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逐壹分析這四點。
第壹，Ci的概念明顯不同。陸遊壹生都鄙視詞的新詩風。在靖康南征和詞風大變的背景下，他基本上和北宋人壹樣，把這種充滿活力的新詩風看作是壹種“路徑”和“余事”，是非常保守和不合時宜的。而他則譴責小字，做了“自我檢討”，後悔自己寫了壹些“沒有規矩”的字。比如他在《長短句序》(《渭南文選》卷十四)中這樣說:
風、雅、頌之後，便是風騷、賦、曲、引子、行為、謠曲。歷經千年，從唐初開始越來越薄。年輕的時候在世俗中遊蕩，做了壹件相當不錯的事。我後來後悔了，但是我不能停止唱歌。距離我寫上壹本書已經過去好幾年了，我無法掩飾我的留戀，因為第壹本書就是為了認識我。
在另壹篇《花間集後記》中，他甚至通過譴責“花間集”派來貶低文體壹詞:
《采花》是晚唐五代人寫的。遺憾的是，世界正處於危險之中，人們無法拯救生命。還是因為無聊？
這兩篇寫於六十五歲左右，大致可以代表他大半輩子對詞的看法。到了晚年(八十歲以後)，他對詞的看法略有變化，對詞的態度是既肯定又否定，肯定和贊揚其“留舊態”、抒發“沈浮”的抒情功能。但他壹生大部分時間對詞持保守、極端輕視的態度。他畢竟對詞的創作失去了熱情，未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發揮自己原有的天才和優勢，極大地影響了其詞的題材、意象、意境、風格等諸多方面。
但辛棄疾對詞的基本看法和具體創作態度與陸遊有很大不同。辛棄疾雖然沒有像陸遊那樣專門寫壹篇論詞的文章，但從壹些零星的材料和他自己的壹些詩、文、詞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思想情感，可以讓我們認識到他在詞的創作上持著非常認真的態度，有著比較超前的文學觀點。他不把詞看作是“道”和“物”。相反，他把它當作表達自己意誌的主要工具(即他的主人範凱稱之為“用陶器寫字的工具”)。拙著《辛棄疾詞心探源》曾經查過相關資料，證明辛棄疾有壹套很強的戰鬥性和功利性的歌詞。這套思想的要點是:第壹，他主張以“氣”為基礎，以筆代劍；第二，他提倡自唐代杜甫、白居易以來的寫詩的寫實態度。第三，主張詞要寫真情實感，反對為文造情；第四，我認為詞不僅像詩壹樣“怨”，而且是“怒”，即詞是最好的“抒憤”、“寫塊在胸”的藝術形式；第五，我認為詞既然是雄心勃勃的“陶筆之器”，其風格追求就應該是“雄奇飄逸，而非靈動玲瓏”，即自覺地壹路趨向陽剛豪邁，而不是與詞的傳統風格——嫵媚、深情、婉約相抗衡。[3]因為這種寫詞思路，辛棄疾不再像傳統。
第二，作者的自我形象、生活經歷、主體意識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他們對詞的不同看法造成的。辛棄疾以詞為主要抒情手段，壹生致力於詞，所以在《賈》這部620余字的作品中，有許多描寫其人生經歷、呈現作者自我形象、表達作者主體意識、反映作者日常生活的作品。借助這些作品，我們可以還原壹個非常完整、生動的抗金民族英雄辛稼軒的形象，對他的思想意識和情感生活有壹個更加全面、具體的了解。讀賈萱的詞，就像讀辛稼軒的藝術自傳。但陸遊，因為看不上詞的風格，把它當作“小道”和“其余”，寫完詩才偶爾擺弄筆墨作幾句。所以他的大部分自我形象，主觀意識，生活經歷等。都寫進了他的詩裏，只有很少壹部分寫進了《翁之歌》總共只有140字。[4]因此，這些對於賈萱的詩歌來說最具個人特色的東西，在《翁之歌》中只能零星地、零碎地、不夠清晰地甚至偶爾地呈現出來。我們只需要舉壹個例子來說明問題。