。很多酒廠下面都有餐廳，比如東臨安的泰和樓，西臨安的西樓，南臨安的樂和樓，中臨安的馮春樓，南臨安的鶴峰樓，北外臨安的春榮樓，錢塘的先動樓。《西湖趣圖》描繪了錢塘主水庫，先到先得的建築。
最豪華的南宋酒窖附屬酒店可能是杭州的太和樓。壹首宋代詩人的《墻上詩》描述:“太和三百家酒樓，大槽聲日夜潺潺。壹千個人扛壹千個罐子，酒壞如海。.....帝春色滿錢塘，蘇小燈酒倍香。座位分三千客，後面是十二排金釵。”這個泰禾大廈有300個包廂，每天能接待3000名VIP客人，大到可以把今天的五星級酒店扔幾個街區之外。泰和大廈還雇傭了很多漂亮的藝妓來招待客人。賣酒的大堂經理是壹個“趁人不醉先喝酒”的漂亮藝妓(蕭肅)。
南宋的酒廠雖然是官辦企業，但經營完全市場化，各個酒廠釀造的酒也存在市場競爭。每當新酒出爐，酒鋪們都會大出風頭:用長桿掛壹個長長的廣告，寫上“某店精選著名釀酒大師，釀造出辣味極高的壹級酒，為班內第壹”等廣告詞；還有“預宣、官私妓、新麗化妝、社隊雇差鼓樂”類似於今天的公司請娛樂圈明星代言產品。總之要打響品牌，吸引更多的餐廳批發他家生產的酒。
無論是官辦酒店還是私人餐廳，只要是檔次高的，都有藝妓迎客。東京的大酒樓，“入其門，已是百步左右的主廊，南北天井都是小亭子(包廂)，黃昏燈火通明，數百名濃妝艷抹的妓女聚在主廊上等候酒客召喚，狀如神仙。”只要客人付錢，就可以請妓女陪酒。杭州的酒店也是如此。“有官員和有名的妓女，所以他們設法在圖書館賣酒。本縣有才之人欲買笑，故去圖書館‘點花’，擇其所要。”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有壹幅呂洞賓過嶽陽樓的圖，是宋佚名的。圖中嶽陽樓是豪宅。
旅館門口，那幾個穿著紅綠衣服的女人，應該是藝妓⑤在歡迎客人，樓上還能隱約看到幾個藝妓陪酒。
高級餐廳都使用珍貴的銀器，給予客人非常尊貴的待遇。在《汴京》中，“壹般人在風俗上奢侈，度量稍寬。在任何酒店，不管是誰，只有兩個人坐著喝酒，還必須用壹對碗，兩副盤盞，五件蔬果菜，三五碗水菜，也就是近百兩銀子。”雖然壹人獨飲，但碗也用銀勺之類的。“在臨安，酒樓“小櫃十余間，酒器用銀，以爭貴氣”。“兩個人買52塊錢的酒，兩盞銀燈，幾個菜”。
服務也很周到。客人壹踏進酒店，就有服務員迎上來寫菜。想吃什麽就點吧。“凡飲酒喝湯者，可隨意索取，雖十客各有所欲，亦不妨也”；酒店廚師必須“熟記上百種產品(菜譜)，不費力地傳下去，就是做用品，不出錯”；如果服務差，顧客投訴，就會被店家罵，或者扣工資，開除。“壹有差錯，客人的主人就要挨罵，或者罰工資，甚至挨罵。”
酒業的發達程度恰恰是壹個時代商業是否繁榮，生活是否自由的標誌。原因是酒是壹種由糧食制成的非必需消費品。如果生產力低下，經濟落後，人們就不會浪費糧食去釀造商品酒，自然也就不會有發達的酒業。酒也是壹種喝了之後可以釋放激情，制造刺激的飲料。人在酒後很容易口誤。如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更嚴格，就會傾向於禁酒，或者公民會自覺不敢壹起喝酒。
這是可以用歷史來驗證的。比如明初，社會風氣死氣沈沈。"村子裏沒有酒店，也沒有流浪漢。"明末歷史學家譚謙說:“聽說明初國家嚴控，晚上沒有團酒，村裏也沒有夜行。每壹次喝酒都會講得很詳細，需要我來守護，就是我的城市擺滿了五個地方，達到了六千多人，真的讓人肅然起敬。”既然喝酒成了高風險的事情，難怪“農村沒有酒鋪。”
直到明朝中後期，隨著“洪武式制度”的放松，明朝社會才逐漸活躍起來，商業在宋代恢復繁榮。這種轉折也體現在酒樓的變化上。晚明懷舊人士說，嘉靖中期以後，民眾“以宴飲為開明之禮，以珍饈佳肴、五彩繽紛為隆重之禮”，“酒樓、茶店，曲調各異，新聲四起，沈浸其中，壹蹶不振”。以“酒茶鋪，調不同，聲新”為特征的晚明天氣，是宋代三百多年來的普通景象。許多宋詩都描寫了“宋人村落裏到處都是泥醪”的情況，這與明初的村落明顯不同，那裏沒有酒樓，也沒有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