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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暴政的具體表現?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秦二世胡亥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了皇位。他擔心群臣多疑不滿,導致混亂,於是密謀殺害群臣和先帝大臣。十二子在鹹陽處死,十公主在都縣(今陜西長安西南)處死。

考古人員在秦始皇陵東側上角村西清理出的八座秦墓引起關註。

其中,18號墓未發現人骨,其他7座墓的主人為5男2女,年齡均在20至30歲之間,大部分是零散分布的。

15號墓的主要肢骨相互分離,放在墓室頭的箱蓋上,而在洞門外的填土中發現了頭骨,右側顳骨上還插著壹個青銅箭頭。

據考古人員分析,這些墓葬主人的身份應該是秦宗室成員。有跡象表明,這些墳墓的主人可能是被秦二世殺死的兒子和公主。

據《史記·李斯列傳》記載,公子高準備逃跑,擔心家人受到傷害,於是上書要求葬在驪山腳下。胡亥答應了這壹請求,並給了十萬元錢用於安葬。

趙高告訴秦二世,秦始皇統治世界很長時間,所以他的大臣們不敢表達不同的政治觀點。現在陛下年輕,剛剛即位,在與大臣們討論重大決策時,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威?如果妳說的不對,那妳就在大臣們面前暴露妳的缺點。天子呼我,意思是妳不能輕易讓別人聽到他的聲音。

秦二世相信了他的話,所以他經常住在宮裏,只單獨會見趙高來決定宮廷事務。後來,大臣們很少能出現在法庭上。

這種表現出嚴重內部封閉特征的政治形式,徹底扼殺了新政權原有的積極政治活力。

司馬遷說,在秦二世統治時期,“用法是深刻的”,也就是說,他的專制統治的嚴酷程度可能已經超過了秦始皇。當時不僅是“祖宗之畏”,還有“宗室之畏”,整個社會都籠罩在深深的黑色恐怖之中。

秦朝專制制度的明顯弊端已經嚴重阻礙了政治機器的正常運轉。

秦二世執政之初只有21歲。他自以為年輕,登基不久,百姓不能入朝。他仰慕秦始皇巡郡的事跡,決心東遊。根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李斯和馮去疾隨同他們的新主人東征。這次旅行,雖然時間挺短,但是行程很長。秦二世壹行從城陽向東北行至碣石,然後沿海岸南下。至於惠姬,他們又北上遼東,然後回到鹹陽。

四月,秦二世返回鹹陽,七月,陳勝起義爆發。很快,秦朝的統治迅速瓦解。可以說,秦二世巡行郡縣炫耀武力、制伏國家的政治目的並未實現,他沿途對山海神祭祀廟宇的虔誠似乎也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

秦二世東遊所體現的行政節奏,更能體現出新皇帝對秦始皇“勤政”、“熬夜”、“熬夜”、“耳聞目睹”、“日日秤石量書”等勤政作風的繼承,在完成審閱120斤文件的晝夜定額之前,從不休息。但是,秦朝面臨的政治危機,不是壹兩個政治活動家能夠和努力的。

秦朝統治時期,人民負擔最重的是徭役。

這種現象的極端表現就是招募“左撇子”服役。據說這導致了政權的崩潰。漢代人總結秦朝滅亡的原因,常稱之為“左之防”、“泰之半伏”。“呂左”即“呂左”和“左立”,是秦朝基層政權的基本支撐力量。他們原本是基層耕牛生產的組織者,也是當地治安秩序的維護者。過度的徭役招募迫使這些人受苦。

因此,政治危機已經演變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出現了人人自危,想造反的情況。

唐代包容詩《走在澀上》有“春宮關時,秦國哀”之句。他認為秦始皇死了,秦國的國運也葬在驪山宮,秦帝國實際上就滅亡了。

這種理解可能意味著否認秦二世權力合法性的傾向,但就歷史真相而言,這實際上是不準確的。

秦二世暴跳如雷,死於政變。雖然他的統治是短暫的,但他曾經勤奮地工作了三年。他循著秦始皇長途跋涉的足跡,東遊郡縣,渤海為遼東,黃海、東海為會稽。旅程相當遙遠。以目前高速公路運營線路裏程計算,考慮不同線路的因素,總行程在8800公裏以上,甚至超過10000公裏。它的巡邏從春天開始,四月返回城陽。雖然確切的行程還難以得知,但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計,如果持續100天,平均每天的行程至少會達到90公裏甚至100多公裏。在當時交通條件非常差的情況下,作為皇帝,無疑創造了連續高速行駛的歷史記錄。妳可以想象旅人跋山涉水得霜露的艱辛。

秦朝和隋朝作為統壹的帝國,第二年都滅亡了。漢朝、唐朝、明朝等。都在第二代權力交接時有過血腥的武裝鬥爭,有時還會爆發政變,甚至導致戰爭,同樣值得註意。專制政權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出現政治危機可能是必然的。後世史家在討論秦、隋的政治教訓時,往往關註第壹代皇帝死後最高權力交接形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於是對傅肅的懷念就成了壹個永恒的話題。其實面對既定的政局,分析政策的對錯可能更有意義。

對於的政策是否對秦國的滅亡起了主要作用,人們的看法不壹。壹種觀點認為,秦之死的主要責任應由秦始皇承擔。比如《漢書·顧雍傳》中說“秦死於二秦十六年,生過於奢,役過於厚”,而《三國誌·舒威·楊府傳》中又說“秦始皇立室,傷其子,而天下造反,二秦滅”,都把主要罪責歸於秦始皇。所謂“二世不體恤天下,眾民皆怨之”,所以“陳勝起,天下在岸,趙高造反,秦遂死”,而《漢書·五行誌》中所謂“至於二世,暴政愈演愈烈,終匆匆而死”,所謂“二世左轉下海”,白居易《答四豪庵》詩也有代表性。事實上,根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雖然秦二世登基僅壹年後,大澤鄉起義就爆發了,但他的“重修阿房宮”、“深刻用法”等舉動確實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

要全面了解秦朝末年的歷史,我們必須承認秦始皇和秦二世都必須承擔政治失敗的責任。

賈誼曾在《論秦》中說,如果秦二世及時實行這壹政策轉變,就有可能避免秦的滅亡。

他寫道:“今天,秦二世建立了,世界必須領導和觀察它的政治。”人民的苦難實際上是“新主人”的壹種政治資源。如果“二老爺有主公之行,但任中獻、大臣、主公壹心壹意,擔心家中之患,皇帝在他之前已有過失”,“以韋德為天下”,則政治危機得以扭轉,安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