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原名潘喜珍，1917年出生於浙江永嘉瞿溪鄉壹個古老的家庭。由於父母早逝，他和哥哥由叔叔的父母撫養，收養給九裏榮興的叔叔潘國剛。他被視為叔叔父母的掌上明珠，隨導師免費學習傳統文化，後又師從“壹代詞宗”夏。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她在語文方面的造詣越來越高，出版了不少作品。20世紀50年代以後，《煙愁》、《紅鄧莎》、《桂花雨》、《夜眠書》、《故鄉水甜》、《母親的心》、《佛心》等散文集相繼出版。夏誌清先生曾說:“琦君的散文與李後主、李清照的詞壹脈相承，但她的成就和境界卻高於李二。我真的為中國當代文學感到驕傲。我覺得琦君的很多雜文應該代代相傳。”他認為壹對金鐲子和發髻早就應該取代《拉什》和《背影》成為中學課本，甚至列入諾貝爾獎。這是夏先生對琦君作品的高度評價。琦君的作品獲得如此高的評價，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她作品中所倡導的“同情心”。她總是溫柔的看待壹切，不局限於自己的小世界。
第壹，善良就是善良，悲傷就是悲傷。
在中國固有的觀念裏，善良和悲傷幾乎是連在壹起的。我們常說慈悲，就是以寬容和慈悲的心對待人。佛教裏，善就是善，悲就是悲，愛眾生，給予快樂叫善，同情他們的苦難，把他們的苦難拉出來叫悲。在琦君，“同情”似乎有另壹層含義。她是壹個徹頭徹尾的有情之人，這種多愁善感的極致就是菩薩心腸，就是慈悲。然而，她的慈悲不是統治世界的上帝的態度，也不是幫助窮人的憐憫和同情。她只是壹個虔誠的信徒，相信她所信仰的善良和慈悲。
第二，善良是對眾生的寬容和仁慈。
在琦君的作品中，追求了壹種至善的精神境界，這種精神境界源於作者真誠真摯的氣質，以及他自身忠恕的道德修養。它時刻提醒著作者本人，也提醒著我們要寬容和關愛眾生。
(1)寬以待人
琦君是潘國剛大師的掌上明珠。尤其是哥哥去世後，潘福頭上悲傷地說了壹句“妳是獨生子”，可見她地位之高，受寵程度之深。但作為管家小姐，她從不擺架子，反而和家裏各個年齡段的長工都成了好朋友。聽阿榮伯講故事，和阿彪叔叔下棋，猜豆拳，陪爺爺看廟和阿喜玩...在琦君溫暖的敘述中，那個下雨天蹲在大倉房後面給自己剝炒豆子的阿榮伯是她的另壹個爺爺，經常和她為廟會戲的質量爭吵的阿西簡直就是她的另壹個哥哥。他們相處有條不紊，但從來沒有優劣之分。他們很幸福，充滿了大家庭的溫暖。
琦君對傷害過自己的人也非常寬容。比如大媽，她奪走了母親深愛的丈夫，讓她壹輩子抑郁不醒。她還是不喜歡琦君，經常無理欺負她，搶走她心愛的娃娃，弄得面目全非...這些，為了不讓媽媽傷心，琦君只是在被子下偷偷哭過，卻從來沒有說過。為了接觸更多的書，她經常遠遠地站著，聽姑姑讀爸爸給她買的書解悶。後來父親去世，母親也不在了，只剩下姑姑壹個人。琦君拋開了以前所有的委屈，好好照顧她的生活。再比如，壹家人賴以生存的壹筆錢被朋友甩了。對於這種壞朋友，我們都得癢罵幾句，但琦君並不抱怨。她所想的是“這讓我們懂得了如何貧窮而卑微地生活，如何享受無盡的天倫之樂”。她總是在思考，她總是只想到好的方面。從這裏，也可以看到她的境界。
琦君也用寬容和溫柔的心對待窮人。王三劃船，我的蛤蜊鞋寫道，她也充滿了對乞丐的同情。從阿隆叔叔、小仙女男孩和壹對金手鐲身上，也可以看到壹個節儉、善良、寬容、慈善的琦君。
(2)善待他人。