辛和魯各有壹段難忘的從軍經歷(辛棄疾年輕時聚魯抗金，加入的隊伍，與金兵大軍血戰；而陸遊則是風華正茂時在漢中參軍，在國防前線有著不凡的經歷。)晚年都用筆多次回憶這段經歷。但他們也將這種體驗表達在詞中，這使他們有了很大的不同:辛棄疾多次吟誦自己的歷史，精雕細琢，生動傳神，使人只需讀他的詞。我對這位“盛年捧萬人”的抗金英雄，留下了非常鮮明完整的印象。另壹方面，陸遊由於其重詩輕言的文學觀念，把許多最難忘的人生經歷寫在了詩中。在釋翁的文字中，只有“韓公春初自南鄭來成都”、“怨”(萬裏尋印時)等兩三句話提到了這首《馬防》，對陸遊詞中自我形象和主體意識的表達遠非全面完整。如果我們只讀詞而不讀詩，我們就不能完全理解他的經歷，理解更不用說這位愛國詩人和民族英雄的思想全景，其美堪比辛棄疾。
第三，軍旅詞與文人詞的不同風格。除此之外，辛和陸的詞作在表現詞人自我形象方面也因其人生經歷和社會角色的不同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他們也是抗金的勇士，也曾經參軍，但辛棄疾是真正抗敵的勇士。南渡後，領兵平息茶商軍和農民起義軍，還創建了“飛虎軍”。都是講述他作為軍人和統帥的實戰經驗，呈現壹個軍人和將軍的形象。然而陸遊基本上只是個抄寫員。他雖然曾經在漢中參軍，但只是幕府中的壹名參謀(川陜使王彥)，從未在戰場上與敵人交戰(當然，當時宋金處於休戰期，歷史也沒有給他提供參戰的機會)。因此，盡管他以誇張、虛構的方式描述了自己“召鷹於古壘，斬虎於平原”的經歷，但他在翁芳詞中呈現的基本上是壹個曾經客串武士的文人形象。清代譚仙在比較東坡詞和稼軒詞中呈現的作者自我形象時，說:“東坡是衣裝偉人，稼軒是彎刀遊俠。”⑤讀辛詞與讀陸詞亦可。
第四，風格即人。由於翁芳是“衣冠偉人”，賈萱是“彎刀俠士”，由於社會角色和主體意識的不同，他們的詩歌呈現出不同的主體風格。總的來說，雖然兩個詞派都傾向於陽剛豪邁，但翁芳的詞基本上是豪放文人，其作品多以輕靈、流暢性、世故性著稱，使人頓悟。賈萱的詞明顯是豪放的軍旅詞，主導風格是縱橫馳騁，大聲沈悶，給人壹種橫行天下的“囂張”感。東坡體的翁芳詞不少，稼軒詞則充滿了沈郁之美。這種因社會角色和生活經歷不同而產生的風格差異，有兩部代表作，無需舉例證明。還有壹個是他們性格不同，心胸寬廣造成的風格差異，這裏需要分析壹下。魯和辛雖然都屬於豪爽的範疇，但還是有很大的區別:陸遊的性格。甚至傾向於謙讓，甚至他還自命不凡。這樣的人沒有頭腦，在表達意願時喜歡直截了當，而不那麽含蓄。辛棄疾是壹位長期擔任武將和官員的領袖。他膽子大，有思想，朋友貓甚至覺得他“沈重，沈默寡言”。⑦這使他養成了深沈含蓄的胸襟氣度。這樣的人在表達意誌的時候，是抒情的。只要閱讀兩家相同題材的作品，就不難找到這種因性格和心性不同而導致的風格差異的例子。這裏只是壹個例子。讓我們試著看看這樣壹首歌《死去的華蓮》中翁芳的歌詞:
葉晨在夜晚漫步。我想念秋光，但是長安路很暗。突然想起來我當時跨馬的地方，應該和以前壹樣。現在我在江海有壹艘輕舟，沒有人壹聲嘆息就把它付了錢。我相信這輩子都不會遇見妳，我後悔自己是個種草的人。
拿這首詩和前引辛棄疾的詩《壹只鷓鴣帶客》來談名氣，因記少年時事而讀。可以看出，兩個詞的主題出奇的壹致，都是在抱怨英雄的失意。但是風格上的區別還是壹眼就能看出來的。陳廷焯評價白玉齋的詞:
《蝶戀花》詩中說“我曾相信此生不會遇見妳，只可惜草長鶯飛，楊府在。”感情幾乎在文字裏，沒有壹點暗示。稼軒《鷓鴣天》雲:“不過，我用壹萬字換來了主人的植樹書。”也就是說是表達我的感情的意思，但是風格完全不壹樣，淺顯直白。陸詞淺淡直白，辛詞沈郁厚重。區別極其明顯。應該承認，陳廷焯的觀點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