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歲的抑郁癥患者周松(化名)在“十壹”假期忙於壹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65438年10月2日，來到蘇州太湖西山島。兩天後，他在這裏迎來了87名營員——同樣患有抑郁癥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參加為期五天的親子營，這個為期五天的親子營是抑郁癥社區“花”出來幫助他們療傷的。而這也是他自己療傷的壹個過程。
周松又瘦又駝背，說話很快。如果他沒有患上抑郁癥，他應該和其他學生壹樣，在今年7月大學畢業，開始人生的新階段。現在，他面臨著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挑戰。
從初二開始，周松就發現自己身體狀況異常，但直到2022年，在高考普通心理測試中被診斷出嚴重的心理問題，他才知道是怎麽回事。後來，他在精神病院被診斷為抑郁癥。
這次放映在壹定程度上改變了他的人生。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篩選，有兩種可能。壹個是順利畢業，但以我當時的狀態，這個可能比較渺茫。第二是沒有診斷，沒有外界幫助。我可能會在某個時候獨自結束生命。”
在這個層面上，周松認為他是心理篩選的受益者。但他被確診為抑郁癥後，在大學裏度過了艱難的時光，沒有更多的支持，也沒能改變輟學甚至退學的命運。
明天(10，10)是世界精神衛生日。壹個月前(11，9月)，衛健委發布《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以下簡稱《工作方案》)，提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大中學生、孕婦、老年人體檢項目。很多抑郁癥專家都認為這是好事，但如果做得不好，也可能帶來二次傷害。
周松的故事就像是這個工作計劃的壹個腳註。
被忽視的青少年抑郁癥
“不知道為什麽，我好難過……”德國詩人海涅的壹首詩，描述了抑郁癥患者確診前的感受。
在電視劇《小歡喜》中，女主角高三學生喬在跳海前，當著父母的面哭著說“我不知道我怎麽了”。獲救後，她似乎恍然大悟:“爸爸，我是不是病了？”
△電視劇《小歡喜》截圖。
和喬壹樣，經歷了無助和無知。
他出生在西部的壹個機構家庭，正在工作。
周松住在自己的家屬樓裏，在“別人家的孩子”的教育氛圍中長大。“他身邊的人太優秀了，沒法和別人比。”
從小學開始，周松的大腦就停不下來。“總是在想壹些自己解決不了的不必要的問題，造成了過度的心理負擔。”他回憶說，初中情況最糟糕的時候，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絕對的仇恨。“我不知道我討厭什麽，但我覺得這個世界全是黑的。”
初二的時候，周松觀察到了自己的壹些癥狀:心痛、胃不好、骨頭疼、反復疼痛，但是去醫院檢查也查不出什麽問題。後來他讀到心理問題會導致身體癥狀，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有心理疾病。
高三的時候，因為焦慮，周松有壹次讓媽媽給自己找心理醫生，但當時家裏沒重視，沒想過去醫院，也不知道去哪裏找醫生。此事不了了之。
直到2022年，周松才去沿海地區的壹所大學了解自己的病情。開學不久，全班同學被叫到學校機房，在網上填寫了壹份名為《卡特爾十六種人格因素測驗》的問卷。問卷中有數百個問題，包括壹些評估抑郁、焦慮等心理健康狀況的秘密問題。
考完兩周後的壹次晚自習，老師遞給他壹個信封，裏面裝著考試成績。當時班上有三個同學收到信封，他透露的問題最嚴重。
結果出來後，學校的心理醫生給周松的母親打了電話，但也沒有引起重視。當年6月11去過壹次專科醫院，壹個高中同學陪著。
