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偉大的改革家雍正——利益集團對立實錄》
作者:梅
清朝雍正認為，壹個人做官要清正廉潔，才能主持正義。為此，雍正帝告誡官員:“以良好的品行為榜樣，以貪墨為警示……誠信是為官之本。所以任何壹個身居官位的人，都必須把自己的清廉作為根本，才能做壹個好官。”
雍正帝珍視清正廉明的官員。浙江省省長李偉以嚴厲和清廉著稱。雍正帝曾題詞“勤政廉政”。李薇不太認同官場的習慣。他不計較，不自私，不避權貴，得罪了很多權貴。這些人串通起來告密。雍正帝心中有數，他指出:李偉粗魯傲慢，但他是壹個正直的人。"我認為他誠實勇敢。"為了挽回過去，為了循規蹈矩，我們要把國政當成片外的腐朽之耳！"
雖然雍正帝非常重視清官，但他也會對清官進行具體分析。他說:壹個官員，人品再好，也只是壹個傀儡，起不到治理天下、幫助百姓的作用。直隸吳橋知府常三樂，清廉安靜，並無不妥，但他膽小懦弱，以致當地許多事情久拖不決，工作難有起色。直隸總督李想把常三樂從縣令的位置上提拔起來，吏部認為常三樂無不良記錄，不予批準。雍正帝知道後，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樂為官不力，是失職，應該免職。因此，雍正帝不僅要求官員清正廉明，還要求他們有真才實學。為了建立壹支高效的官員隊伍，雍正帝還命令文武官員推薦人才。
雍正帝要求官員必須清廉，但同時他也反對壹些官員以清廉為名追求名利。為此，他指出:“取之適當不傷誠信，用之適當不涉及濫用。”不能不切人，也不需要炒起來賣。"
也就是說，官員拿該拿的錢不便宜，用該用的錢不算濫用。所以，我們既不能盤剝老百姓，也不能裝清廉。
官場上，確實存在撈名撈利的現象。“名利雙收”這個詞在清朝曾經很流行。對此，雍正帝做了精辟的分析:“所謂名者，亦官也；所謂真人、貨財。”他進壹步指出:“今日之官，漁譽為名，肥家為實，雲名為實。”也就是說，這些名實兼收的官僚，看似公正忠誠，倫理道德看似廉潔無私，實則善於謀利。他們不重視自己的民生責任。他們專門和上級見面，甚至暗中接頭，私下求援，巧取豪奪，十分神通廣大。結果不僅獲得了利益，還贏得了好名聲，可謂名利雙收。
為了有效地進行廉政建設，雍正帝以身作則，號召大臣們以實際行動倡導節儉。雍正帝總是清淡的，“禦膳”往往是幾樣簡單的素菜，比如炒豆芽和壹碗糙米。把每壹粒掉下來的都撿起來吃，而沒碰過的食物會被放回鍋裏加熱後再吃。連李傕都感嘆皇帝太“窮”，而雍正帝卻淡淡壹笑:“我富可敵國，貴可壹世，為何不能有所要求？為什麽不能吃？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雍正帝沒有去過承德避暑山莊，也沒有去過江南旅遊。即使要去祭祖墓，他也不同意沿途擺太多臨時設施，花壹點錢就被認為是奢侈。此外，他還非常不贊成大臣們贈送的稀世珍寶。相反，他認為:“與其供奉稀世珍寶，不如造福人民；推薦壹個有用的人才，不如推薦壹個龔連城的寶藏。"
應該說，雍正帝的確是壹個有魄力的皇帝。他會做他命令的事，阻止他禁止的事。在任十三年間，他勵精圖治，在治理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獨特的改革，取得了壹定的成效。特別是他堅決打擊腐敗，提倡廉政，整頓吏治，在壹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朝後期遺留下來的假公濟私的吏治弊端，打響了“雍正改元，政治再起”的第壹槍，為乾隆早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嚴懲貪官，雷厲風行。
雍正帝在清查赤字的活動中發現了大量的腐敗官員。為了肅清吏治，樹立清廉之風，革除官吏，沒收財物，是雍正帝對貪官采取的嚴厲懲戒措施。
雍正帝的罷官策略，針對的是所謂的“留任彌補損失”，這也是歷代的老辦法，即在查清損失後，責令官員限期彌補。但是，哪個貪官會從自己身上挖肉來填虧空呢？他們通常的手段是加強對人民的剝削。正所謂“取之於民，不取之於民，從何而來？”結果國庫充實，百姓卻大受其害。雍正帝要改革，不僅要讓國家富強，還要讓人民強大。不能讓貪官壹無所有，增加老百姓的負擔。所以，他的對策是先免職，再索賠。壹旦有貪官被舉報，將被免職並離職，不允許像以前壹樣繼續留任以彌補虧空。如果已經還了，還可以做官，吏部會請。
實行社會化儲存，節約糧食。
可以說，雍正帝不可能先管糧食生產。清代，壹些地區生活水平低下，交通條件惡劣，阻礙了中國各地的經濟交流。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協調，只能努力保證人民群眾先吃飽飯，就地解決當地的問題，孤立地協調種植結構。顯然，這種方法雖然不利於後人，但在雍正王朝的條件下，卻是壹種現實的出路。
