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議中，大多討論的是公交車司機是否有權深度幹預停車，並不涉及是否讓座的問題。但是，有媒體評論將讓座視為乘客的合同義務。由於履行合同是民事法律關系中不可避免的義務，相當於成為旅客的法定義務。
筆者認為，“公交司機在車站開門，即意味著向乘客作出要約，乘客有權選擇是否成立運輸合同。”乘客只要上車，就說明他做出了某種承諾。”這種承諾包括“禮讓和愛座”的義務。評論的角度比較新穎，結合了民法和合同法的相關理論，結論看似順理成章。但是，這個結論有非常嚴重的問題。
給乘客讓座的“合同義務”混淆了“道德義務”和“合同義務”的概念。道德倡議應該與契約區分開來。公共場所在公交車上設置愛心座位，提醒給“有需要的人”讓座，是壹種道德上的舉措。在公交車上讓座與其他公共場所對公民的道德要求沒有本質區別。這種被稱為“公共道德”的規範，由於認定的難度和行為的普遍性，很難在法律規範層面進行調整，只能受到社會倡議和負面評價的約束。
在壹定條件下，道德的確可以作為合同義務的壹部分進行規範，比如雇主對員工的衣著、言行的要求。但在這裏，合同義務的相對人是確定的，單位對哪些行為是禁止的有明確的界定，對違規行為的處置也是明確具體的。可見，義務的確定必須有明確的邊界，任何可能被模糊判斷的義務都不能成為合同義務。
我們再來看看。公交車上的“禮讓”是不特定人與不特定人之間的關系。假設“讓座義務”存在，同壹乘客在不同乘客面前可能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比如60歲的老人，在40歲的老人面前，是權利人，享有領取“愛心座”的權利；但是突然壹個80歲的老人走了過來。他應該做誌願者嗎？我應該讓座嗎？其實，公交車上“有需要的人”這個概念是壹個相對的概念，而不是壹個絕對的概念，這就決定了不可能用壹個統壹的標準來界定誰享有讓座的權利，誰有讓座的義務。
再比如“老、弱、病、孕”中的“弱”。對男人來說，女人是“弱者”；對於成年人來說，未成年人是弱者；對於強壯的人來說，瘦弱的人是弱小的；對於晨練者來說，值夜班的家夥很虛弱...且不說對於“有病”的人，更不可能直接識別。那麽，如何確定這種權利和義務呢？如何能壹眼就識別出誰是權利人，誰是義務人？
對於公交車與乘客之間的合同關系，其實很簡單:安全及時地將乘客送到指定地點。公交車上的道德是公共場所的道德內容，公交公司有壹定程度的提示和倡導義務，但不應該做道德裁判。公交司機停車強制乘客讓座，表面上是維護公共道德，實則違背了更基本的道德:職業道德和職業操作規範。同時也忽略了乘客與公交公司之間的合同義務。
在公交車上，是否讓座的判斷應該是模糊的，更親切的。不要用自以為是的眼光看不讓座的人。過於精確具體的指向，往往會對道德造成更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