在壹次就診中，宋釗被診斷患有輕度抑郁癥。“我爸媽還是不能理解我為什麽會生病。在他們眼裏，我脾氣有點暴躁，不愛說話，有點孤僻，其他孩子跟正常孩子沒什麽區別。”壹學期寒假回家，周松的生活很不規律。她整天打遊戲，不想出門，同學聚會也不去，但是媽媽還是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這種情況很常見。壹對母女曾經壹起參加親子營，直到女兒輟學。這位母親認為這是壹種“青春的逆反心理”，直到有壹天，她看到女兒身上有10處刀傷。她說，“我試著用刀子在手上劃壹條線，但是不行……我真的意識到，這孩子不是叛逆，而是有病。”
第二學期返校後，周松的情況更糟了。他過著半夜三點睡覺，下午三點起床，壹天只吃壹頓飯的生活。2022年4月初，周松的父母終於在周末趕到，再次陪他去了專科醫院。這壹次，他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
PHQ-9量表，篩查準確嗎？
周松的診斷經歷是中國抑郁癥知曉率和就診率低的縮影。雖然出身世家，但從初中出現身體癥狀到大學篩查出心理問題，用了五年時間。沒有人意識到周松不尋常的表現是由於精神疾病。
在衛生健康委9月11日發布的工作方案中，確定了試點地區到2022年的工作目標，包括公眾抑郁癥防治知曉率達到80%，抑郁癥治療率提高50%，治療率提高30%。
精神病學領域的專家認為，篩查作為壹個起點，表明醫療保健將偏向於抑郁癥群體，這對像周松這樣的抑郁癥患者來說是壹件好事，可以得到早期診斷和治療。
“如果啟動工作計劃，可以說是全國更大規模的抑郁癥篩查，入選的三人也是抑郁癥發病率較高的人群。”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副院長告訴8: 00新聞。
“穿越”創始人、抑郁癥康復患者張進支持這壹方案。但他也指出，要做好這件好事，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確定相應的方案。
首先是如何保證篩選的準確性。
工作計劃中用於抑郁癥篩查的PHQ-9量表，也稱為患者健康問卷-9，是根據《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4版)中的抑郁癥制定的九項自我評估工具，其長度僅為其他抑郁癥篩查工具的壹半。
△PHQ-9量表，評分規則:0-4分無抑郁；5-9分輕度抑郁；10-14分中度抑郁；15-19分中重度抑郁癥；20-27分，重度抑郁。: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微信
“篩查不同於診斷，要求高，特異性低，PHQ-9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已被壹些研究證實。”姚說，“最重要的是，PHO-9能滿足快速、方便、容易著陸的要求。”
而張進則提出“測試者的情緒狀態是不穩定的，不同時間做同樣的量表，答案會有很大不同；甚至，極端來說，如果測試者事先研究過量表，掌握了評分規律，完全有可能操縱量表測試的結果。"
原大學第六醫院(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副院長、著名心理醫生姚向《八點文健》解釋說:“抑郁癥是壹種恥辱感很重的疾病。如果是強制入學考試，使用PHQ-9這種自測量表，無法避免誇大或故意隱瞞。”
“我不能主動向學校透露病情。同學老師知道這件事會怎麽對待我？類似的心理測評學校做過很多次，每次我都填了極其健康的陽光。如果是抽血和腦電波檢查，我也無能為力。如果是秤，我絕對不會說實話。條件還落後，父母還不理解。我們能怎麽辦？”“穿越”組的壹名學生患者寫道。
篩查抑郁癥，然後呢？
周松也擔心“發現了也沒用”這是他看到工作計劃的消息後的反應之壹。
從5438年6月到2022年10月，篩查結果交給周松後，學校工作人員多次催促他去學校心理中心談話。在與學校心理中心的老師交談後，評估結果顯示，周松的潛在心理問題非常嚴重。學校要求他去專科醫院，開具診斷證明。
