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類文明史而言，對書籍和學者的迫害壹直都有發生，從未停止過。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不是第壹次，也遠不是最大的壹次。歷史上偉大“革命”文化“命運”的悲慘事件不言而喻，可數；而“焚書”發生在秦始皇前壹個半世紀:在商君主的指導下，“焚書作詩，制定法律”。(壹切都是韓非子和何氏做的)如果重新審視賬目，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直接後果其實並不十分嚴重。
所謂“焚書坑儒”，其實是兩個獨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鹹陽宮的酒會上，70博士為始皇帝祝壽。臣子周奉承他，說“自古以來，他不如陛下的野草”，被淳於越大夫這個書呆子痛斥。淳於越唱出了“事不鑒古，能久而不聞”的儒家老調，卻讓身為宰相的法家李斯大為不滿。他認為“現在的學生學古不學今，迷茫困惑。”所以他主張:“史家應該把秦國的記載全部燒掉。如果妳不是醫生，世界上敢收藏詩、書、百種語言的人，都會學著留著燒了。壹些敢講“詩”和“書”的人棄市場而去。古人非今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商鞅變法後，秦國依靠法家的苛法，大大提高了軍事實力和行政效率，終於能夠吞並六國，統壹空間，所以秦始皇自然認可李斯的建議。
可惜各國史書都被燒光了，這就大大增加了司馬遷寫史記的難度。《六國史記年譜》序:“唉！可惜！獨有《季芹》不含日月，文字略缺。”也使西晉挖出的魏史書《竹簡年譜》價值倍增。國史盡量記錄壹些重要事件，如公布歷法、祭祀戰爭等，都與王統有關，秦始皇此舉完全可以理解。
“詩”“書”和百種語言都是非博士官員燒的。“如果妳在接下來的30天裏不燒掉它們，它將成為壹座城市。”也就是說，人們不再被允許收集和教授詩歌、書籍和語言的百家，但這些由醫生負責的書籍仍然保留著。“要學法律法規，就要向官員學習。”儒、道、明、墨等學說在民間是被禁止的，只能學法，所以鼓勵妳向官員學習。此外，“不去者，醫術、占蔔、植樹之書”以及各種相關實用技能的書籍也在保護之列。
項羽放火燒鹹陽，大夫手握的國書，包括詩、書、百語，都在劫難逃。但“詩”、“書”等畢竟保存得很好。《六國序》:“再見詩書者，多藏人，而史記獨藏周氏，以滅之。”在秦始皇焚書的命令下，像傅生這樣的學者抱著簡化書逃跑了。漢惠帝“除倚天書之法”後，文、景、武帝時期秦所禁的各種“詩”、“書”、“百家語”在民間大量出現。據說大部分的書是魯王寫的孔子壁書，河間王收藏的古書，住在河內老房子裏的女人寫的古書。漢代以後，《詩》、《書》等儒家經典發揚光大。
相反，季芹特別保護的有關醫學、占蔔和植樹的書籍已經滅絕和丟失。如果不是發現了許多日本的竹帛、樣式、五星帳、養生方、病方、脈經、胎書、指南圖、食方(最近在湖西山沅陵侯武陽墓發現)等等，我們對古代偉大實用技藝的認識，永遠只會停留在《漢書·藝文誌》的書目上。
秦始皇“集天下無用之書”之後，又“召壹大批文學魔術師來促和”。雖然是冠冕堂皇的門面，但儒生和方士其實過得挺舒服，甚至很積極。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羨慕長生不老的“真人”，利用侯生、魯生等方士，尋求靈芝的仙藥。煉金術士“死”了，因為他不能工作。“當始皇帝聽到他的死訊時，他大發雷霆，說...煉金術士想練習壹種神奇的藥物。今天聽說韓仲不報，徐石等費用幾萬塊。最後拿不到藥，卻把強奸獲利的事告訴了日本人。盧生和其他人壹直對我很好，但現在他們誹謗我，這對重吾不好。生在鹹陽的，我讓人賤問，或者造謠生事。“於是建議向學生詢問案情，學生互相告知，這是自我排斥。460多人破禁，都在鹹陽，好讓世人知道這件事，懲罰他們。我越來越多地搬到了邊境。”(《秦始皇本紀》)
