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學的影響

從嵇康、阮籍、張占、韓博、陶淵明、袁弘等玄學學者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如果說魏晉玄學是精致玄學的哲學玄學，那麽當時的道教則可謂是民間信仰與實踐操作，二者構成了壹種相互關聯的關系。對此，湯用彤早就指出:“中國的煉丹術和玄學都是建立在道家的自然論基礎上的。漢魏時期，暢談之風盛行，佛經翻譯多了，於是佛教從魔中獨立出來，進而談到清凈無為的奧秘。其中，進化的關鍵有兩個要領:壹日佛，壹目道。由此二義變而受益，遂成魏晉玄理之大宗。”牟宗三先生也說:“道教發自內心地努力，性有所得。無論是“離不開教派”的人，還是離不開本質和真理的人，還是神人，保持安靜都是發自內心的。從此空靜的玄明功開始達到天人合壹、人神合壹的境界，養生的意義也就取於其中了。”這個論點很準確。道家本體論的物質與現實，可以通過養生長壽理論轉化為神仙藝術。他還說:“通過修煉達到長生不老，是順道而來的道家，已經起源於第二層意思。當然，第二個意思也要經過第壹個意思。”他認為:“原始道教從此不著眼於第二義，嵇康之養生論從此著眼於第二義，項、郭誌註莊則著眼於第壹義。”這就是哲學和宗教的區別。通過行醫或吃藥來長生不老是人為的，不是自然內化的。但是，把玄學與道教的關系看作哲學與宗教，只具有相對意義。當時道教中也有哲學著作，如《周易參同契》、《抱樸子》。如果說玄學強調的是通過語言認識事物的方式是認知，道家強調的是通過實踐認識事物的方式是證成。兩者的終極目標都是形而上的哲學和信仰。這就決定了魏晉時期的道教和玄學不可能完全沒有互動。如葛洪在《抱樸子懲》中說:“天下薄於沈晗、賈老、莊子壽談...道家之言，高則高，用則害，遼則廣……”這裏攻擊的對象是魏晉玄學，說明葛洪對魏晉玄學並非壹無所知。如前所述，王充和楊雄的思想是玄學的先行者和源頭，而葛洪對兩人的評價都非常高，欣賞他們的思想。這說明葛洪在某種程度上是贊成玄學的。其實根據《晉書》卷七十二《葛洪傳》和劉知幾《史通傳》，葛洪也是玄學的傾訴者之壹。但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可。

佛教最初的傳播，為了擴大在當地的影響，依附於玄學，佛教用玄學的語言闡述佛教。因為佛教流行起來，與道教文化結合，依附於道教，所以出現了佛道之爭，老子說是胡。安世高和知止從西域傳來翻譯經書，佛教逐漸興盛。但“佛教在漢代最初被視為道教的壹種，其流行的教化行為與當時的中國黃老方相似。”中國古代文化是以道教為基礎的。魏晉時期，老莊玄學興盛。“煉金術和形而上學都是基於道家的自然理論。漢魏之際，清談之風盛行，佛經翻譯較多，於是佛教從方士中獨立出來，進而談清凈無為之奧秘。”所以般若波羅蜜多類似於老子和莊子。佛教到了東晉，興盛起來，西域的大師也跟著來了，中國寺的和尚也逐漸成型。般若之學是偉大的，是神秘而奇妙的。最值得稱道的是羅師東來，法顯西進，道安教主，羅師開譯界。什麽的門下十哲四聖，都是當時研究老莊的壹流學者。當北方世界動蕩不安的時候，慧遠隱居在匡廬，學習般若、佛理，倡導托米凈土，成為江南佛教重鎮。之後是真理的翻譯，只知道理論，羅氏法顯等人翻譯了十念律、五分律、四分律。所有經典都準備得很充分。自僧肇道生以來，中國佛教在佛性理論中保留了條件相對性的原始成分，而真實性和永恒性的因素則空前增加，因為它容納了道家對規律性和現實性的理解。中國佛教肯定了真實無邪的本體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範圍，彌補了印度佛教的邏輯斷裂，進壹步深化了認識。在這方面，只有在中國化的佛教中，佛教教義才能真正達到和諧的境界，達到佛教對宇宙和人生理解的最高境界。結果，佛教變得非常流行。佛教傳入東漢後首先依附於黃老壹家，魏晉時期依附於玄學。佛教在南北朝時期逐漸獨立，隋唐時期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形成了各種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約在金代時期傳入中國。佛教徒用玄學的概念和命題來闡述自己的思想，使這種思想更容易、更快地進入上層統治階級和士人階層。但由於過多地使用老莊的形而上學概念和命題來解讀般若經，佛教在某種程度上被形而上學化了。玄學裏有很多派別，有不看重什麽的，有崇拜什麽的，有獨立的，等等。這些派別的影響已經分裂了佛教。東晉時期，由於對般若的理解不同，佛教中出現了所謂的“六家七派”之爭。東晉時，玄學家雖然精通佛學，但在詮釋《老莊》時，並沒有用佛學理論。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也開始大量吸收老莊的玄學理論來建構神學。玄學衰落後分別被道家、般若、禪宗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