由於比率高，抑郁癥患者在學校，這是老年人不得不考慮的壹個危險因素。“老師群體的工作壓力也很大。”呂薇說，他在臨床上遇到過抑郁癥學生休學後復學，學校要求必須出具“保證已經治愈，沒有問題”的證明，但醫院給不出這樣的證明。
現在回想起來，周松認為在專科醫院診斷出抑郁癥對他的心理影響很大。“我終於有借口睡宿舍不去上課了。”周松說，在他被確診之前，他必須應付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強迫自己做出改變，競選班級的團支書，活躍在各種社團中。確診後，他覺得自己終於有了徹底逃避的借口。“不想考就慢慢考，不然就退學。”
老師和心理中心的老師是學校裏少數幾個知道他病情的人。盡管大多數學生都有相關的心理學課程，但周松認為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抑郁癥。每隔壹個月，店員就會和他聊壹句“妳最近怎麽樣？”“妳上過好課嗎？”這些問題讓周松感到不知所措。“每月定期來找我壹次。這很常規，沒用。”
期末的時候，有壹次周松沒去考試，老師打電話來，態度很不好。“我差不多說清楚了，妳應該趕快退學。我能感覺到學校給了他壹些壓力。”
學校的心理中心是周松唯壹能讓妳感到些許安慰的地方。有壹個學期，周松每周去壹次。雖然和老師談的不是很深，但是在中間的椅子上睡著了好幾次。第二學期，他狀態不好的時候，甚至主動找心理老師幫忙。
但是後來中心的老師換了，第二個老師對他的情況不夠重視。他壹周去壹次，兩周去壹次。後來，他直接放棄了。
確診後的很長壹段時間，羞恥感壹直伴隨著我。2022年第壹學年結束後，周松輟學。但是，退學的原因並不是抑郁癥。他媽媽認為，以抑郁癥為由退學會被寫入檔案，不利於以後的學業和就業。
在學校，周松猜想壹些老師知道他們的病情。同學中，除了他舍友在他宿舍看到的抗抑郁藥，其他人只知道周松身體有些問題，不知道具體原因。關系好的同學問起這件事，周松取笑他們。在當時的校園環境下，他無法如實透露病情。
2022年秋天，在休學壹年後，周松回到了大學，但面對來自學習、考試和人際關系的壓力，他感到更加焦慮。
看了工作計劃後，姚最擔心的就是像這樣的學生。“篩查結果會給誰，後續學校誰來幹預，學生群體如何保護，目前都不知道。”姚認為，這是很難避免的，學生進行抑郁癥篩查，並在學校區別對待。
《工作方案》只提到“優先錄取評價結果異常的學生。”
但“點”是什麽？張進分析，如果是指隱私保護、接納、關懷、治療等措施，當然是壹種幸事。“但是，有些學校會不會給學生貼上‘考核結果異常’的標簽，在集體活動、考試資格、分數統計等方面另起爐竈？甚至，會不會出現壹些‘重點’對象被勸阻、排斥出校園的極端情況？”
張進認為，如果這樣，對這部分“關鍵”人群極不公平，很可能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65438+10月4日，蘇州營開營儀式“穿越”。
青春期抑郁癥更難治愈。
從5438年6月到2022年10月，周松接觸到了抑郁社區。之後從上海營，到成都營，再到廈門營，期間都會參加。
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他最慘的時候。“穿越”創始人之壹、心理學家鄒峰記得，那時候，周松經常壹個人走十幾裏路。165438+10月的6月，他依然穿著短袖短褲，因為寒冷能讓他“頭腦清醒”。
廈門營在海邊舉行。當時幾個心理學老師都很緊張。他會跳進海裏，讓鄒峰跟著他。當周松在海邊的巖石上發呆時，鄒峰坐在他旁邊，壹言不發。夠了，他們壹起回去了。
在與周松多次接觸後，鄒峰判斷他的病是“因為焦慮，抑郁只是壹種附帶產物”。2022年後，周松跑遍了上海和家鄉的多家醫院，卻沒能真正找到病因。三年時間，他吃了30多種抗抑郁藥，都沒有明顯效果。
鄒峰壹直持有壹個觀點，青少年抑郁躁狂往往不嚴重，主要表現在焦慮上。“我對成功感到焦慮。我年輕。因為生病趕不上別人怎麽辦？”