這壹事件也值得仔細分析。首先，觸怒秦始皇的侯、魯、韓、徐都是方士。被捕的學生和他們的“犯禁者”中，有壹部分是儒生，但在司馬遷的時代並沒有“詐儒”這回事。《史記·儒林列傳》明確記載:“至秦末，焚“詩”“書”，坑巫，缺六藝。”其次，方士以所謂仙藥引誘大師，造謠中傷，應殺之。“滿坑鹹陽，昭告天下誅皇後”，處置上沒有什麽特別過分的；如果還相信史書記載的話，和長平之戰陣亡的40萬士兵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麽，唐朝皇帝殺了460多人。
既然是兩個實際影響不大的事件，為什麽會給中國人和世界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被固定為文化毀滅的象征？我壹直懷疑有人篡改了，故意誇大。
二
我們首先要考察的是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至秦末，詩書盡焚，術士坑，六藝乏。”是司馬遷首先把這兩件事聯系在壹起的。
司馬遷自己十歲就背古文，是太史公令，石室金匱之書。他師從孔安國，以《詩經》為今文，以《春秋》為學之集大成者，其父為楊賀《易經》後裔。焚書坑儒的痛苦，在司馬遷的時代得到了緩解。至於“坑術士”，且不說主犯早在案發前就逃之夭夭，鹹陽壹帶就有460多人被殺。況且秦始皇死不久，天下大亂，不久秦也死了，秦對方士的復仇再也看不到了。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出土的秦漢簡牘、帛書上有大量的漢文、日文的書籍、形式、方法，說明坑魔術師對楚魔術的流行並無不利影響。很多簡帛都使用楚文書，這甚至說明秦朝並沒有完全消除楚地文字的存在。
實際上，從根本上危害文化的是秦嚴格的以官為師、禁止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顏之推也許意識到了這壹點，《顏氏家訓書證》:“歷史之不足，在於久；加上秦人出校，董卓焚書，經學紊亂，不止於此。”說董卓“焚書”，秦“毀學”是什麽意思？法家主張並實行以官為師、禁止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商鞅把詩、書、禮、樂看作是壹個有病國家的虱子，認為國家必須除掉虱子才能富強。(尚軍舒德強尚軍金淑淩)韓非子提出了壹整套加強君主法制、技術和權力的理論。韓非子站在君主權力和權力極端膨脹的立場上，強烈反對“藏書、學語、聚徒、服文”的“學士”，“夫冰炭久而不同，忽冷忽熱。”(《韓非子·顯學》)“故主國無簡書，法即教；無前王之言，以官為師。”(“什麽都做錯了”)
西周時，學問在王官，各種學問在官府，與各種官職的實踐活動有關；教育只在貴族中進行，各種專門技能在王官職業範圍內傳承。孔子創辦私塾，有教無類，從而開創了知識傳播、普及教育和自由學習的新時代。從此以後，出現了很多王官各派的門派和徒弟。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國為了讓王霸成為功臣，紛紛改革改制；在亂世之時，各派的思想和學說都特別重視國家政治思想，因此受到國王的高度重視。百家爭鳴正是基於此。
《齊·夏姬·龔雪》最生動地反映了百家爭鳴的盛況。田午時，設“庭流星”和“嘖嘖室”之美，甚至還設了龔雪；下士和禮賢，兼容並蓄，有充分的言論和學術自由，齊進入了最繁榮的時期。儒、道、釋、墨、法諸子齊聚夏姬，著名學者如淳於髡、彭蒙、田駢、殷聞、鄒衍、介子、田壩、陸仲連、沈導、嚴松、袁環等，後期荀子曾祭酒。夏姬的學者在相互討論和爭論時，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博采眾長，享受學術自由和繁榮。