她的筆除了寫人，也離不開她心愛的動植物。她的處女作是《我和我的小黃狗》。她寫貓(家裏五只貓)、狗(孤獨的家犬、走失的狗、老鞋匠和狗)、猴子(再見呆呆)、甚至老鼠(《人鼠之間》、《鼠年》)和螞蟻(看螞蟻)，字裏行間透露著她對動物的深情。
印象最深的是《送鴿子的故事》。雖然不知道如何治療，但她還是振作起來，想著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救鴿子，但是鴿子在她的照顧下真的好起來了。琦君非常高興，經常帶著鴿子去散步，他甚至稱它們為“散步的鴿子”。記得小時候在農村，我奶奶曾經把很多小鴨子扔進開水裏煮壹道菜。我和壹個小夥伴奮力救了壹只腳被燙傷的小鴨子，用藥物治療，帶它去散步。後來，小鴨子因為傷勢過重死了，我們都很難過...這些年來，我壹點壹點長大，生活簡直讓我瘦了壹層皮。我..迷失在浮躁的空氣中，深夜在燈下讀《送鴿子》的時候，我仿佛看到了那個懵懂單純，為小鴨流淚的小女孩。我的心充滿了情感，我不知道這是為了琦君還是那個小小的自己。
琦君也照顧植物。她似乎偏愛蘭草，作品中也經常提到對蘭草無微不至的照顧。
琦君對人對事都很好，“與眾生同樂”永遠是她的追求。
第三，悲傷是對世界的憐憫。
有人曾說，這個世界是用理智去理解的喜劇，是用情感去理解的悲劇。琦君壹直是個性情中人，所以她的作品是悲觀的，不是那種驚心動魄的深刻，而是壹種讓人扼腕嘆息的無奈。就像幾年前，我第壹次看《嶺誌》、《祭十二郎書》、《祭妹妹書》時，那種令人窒息的悲傷難以言表！
在琦君的作品中，我相信有壹個形象壹定是深入人心的，那就是壹個養育了她，視她如己出的阿姨。她的母親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典型的賢妻良母。她溫柔謙恭節儉，逆來順受，充滿佛心。然而，這樣壹個賢惠的女人，近乎完美，內心卻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沒有人會忘記《發髻》中第二個母親頭上刺痛母親心的發卡；沒有人會忘記《壹朵小梅花》裏的梅花手帕，是母親根據父親送的梅花簪苦心繡成的。沒有人會忘記那個在吃大白菜的時候變心的老公，但是壹如既往的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在石頭門廊下，她瞇著眼睛看著壹個摘了壹大碗水煮燕窩的女人...她的母親只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雖然她和父親是青梅竹馬，但愛情發生在婚後。後來她爸爸變心了，她就壹直活在辛酸中。這壹切，琦君都看在了她的眼裏。她同情她母親的不幸。所以在《發髻》裏，陳嫂罵母親不配梳頭時，她氣哭了。後來，她學會了給媽媽梳頭，也漸漸理解了媽媽，理解了媽媽。所以在《壹朵小梅花》裏，當她爸爸不耐煩地把梅花手帕還回去的時候，她善意地騙了媽媽，偷偷把手帕藏在了書包裏。於是，琦君替母親訴苦，把小說《橘子紅了》寫成了傳記，寫得那麽隱忍，那麽深刻！白先勇甚至說:“琦君正在為壹個失落的時代創造壹座雕像。淡淡的影像在講述著基本相同的老故事，有那麽多感人至深的好文章讓我們看到了壹個有著菩薩心腸的好女人在被丈夫拋棄後默默承受著非人的痛苦和屈辱。這些是她和我們都難以忘懷的。