主張實行社倉，是封建統治者挽救災荒的辦法。早在隋唐時期，封建統治者就推出了較為成熟的災荒救濟措施——義倉。隋文帝發起義倉，唐太宗李世民推動義倉。方法是政府在豐年儲存人民的余糧，以備荒年之用。那時候吏治清廉，受賄現象比較輕。李世民的壹些大臣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如鄭偉家沒有正堂，岑文本家沒有統治者。這種自上而下的良好世風為義倉的實施提供了現實基礎，官員不敢動用義倉中的糧食。但實際上，這種豐年儲糧，荒年備荒的倉儲方式，早在宋代就因官營衰敗而難以實行，所以雖然著名的朱極力提倡，卻壹直難以實現。然而康熙年間，有官員建議實行義倉，康熙帝不予允許。有個叫張的侍郎，聲音最兇。康熙帝讓他有實踐經驗，讓他去山西實習。結果他到處碰壁。侍郎張慚愧，主動作罷。
雍正帝和他的父親康熙皇帝非常不同。他即位不久，就命湖廣總督楊宗仁設立社倉。地方官員為了迎合他，強迫百姓出錢買糧，規定凡出壹兩銀子的，就給壹石糧，倉儲的多少作為州縣官員的考核結果，無異於新增，而且很重。第二年(1724)，雍正帝對社倉的管理提出了明確的方法:私人承辦，非官方；官員只應勸說他們舉行會議，而不是強迫他們下令倉庫中儲存的糧食數量和進出的方式。同時確定管理獎懲措施:倉糧由民捐，捐十石獎金，掛三十石以上，八品穿三百石以上；每個俱樂部都有會長和副會長，家境殷實，十幾年表現好的還會被冠上八品；對侵蝕儲糧的依法從嚴處理；借谷收息，加息壹石，打兩個勝仗。遇饑荒，小道歉減半，大道歉免費，只收谷款。
這並不是說雍正帝沒有意識到處理社交倉庫的困難。他知道富家自有積蓄，即使遇到災荒，也不靠倉廩，所以不願意損失；貧困家庭希望社會倉庫經營好，但是負擔不起。為了避免損失，人民不想支付糧食。官員還存在侵蝕挪用考上的職位的弊端，更不希望把考不上的社倉搞好。雍正帝並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只是他充滿了挑戰精神。即使他知道很難成功，他還是要試壹試。這也說明他急於救荒，想造福於民。而且，社會倉庫在災年確實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緩解饑餓的作用。西北戰爭突然爆發，陜西巡撫嶽鐘琪奉命建立社倉，收購糧食小麥近40萬石，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巨大作用。
如果說倡導實行社會儲存是拯救雍正帝饑荒的良方，那麽在雍正帝倡導節約糧食則是另壹種預防措施。雍正帝既知道“民以食為天”、“農以天下為重”的道理，也看到了人口與日俱增而糧食產量有限，“入不敷出”的問題。為此，他在采取壹系列增加糧食產量和精心儲藏的政策措施的同時，還特別強調要珍惜和節約糧食。
雍正二年(1724)，下令食堂:“凡粥、飯、菜吃完，余糧不得棄。或者和服務的人壹起吃，人吃不了就餵貓狗，吃不完就曬幹餵鳥。千萬不要拋棄它。”我會派人去檢查的。如果我們仍然不改正我們的方法，我們將會受到懲罰。"幾年後，他得知飯廳的溝水中還有被倒掉的飯菜，便訓誡飯廳太監說:"飯廳的溝水中有很多被丟棄的米粒。曾幾何時，時不時有人跟我說，妳對妳管的人不嚴格。如果再被我發現，我不會原諒妳，我不僅罰妳工資，皮板房等錢和吃的。小心點！小心點！"
在這裏，雍正帝為節約食物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從人類的食物、貓糧到鳥糧，都解釋得清清楚楚。最高封建皇帝對吃剩的粥和剩菜的處理做出了特別的法令，這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大概是絕無僅有的。
雍正五年(1727)三月，頒布長特詔，曰:“伏米谷為養命之寶。既然是靠它生存的，就要好好珍惜，不能輕言放棄。而擁有資源的人是眾多的，尤其是隨時被克制的，而不是嘴皮子的欲望。每個人都可以省壹勺，但我不覺得太少，積少成多，可以養更多的人。”如果大家都這樣做，豈不是積累更多，養更多的人？”為了打消人們“少吃有害健康”的顧慮，他說:“養生家庭以少吃為關鍵，所以健康和諧，所以節儉，珍惜幸福。當脾被信仰支配，習慣就成了自然。很明顯每個吃得少的人精神都很強。”他還以“天人合壹”之論告誡士紳百姓:“米谷是上天賜予養育萬民的，我是天下之主。唯有尊寶惜天之心，雨若反常，年有秋，百姓才有容身之所，歡歌笑語。我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我不敢怠慢天空。為什麽不把人民當壹家人？每天早上生個寶寶很有必要，因為是上帝給的。如果妳珍惜它，並在任何時候存錢，上帝會經常給它，並享受英寧的祝福。如果放縱恣意，就會暴怒，得不到賞賜，水旱災害必然發生。原因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