齊死於秦，我很遺憾。秦任用法家的政策是專制集權的，在戰時經濟和軍事上是有效的。秦始皇統壹天下後，自然繼續用法家治國，實行全國範圍的以官為師、禁止私學的文化專制政策。然而，對這壹政策負有根本責任的韓非子和李斯，實際上是儒家大師夏姬和主張吟詩作對的荀子的學生。法家主張現在的法律反對古代的法律，但其文化政策恰恰是在王官時期復辟無知的舊時代。
司馬遷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出臺之初就寫了《史記》。相對於秦始皇以官為師，禁止私學的政策，兩者如出壹轍。除了儒家取代了法家，兩代人的文化政策同樣專制霸道。常說儒法之爭，其實漢代儒家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傳承者。
梁武帝即位之初，魏坤等人建議廢黜黃老。但董仲舒壹般被認為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倡導者。漢武帝引用賢德文獻，董仲舒以賢德對策說:“我愚以為六藝之外者，孔子之術，皆出於其道，故不進也。邪君說止了利益，那麽統壹的紀律就能統壹，法度就能明確，人民就知道該怎麽做了。”(漢代董仲舒傳)這個對策得到漢武帝的肯定。《漢武帝紀贊》:“孝初立，百家輝煌罷黜，顯六經。然後請教大海，贊美他，為他建功立業。興太學，修郊祀，正朔，定歷，諧曲，作詩作樂，建譚，祀神，鹽後周，令文章，可述。”
漢武帝在位期間，國家已經從極度的貧窮和衰弱中恢復過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巨大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對外政策也從以怨求善的親匈奴政策轉變為主動出擊，在西域張騫掏空了地盤。相應的，在文化上，原來無為而治的思想也就不再需要了。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就是這樣壹個時代的產物。
司馬遷雖有古史家背景，又受其父道家思想影響，但與董仲舒不同。他壹蹶不振，對漢武帝懷恨在心。但作為那個時代的人，他也有那個時代的濃厚氣息。《史記·太史公列傳》:“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死，有孔子。孔子去世至今，已經五百歲了，還能解釋明朝，也就是《易傳》繼《春秋》、《石奔》、《蜀》、《李》、《嶽》之後的時代。我是認真的！我是認真的！這小子怎敢讓路？”司馬遷以六經為治國之本，效法《春秋》而寫《史記》，以為後人會立王法，立人倫之標。司馬遷的《史記》旨在“學古今之變，成天人之際家言”。而其所謂的“壹家之言”，正是“絕邪六經異傳，齊百雜言。”(《太史公序》)“爵燮六經異傳，百雜語齊整”符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司馬遷首先將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兩個事件聯系起來，誇張地認為“六藝從此缺”；在自負的接班人司馬遷看來，破壞孔子的六經這壹治國之本，是大罪。“焚詩”、“書”和“坑巫”這兩個後果並不嚴重的事件，被自然地推斷和誇大，從而實質性地掩蓋了秦始皇推行的危害極大的文化專制政策。於是秦始皇對文化的破壞就成了個人行為，成了孤立事件。歷代無數文人痛斥秦始皇的個人暴力行為，卻忽略了文化專制的危害，可以說是刻意引導的結果。
從漢武帝開始，掩蓋秦始皇文化專制政策的危害是壹個長期的過程，而這種行為的根本目的是因為同樣的政策也在實施。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是從漢武帝開始逐步推行的。元、漢稱帝時，百家爭鳴的思想語言和各種實用技能遭到破壞，大量消亡。
三
