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亞泉編寫的教材具有創新精神，使教材適應新時代。這裏舉壹個《文學的開端》的例子:《文學的開端》杜亞泉1902年編，商務印書館出版，三年學習***6卷。當時清政府“興學”，但仍規定“其教法以四書五經為主。”杜無視清廷法令，改“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傳統教材。他先按照語言的規律，從實詞開始，由淺入深，然後是說服，再從實到虛，從單字到句子，從兒童身邊常見事物的各種膚淺知識到視聽電氣化，中外歷史上的人物，然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本書明顯摒棄了唯讀書高、讀書為官的思想，賦予了忠孝仁等傳統倫理道德新的民主內涵。這本教材的最新印數是1906，也就是其流行前後不少於5年。這個“壽命”是它以前的教材裏沒有的。該書“摒棄了儒家經典的中心，貼近兒童生活，使教育充滿生活氣息，具有現代觀念的通識教育內容。”新教育倡導多年，教材建設探索多年。到目前為止，它大體上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按照教育學原理，這本書是我國小學教材史上劃時代的教材。
在編寫教科書時，杜亞泉不忘宣傳愛國主義，以此激發年輕人振興中華的雄心。他編撰出版了《普通新史》，他的《通論》中有壹段話:“先秦時代，中國割地開埠，幾乎被白人瓜分。今天，* * *和諧已經確立。從這種全民努力中，我們可以振興共同事務，尋求智慧。以我們古國的名聲，可以帶動五大洲所有國家。非國民的責任是什麽？”在《普通案例》壹書中也說:“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逐漸與世界相遇，優者戰勝劣者，也就是在這壹二百年裏，是壹千年。中國人民的眼光，絕不能只著眼於中國幾十個朝代的興亡演變，而要考察種族勢力的強弱、文明程度和能力大小，以此作為大家警醒和啟發的標準。”這本歷史教科書在學術界很受歡迎，短短五年就重印了28次。
後來總館也因為經費不足等原因陷入困境。此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在當時社會的辦學浪潮的契機中獲得發展，正在招兵買馬，擴大業務。1904年秋，應《商經》創始人夏、之邀，杜亞泉受聘為《商經》編譯所理化部主任，致力於科學研究和編譯工作，總庫並入商務印書館。此後，杜亞泉在“商界”服務了28年，通過長期出版實現了自己的科學理想。
在“創業”的前幾年，杜亞泉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教材的編寫上。他編的教材從小學到高中、師範都有，包括動物、植物、礦物(這三者當時還叫博物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理學、農學，還有壹些學科的教學和教法。據後來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的王說，杜“寫了幾百本關於自然科學的書”，其中相當壹部分是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早期出版的大部分科學教科書和書籍都是先生寫的”。首先是編纂植物學詞典。本書是國內第壹部有影響力的專業詞典，13人合作，杜仁主編。整理自1907，發布於1918，轉載於12，1934。本書收錄中國植物名稱術語8980個，西文學名術語5880個，日文假名植物名稱4170個，植物圖片1002張，1700多頁，300多萬字。蔡元培在序言中說:“我國最近出版了壹部科學詞典，沒有比這更詳細的了。”時任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系主任的美國科學家齊天喜也認為:“我們這本書以中西植物為名，是有依據的，是當作指南的。”
二是編纂動物學詞典。該書由五人合著，杜仁主編。從1917開始編，1923出版，歷時6年，共四版。全書250多萬字，每壹個動物名稱都用英文、德文、拉丁文、日文註釋，圖文並茂。編前有動物分布圖和動物界概況，編後附有西文索引、日文假名索引和四角號碼索引。這本書和《植物學詞典》壹起，是中國科學界史無前例的傑作，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三是《化學技術寶典》的編纂。該書第壹版於1917年3月出版，第九版於1929年2月出版。書中的內容包括30多種重要技術，從家庭日常使用到作坊制造，以及合金、鍍金、冶金、玻璃、琺瑯、人造寶石、陶器著色、火柴、油漆、墨水、漂白、防腐、肥皂、毒藥和解毒等各種化學技術。，都有詳細描述。編寫本書的目的是為國內廠商提供技術參考。
為推動我國科學教育的發展，杜在編撰出版教科書的同時，還復制了科學實驗儀器設備的制作。在他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開設了標本儀器培訓班，招收學徒，教授技能，培養自己制作儀器、標本、模型的人才。他本人曾親自在研討會上授課。此外，他還發動並資助自己的子侄開辦工廠，生產樂器和文具。比如支持表哥周榮賢在上海開中國儀器廠(現為地質部下屬上海地質儀器廠的前身)；支持表哥杜春帆在上海開油墨廠“天然油墨廠”(1949後與其他廠合並成立上海油墨廠)。
鑒於杜亞泉對科普傳播的貢獻，有人稱他為科學家，他謙虛地回答:“不，是專門科學介紹人的耳朵。”杜亞泉是壹個憂國憂民、有科學頭腦的人。他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思考嚴肅而冷靜，他勤奮而善於思考。據蔡元培回憶，杜“有時獨走，緩步而行，或望壹景，立而動，自知無時無處不在思”；而且他“腦力敏銳，所學不破，所言不言。”杜亞泉不僅對各種社會現象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敢於公開陳述自己的觀點，不從眾，不懼權威。壹旦形成自己的觀點，就會持之以恒，不會輕易放棄。他認為這是他應盡的社會責任。
