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鑫認為，負增長的種子是“三十年前種下的”。
1992期間，中國生育率從60年代的6下降到更替水平(2.08)以下，意味著出生的孩子數量無法有效替代父母，內部增長率已經為負。
再往前走，是1973的“壹腳剎車”——中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成立。
整個70年代，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都是以“晚、少、少”為基調——“晚”是指男25歲結婚，女23歲結婚；“疏”是指拉長生育間隔，兩次生育間隔約為3-4年；“少”就是三個以上，兩個正好。1980年9月，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啟動。壹對夫婦生育壹個以上孩子將被定義為超生，並將受到經濟和行政處罰。
這壹政策持續了30多年，直到2016被廢止。
“早在1991，中國的生育水平就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人口內部增長率在進入持續穩定的低生育時代時由正轉負。”原來的新類比是“1991踩下了人口上市的剎車，但火車已經前進了30年，人口增長的所有慣性即將耗盡。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負增長之前，中國每年凈增人口的下降趨勢在20世紀初就開始出現，並在2000年跌入654.38+00萬的區間，隨後在2005年逐漸跌入700萬的區間，再到2065.438+00年跌入640萬的區間。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中國生育政策的調整可能已經錯過了窗口期:“2000年到2010年是壹個窗口期，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戰略機遇期’，那個時候調整可能是最有效的。”
此後，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逐步放開，中國的出生率上升了兩次。然而，從2017年到2021年，中國凈人口連續五年下降，從2018年的530萬下降到2021年的48萬。
“負增長是壹個階段性的節點，但不是終點。”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家黃告訴八健康新聞。
從地域上看，中國人口負增長的特點是由點到面的持續擴散。“典”是像上海這樣的地區，因為經濟發達，有少子化的趨勢:早在1993年，上海戶籍人口就出現了負增長，而時至今日，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至0.8，與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韓國持平。
早在20年前，被稱為“國家長子”的東北也陷入了“生育陷阱”。歷史原因造成的低出生率和年輕人向沿海地區的“東南外逃”，給當地敲響了人口警鐘。
如今，超過壹半的地區已經陷入人口負增長。
國家統計局2021數據顯示，中國大陸31省份中，16省份常住人口出現負增長。
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四省人口雖然還在增加，但不是因為出生率高，而是因為都是勞動力流入的省份。
但總的來說，少子化已經滲透到整個國家，“最終都會進入負增長階段。”
人口負增長意味著什麽？
2020年中國人口增加204萬，2021年只有48萬。
對於中國654.38+0.42億的龐大人口來說，這個數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這也意味著中國人口總量已經非常接近峰值，幾乎相當於“人口零增長”。
出生人口越來越少，繼續走下去，會越來越接近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交匯的邊緣。
袁鑫告訴八大健康新聞，在變成正常的負增長之前，往往會有壹段人口零增長的時期，通常會在零上波動幾年，然後轉為正常的人口負增長。
“在負增長的初始階段，人口依然龐大。即使從十四五開始負增長，也還是在初期，人口龐大的基本國情不會改變。”
“即使2020年生育率為1.3，2050年總人口仍將在12-13億以上。在負增長的前期，我們還處於龐大人口的慣性中。”袁鑫強調，“人口現象演化為人口問題往往有壹個時滯。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只是人口現象。壹方面要提前了解和準備。另壹方面，要明確這種人口現象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匹配，這是問題，但匹配不是問題。”
但值得註意的是，人口負增長釋放了人口下降趨勢將不可逆轉的迫切信號。“如果長期維持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就會離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越來越遠。”穆光宗說。
黃指出，“人口負增長開始時很慢，然後會繼續加速。如果生育率壹直維持在1.2以下，那麽人口最終將以每出生5人死亡的速度減少。”
1980年末，中國總和生育率為2.6，遠高於2.1的更替水平。從1994開始，這個數字壹直在1.6和1.7之間徘徊，但在2020年跌至1.3，2026年只有1.15。
人口學家何亞夫對八點文健表示，人口增長具有慣性，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時，人口不會馬上下降。同樣，人口下降也有慣性。未來中國人口出現負增長時，即使生育率上升，人口慣性也會長期下降。
上海銀豹資本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在接受BBC采訪時指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可能會比預期來得更早。
報告寫道:人口負增長的趨勢意味著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將繼續萎縮。更少的勞動力可能意味著更高的工資，這可能意味著制造業出口放緩，阻礙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勞動力的萎縮還會凸顯社保尤其是養老金能否維持等問題。