司馬遷是“壹個有好歷史的人才”，《史記》是“其直、其核、其美、其惡之隱”的“實錄”，《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的“焚詩書”、“坑術士”這兩件事，在歷史上也是真實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廢黜了治不好五經的太常大夫。"各種思想流派的傳說都充滿了秘密。"(《漢書·藝文誌·序》)直到東漢末年，儒家之外的學說仍然很多。
真正惡毒的是把“焚書坑儒”變成“焚書坑儒”的人。假《中國古代史·孔子傳》前有序，其中首次出現“焚書坑儒”:“而秦始皇，毀古書，焚書坑儒，為天下學士，逃亡散夥。”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是《古文尚書》的序言第壹次改成了“焚書坑儒”。司馬遷說“詩書之焚，使巫失六藝”，但實際情況是，六經除嶽外幾乎完整保存(因為本來就是用無字詩打的)，真正遭受秦火的只有《尚書》。所以，讓秦始皇“焚書坑儒”成為千古罪人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尚書》。最合適的攻擊對象是孔安國，他是孔子的後代，把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傳播給了司馬遷。
《尚書》的流傳絕對是文獻學中最復雜的問題。秦始皇焚書，秦傅生大夫拿著竹簡跑了，尚書藏在家裏的墻裏。漢惠帝開放攜書法，傅生又把《尚書》帶出宮墻。可惜殘缺不全，只拼湊了28首，就在齊魯之間傳授。文帝求人能治尚書，傅生是個九十多歲的老人，就派晁錯去學，於是28本尚書被送到藏秘院，是秘本。(《史記·漢書·儒生列傳》)傅盛的弟子幾經列傳才被授予官職，為金文尚書。
《尚書》古文出現於西漢。《史記·儒林列傳》:“傅生孫臏之征於尚書，不得明。魯、孔安國、洛陽三人頗能談《尚書》。孔家有中國古代文學史，而安國讀今文，因得其家書十余部，蓋書甚多。”孔子的第十壹世孫孔安國，家裏有《尚書》(有人說也藏在家裏的墻裏，所以和孔子的墻書混在壹起)。比傅盛的《現代文學》多了十余篇。這是古代文學的書。此外，河間王獻還從民間得到了古代文獻。劉欣《尚書》孔子壁本65，438+06冊，請站在壹個學者的角度，遭到了當今作家的反對，引起了當今古文的持久之爭。東漢時，杜林從西周得到了壹部漆書《古代文學史》，卻沒有16逃書。章句與今文相同，魏宏、賈逵、馬融、鄭玄、王肅都為其作了註釋。
東晉時，張羽有壹個叫石梅夢的人，呈上壹部李谷丁寫的偽《中國古代文學史》。他把28篇復生分析成33篇，又從當時的古籍中補了25句，組成了58篇劉向說的中國古代文學。為了這個假的《古代文學史》，唐宋時代不知有多少學者費盡了心思，宋代的武玉，元代的吳澄，明代的梅人，清代的顏若渠、惠棟，都完整地證明了這個假案。如果更全面地考慮文獻傳承的復雜性，那麽更恰當的表述應該是:古籍偽孔子傳在整體結構上是偽造的，但在具體內容上不排除使用史料。
事實上，梅培是伊美，經典詮釋是伊美或伊美。此字為鐘真，“古名‘易’，字‘真’也”(《段玉裁說文解字補註》)；東晉時，確有壹個字，是太守，《世說新語》中提到的人。
雖然這是伊美贈送的壹本偽書，但偽造者不是那個人。誰是偽造者？考官們意見不壹。比如說要麽是王肅，要麽是皇甫謐(《尚書之例，辨孔書》)，也有人認為曾有過兩部假孔子書(程《晚書疑》)。與鄭玄相比，王肅註很可能是偽造的，但朱彜尊、程、陳歷、吳、陳等學者用無數證據證明，王肅註《尚書》與偽造的《孔子傳》不同。
真正的偽造者應該是鄭沖。唐代孔在《尚書正義卷二》題名下寫道:“《晉書·皇甫謐傳》說:‘顧子之妹夫梁有古書《尚書·假裝皇帝之世紀》常載孔子傳五十八卷。“《晉書》上是這樣說的:‘鄭沖，晉太保公，以古文為粟裕祝壽，‘喜’字懸；預授天水劉亮字弘基，即弟亦外熙；紀授城陽臧曹侍；當初，我被授字鐘真，縣令之子，也是張羽的內史。於是他在前晉打了他的書，實行了。《》(非本版《晉書》)宋代出版的《太平玉蘭》卷609引《尚書正義》:...古文《尚書》，...是魏晉時期滎陽鄭沖傳下來的，但並不是單獨實施的。東晉時，伊美奏居汝南，列為秀才。這也是古文。”鄭沖是偽古史的真正始作俑者，其後的傳承譜系是:鄭沖傳粟裕，粟裕傳劉亮，劉亮傳臧草，臧草傳伊美。劉亮是皇甫謐的妹夫，所以皇甫謐也是壹本書。所以孔也說:“晉代皇甫謐是唯壹得其書者，載於《帝紀》。(《尚書正義序》)