輟學後偏離正常的生活軌道，焦慮情緒更加嚴重。壹開始，我所有的同學都畢業了，但周松只拿了20多個學分。不久前，因為開學了，他收到了壹個會員。按照學校的規定，他只能保留學籍六年。他必須在2022年離開學校。"是否退學由妳決定。"
所以鄒峰認為，青少年抑郁癥往往比成年人更難治愈。“青少年缺乏軟著陸的條件。成年人只要通過藥物把狀態拉起來，工作能力、經驗、關系都是現成的，馬上就能投入到工作中，自信心就會回來。然而青少年恰恰缺少這些。即使他們恢復了相關能力，回到學校，面對新的環境，現實問題解決不了，焦慮還在。”
“我膽小懦弱，以至於不能面對壓力，沒有好好學習，沒有成為我應該成為或者可以成為的樣子。我討厭自己，我不能接受自己，我覺得自己無能。”直到最近，周松自始至終認為，除了環境和家庭的影響，他的性格才是致病的主要原因。
在過去的壹年裏，壹些積極的變化悄然發生。今年春節期間，周松在她心理醫生小梅的家裏度過了40多天。小美老師初中畢業就出去工作了，後來成為了壹名註冊心理師。鄒峰覺得周松的思維突然變了。他不壹定要拿到學士學位，但他可以實現自己的價值，做自己以後想做的事情。
現在，周松已經是壹名非正式工作者，也為壹些與鄒峰心理問題有關的直播項目提供技術支持。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建立大學生抑郁癥社區，這個計劃也得到了張進的支持。
之前，鄒峰發現，無論跟哪個心理學老師談話，周松只會流兩滴眼淚，等他擦幹了，就不會再有了。這是他控制自己的表現。9月16日，在“穿越”千島湖營的壹場圓桌會議上，周松在談到自己的成長經歷時，終於流下了眼淚。
事後，他發了壹條朋友圈。“有壹次當著所有人的面，我陳述了我壹直不願意說的經歷，重新撕開了我心中不願觸碰的傷疤，強迫我去面對，我終於淚流滿面。”
19歲的時候，周松拿到了駕照，但是他害怕坐進駕駛座，害怕壹踩油門就會失控，車毀人亡。在千島湖，有壹次在周松，我自願開車。這次從杭州到蘇州，鄒峰直接把車鑰匙給了他。
幾個月前，周松請求父母給他在嘉興買套房子。除了希望給自己壹點安全感，在圓桌上，他透露了另壹個買房的小心思。“我隨時可能離開這個世界。浙江這邊的房子只會漲不會跌。我想我得走了，為我的父母留下壹些遺產。”
在場的家長壹聽，都抹了把眼淚，鄒峰卻被他說的話感動又好笑。“我沒想到他會想這麽多。我也很高興他能這麽說。”
註意:
雖然目前國內還沒有抑郁癥的知曉率、就診率、治療率的數據，但有文獻資料顯示，抑郁癥的就診率不到10%。
與低醫療率形成對比的是，患病率逐年上升。此前，學術界預測，到2022年，抑郁癥將成為僅次於心血管疾病(疾病和過早死亡給患者、家庭和為預防和治療疾病而消耗的醫療保健造成的經濟損失)的中國第二大疾病負擔。
根據2022年大學第六醫院黃月琴教授在《柳葉刀-精神病學》上發表的全國首次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我國精神障礙(不含老年期癡呆)終生患病率為16.57%。其中焦慮癥患病率較高，終生患病率為7.57%。抑郁癥終生患病率為7.37%，居第二位。
本次調查於2012發起，由衛生健康委和科技部資助。
對於大中學生，雖然沒有權威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但業內都知道患病率在逐年上升。衛健委曾經引用過壹個數據，中國約有3000萬17歲以下的兒童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的困擾。
朱雪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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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關於phq9量表的標準分，是關於抑郁癥狀的分享。看了phq9量表的在線測試，希望這對大家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