維多利亞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彭秀健博士在《對話》中寫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預測到2100年將減少到峰值的三分之壹以下。據預測，在此期間，中國老年人口(65歲及以上)將繼續攀升，在2080年左右超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
“這意味著，目前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需要供養20個老人，但到2100年，100個勞動年齡人口就要供養多達120個老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年均下降1.73%，這意味著除非生產率快速提高，否則經濟增長將明顯放緩。”彭秀健指出，與此同時，中國需要投入更多的生產性資源來提供健康、醫療和養老服務，以滿足不斷增長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女性的生育能力會被拉回來嗎？
人口問題壹旦出現，就意味著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這是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毛在2018發表的壹篇文章中提到的。
國家衛生委員會2021年的調查顯示，婦女的生育能力將繼續下降:
育齡婦女平均計劃生育子女數為1.64，低於2065、438+07年的1.76和2065、438+09年的1.73。90後和00後作為生育主體，生育意願特別低:分別為1.54和1.48。
黃認為，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經歷了斷崖式的下降，即90年代末的人數比90年代初少了很多，目前生育主力已經從90年代的第壹代逐漸轉變為90年代的最後壹代。到了生育高峰期，女性基數已經大大減少，生育能力會更低。“這對出生率是雙重打擊”。
上述調查顯示，經濟負擔重、孩子無人照看、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因素成為生育的主要障礙。
壹方面，在年輕人看來，生育意味著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包括金錢、時間和精力，回報可能很渺茫。
“農業時代，多壹個孩子就多壹個勞動力，所以生育有經濟動力。現在有了孩子，除了在精神上得到壹些快樂，妳幾乎完全是在經濟上付出。養孩子沒有收入，可能和妳的付出完全不對稱。”黃對說:
另壹方面，很多女性“不生孩子，少生孩子”，是因為擔心自己的職業發展受到影響，會受到母性的懲罰。女性生育後晉升機會減少，地位被邊緣化的現象並不少見。有研究人員計算過，中國女性每生壹個孩子，工資收入就會減少7%。
黃認為，低生育率的根源是缺乏經濟動力。要想真正提高這壹代人的生育意願，需要壹個真實有力的激勵機制。
穆光宗還指出，將家庭生育負擔外化比強調家庭內部的合理分工更重要，國家和政府要分擔生育、撫養和教育的成本。國家還應該對無形中承擔生育“外部成本”的主體進行補貼，讓企業減少員工生育帶來的損失。只有這樣，女性員工才能得到更平等的對待。
在《決定》壹文中，國家衛計委強調，當前工作的重點是完善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但“目前我國配套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還不完善，與人口發展形勢和人民群眾的殷切期望還有很大差距。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
能夠支持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相對完整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經濟支持政策(津貼或減稅)、時間政策(產假或育兒假、彈性工作時間等。)、提供托兒服務和保護工作場所權益(工作保留、培訓等。).另外，“生育友好”應該是對男女雙方都友好，不要把生育的責任只推給壹方。
目前，在中國，婦女仍然承擔著撫養子女的沈重責任，難以獲得充分有效的制度保障:
大部分地區產假仍然只有3-4個月，男性法定陪產假也只有15天。“誰來帶孩子”還是個大問題。
中國的學前保育和教育資源仍然供不應求。0-3歲的孩子主要由媽媽或爺爺奶奶照顧。2065438+2009年全國0-3歲兒童入托率僅為4.3%，現有資源遠不能完全滿足家庭需求。
何亞夫建議，中央層面應出臺托兒補貼制度，讓更多流動人口受益。“育齡家庭付出很多，但受益的是國家，所以只在中央層面鼓勵生育是最合適的。”
然而，經過全球多個經濟體在貨幣、政策、環境、文化等方面幾十年的巨大努力，壹些國家的生育率開始略有進步；有些國家或地區的生育率和女性生育能力仍然不會提高，壹路走低。
以瑞典為例。20世紀70年代末，該國的出生率下降到大約65，438+0.60。政府采取了壹系列措施來保護孕婦的權益，例如提供免費醫療，提高育兒補貼，以及立法禁止解雇孕婦。
隨後，政府大力推廣育兒服務，鼓勵男性壹起做家務、帶孩子，並繼續延長產假。經過近10年的努力，瑞典的生育率由1989上升到2.1。
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衰退使得這些福利縮水。或許是出於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再次降低了生育率。90年代末，生育率下降到1.5。
經濟衰退結束後，政府將育兒假延長至480天，並提高了育兒津貼的金額。
近年來，瑞典的生育率壹直保持在1.8-1.9之間，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家。
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要把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代際更替的水平，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這種努力的結果是多麽脆弱，多麽容易重復。
目前，我們可以做的是加緊努力，呼籲和制定更先進的政策。
正如袁鑫所說:“未來二三十年，即使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加劇，也不是中國人口問題最嚴重的時候。真正嚴重的時候會是30年後，50年後，甚至更久。”無論我們是否錯過了“窗口期”，我們現在所做的壹切都將是對未來的積極準備。
無論我們是否錯過了“窗口期”，我們現在所做的壹切都將是為未來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