如果說偽孔子的《古代文學史傳》拼湊了壹些原始材料，那麽偽孔安國序就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偽造者，最有可能的偽造者就是鄭沖。自漢代以來,《尚書》每篇文章的原序壹直是書的序，附於書末；如果記錄的話，比劉翔說的58條多了壹條，所以把每條的順序分開，按時間附在每條的開頭或結尾。另外，孔安國的《序》是在書前偽造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古文尚書序》。
偽孔子《古書傳》序曰:“隨秦始皇，毀古書記載，焚書坑儒，成天下秀才，逃而化之”，將“焚詩焚書埋巫”改為“焚書坑儒”，手段之狡猾，用心之惡毒。如果進壹步考察鄭沖這個人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甚至可以發現這種惡意改變背後的現實政治目的。
鄭沖(？-274)，陳為離開王草桓靖遠四年(263)拜太保，司馬炎坐禪後拜太傅。作為兩朝的重要官員，史書中記載的鄭沖享有很高的聲譽。《晉書》本來說他“做操正直，清靜無欲”，“體態雄健，動靜順從，自守，不要田園歌之譽”。他在曹魏時“儒雅賢惠，沒有幹部的名聲，能吃能換袍。看起來是個溫柔文靜的人。但考慮到金篡位而得天下，魏晉之際政局險惡，不能不提防史書中的文字。
鄭沖從卑微的出身做起，“醉心於經學，後學儒術，百家之言”，最後“以儒保傅”(《晉書？《儒林外史》)。司馬家是河內壹個遵從儒家的大家族。司馬懿的祖父司馬雋是“博古通今”，其父司馬方家是“父子之間”。但曹魏出身漢族，與宦官有血緣關系。曹操的“狹隘荒淫，未能待業”，“苛於細政，設防相爭”，節儉禮儀，“任人唯賢”，從根本上違背了儒家的精神。因此，金篡魏實際上是社會穩定後儒家政治對亂世刑法的壹次改革。
鄭沖是儒學大師，政治面目十分鮮明。所以，是他“率群臣勸晉”，“致使無禮九錫”(《晉書》？文帝紀)，代魏源皇帝，正是他寫了這本書，加蓋皇帝印章，禪位於晉(《晉書？李誌尚”)。晉國建國之初，鄭沖、荀羿“斬之為國典”，建立了以周官復古五禮為旗幟的禮制，並認真進行了三年喪(《晉書？禮”)；並助賈充復位法(《晉書？刑法年鑒)。這本傳記中所謂“文帝輔政，命賈充、楊虎城分禮法，均由先行商議，然後實施”，確有其事。鄭沖是金朝制度的總設計師。
鄭沖是“經學大師”，他為貴族鄉公講《尚書》是壹件非常有名的事。倒影？舒威？《三小皇帝》:“說到歷史的終結，給經書的人和為經書服務的鄭曉彤是有區別的。”這個故事在《晉書》中也有記載。就鄭沖與鄭曉彤的區別而言，可能與他們的家族人數不同有關。鄭曉彤是曹魏時代《尚書》大師鄭玄的孫子，傳道授業解惑。懷疑鄭沖研究《尚書》與王肅有關。晉書？《刑法誌》說鄭崇鼎晉律之前的舊晉律是“皆儒章句，惟鄭所取”，“不可接受”，可能是壹個旁證。
鄭沖關於屈學為政，為了現實政治不惜篡改歷史、編輯歷史的理論，把儒家視為絕對的儒家，從根本上背離了孔子開創私學、傳播知識、普及教育、自由學習的真正精神。以文化專制為儒家政治服務，才是鄭沖故意誣指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真正原因。
歷史總是容易被壹些有實際意圖的人用來作為借口或者逃避，三人跟風打虎。幸運的是，真正的歷史學家堅信歷史事實的唯壹存在，並習慣於處理層層扭曲、刪減的史料，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真相，只要不是所有的史料都被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