還有壹個角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那個偷肝吃的叔叔。這個人，整天遊手好閑，嗜賭如命，很討厭！但是在琦君的作品中，這個人多少有些桀驁不馴。她感嘆他的才華沒有用對，感嘆他對女工阿月單純卻高不可攀的愛。在她的印象中，“本叔說‘她應該喜歡二哥，但我配不上’。從這壹點來說，本大叔是壹個心地善良的人”。沒有人是絕對的好或壞。她看到了他的另壹面。她說:“我教阿玉認字，二叔給她買了壹整套很棒的故事。茍叔說:‘讓她讀二十四孝，讓她全心全意伺候嫂子，新書她就不願意讀了，她就哭了。’他是對的。阿玉壹直忍著哭，後來含淚嫁給了壹個船夫，全家在壹條黑水河裏。.....這麽簡單的隱藏悲傷的話，怎麽不感人？
後來她去了臺灣省，從事司法工作多年，見過各種各樣的生活。她說，“殺人的動機有時可以是慈悲的。提出善惡是非，除了既定的通則，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所以她總是以壹顆慈悲的心對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她的作品裏沒有壹個完整的壞人。她寬容他們，因為他們是善良的人。
琦君的作品中滲透著如此溫柔的悲憫，這與作家生活的積澱和他人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毫無疑問，對她影響最大的母親，自然是充滿“母心佛心”的。她是虔誠的佛教徒，善待眾生。在她眼裏，她是“壹潭死水”。表面上沒有激動的時候，她嘴裏從來沒有任何狠話...有人長篇大論或者傷人，她就連連搖手說:‘別這麽說。‘將來妳到了陰間，閆希會會把妳的舌頭拉出來，放到牛耕的架子上！’“她教會了她同情弱者，善待生命，珍惜幸福。母親的教導不僅培養了琦君的溫柔和善良，也是她對壹切眾生的同情和憐憫的源泉。同時也深深觸動了我。我覺得自己是個心胸不開闊的小家子氣的人。經常無緣無故的為壹點小事生悶氣，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歡。但當我看琦君的作品和她的母親時，我突然覺得，要做壹個善良的女孩，我應該永遠有壹顆菩提心，真誠和寬容。
琦君早年接受過宮廷訓練。導師是壹位葉先生，他也是壹位虔誠的佛教徒。教完之後，她簡單地穿了壹件長袍，旅行出家。葉老師教給她的，除了紮實的語文基礎，就是大方。
在後來的求學生涯中，她結識了“壹代詞宗”夏，並成為他的女弟子。夏老師對她的影響很深，從她的詩歌創作，到她對禪宗乃至人生的感悟，都讓她受益匪淺，讓她懂得善待他人。正是夏先生的諄諄教誨，才使能夠壹直憑著良心寫作，寫出了那麽多優秀的文章。
還有那個連小偷都敬而遠之的財神爺爺。他對每個人都很好很親切，即使是螞蟻也需要保護。他冒著風雪支援最窮的戲班，給他們壹元銀元買熱酒喝；他沒有打罵小偷，而是給了他兩塊銀元，幫助他度過生活的難關；他懂得養生，從不生氣，就這樣幸福地活到九十多歲，死了。這樣壹位慈善的老人，經常在生活中教導她人生哲學，引導她追求真善美的生活。
童年生活、人事、親人和老師，在作家心中占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他們的影響後來深深地滲透到作家的作品中，並逐漸演變成獨特的情結和人格，為我們構造了壹個永恒的富有同情心的琦君。
事實上，慈悲就是慈悲
人們常說，慈悲就是慈悲。佛說，善良就是幸福，悲傷就是痛苦。我對琦君作品中慈悲心的理解是，善就是寬恕壹切眾生，悲就是對世界的慈悲。但我認為，無論是慈悲還是“善與悲”，他們所宣揚和追求的，都是在真正意識到生命的基礎上，幫助眾生拉出痛苦，最終獲得幸福。這是壹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