辛亥革命後，政治不明朗，封建軍閥割據，帝國主義列強掠奪，腐朽的封建意識與資本主義思想交織在壹起，使社會精神和道德日益衰敗，人們思想極其混亂。當時中國的愛國誌士、政治覺悟和求知欲日益發展，杜亞泉也深深感到需要壹種“救民於知識之饑”和“誘導之”的工具。就在這時，商務印書館聘請杜亞泉為主編，刷新《東方雜誌》。這對他來說真是天賜良機。於是他壹方面對《東方雜誌》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另壹方面又堅持寫作。
東方雜誌，月刊，創刊於1904。起初，它只是壹個選擇性的報紙，匯編法院公告和報紙文章。杜擔任主編後，拓展空間，搞活版面，多寫文章，對國內外形勢、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學術動態等都作了詳實而迅速的匯編，並發表評論文章。同時增設“雜學”專欄，傳播科學知識，增設“談雜文”專欄，批判時代弊端，使《東方雜誌》煥然壹新，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綜合性雜誌。
從1911—1920擔任《東方雜誌》主編的9年間，杜增以“大叔”、“高老”等筆名寫了300多篇論文、雜感和譯作。他的文章涉及面很廣，涵蓋哲學、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倫理、教育等等。文章從實際出發，有批評，有建議，批評尖銳直白，觸及時代弊端，建議有見地，符合國情。有些文章，即使過了幾十年，依然發人深省。在杜亞泉的政論文章中，往往有壹些獨到的見解，給人以啟發。比如，他在《為什麽中國的政治革命沒有成功，社會革命沒有發生》壹文中，談到中國的工人階級過剩，也就是歷史上的遊民階層強大。他們有時會聯合壹部分過剩的知識階層來對抗貴族勢力，但壹旦革命成功，他們自己也逐漸貴族化。這種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會革命，而是帝國革命。時至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仍在貴族和遊民兩個階層的影響中掙紮自拔”，“富人與貴族同化，窮人與遊民交往”。這就是政治革命無法實現的原因。至於社會革命，則是缺乏社會基礎。文章指出:“歐洲的社會革命基於哲學思考，既深刻又深遠；它在生產和政治上的運動方法是準備充分的，即在我國的知識階級中，很少談到它們；在工人階級中，更不可能獲得這種知識，它不可能毫無疑問地發生。”他斷言:“如果未來的知識階級仍然不肯斷絕其政治生活的希望，不停留在工業階級和工人階級中與之結合，而只與貴族遊民交往，那麽貴族勢力和遊民就會越來越不可控制，怎麽會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呢？”按照現在的話來說，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求個人政治發展，不與工業階級和工人階級相結合，那麽中國就不會有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在《未來的世界》壹文中，他預見了“國家民主的終結”...社會上會出現壹個強大的新階層，那就是有科學素養的勞動者。這些科學工作者隨著社會的需要而日益繁榮。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壹切機關和職業都掌握在勞動者手中。”此時，政黨“別無他招”，而軍隊“不得不撤”，戰爭“不得不停”；“於是國家的民主變成了世界的社會主義”，“人類生活所需要的東西，其供應、分配、消除其障礙、提高其福利，都是社會事務。”在這裏，他隱約看到了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光明前景。
在《中國的新生活》壹文中，他預言中國的新力量在於那些“保留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從事社會事業，爭取自力更生的生活”的人，“以舊道德為標準，考慮新道德，爭取個人自主”。這種年輕有為的人，“受到戊戌變法以來各種先進失敗的懲罰，開始有所覺悟，於是擺脫了浮躁，克制了急躁，從社會生活和個人修養出發。”將來，這些年輕人將造福全世界...當舊的力量崩潰時，它的力量自然會顯露出來，各方面的力量自然會聚集在這個力量周圍。”“今天的文明國家都是以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未來的中國也不會例外。這是我們所相信的。”也就是說，他認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在於努力掌握知識和能力、投身社會事業、關心國家未來、有道德、有覺悟、不浮躁、踏實的年輕壹代。
再比如，在《減少政治》壹文中，他指出:“政府的職責是維護社會安寧，維持社會秩序，養其活力之源而不使之枯竭，無阻礙地走發展之路，即使社會可以自由地發展其活力。”如果不遵守這個原則，“貿易怎麽可能擴大政治權力，增加政治開支？人民受到的幹擾越多，人民增加負擔的速度就越快。幹涉甚至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而沈重的責任會耗盡社會的活力，社會會衰落，政府也會跟著衰落。”這種理論難道不與改革開放後我們倡導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不謀而合嗎？
深入研究杜亞泉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印象:杜亞泉不僅是自然科學的先驅，而且因為他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掌握了有價值的科學思維方法和習慣，從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能夠嚴格遵守實用理性的思維方式，從而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以西方哲學中的“連續論”為理論基礎，認為歷史與過去密不可分。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張和解，主張進步與保守相結合(這裏的保守是指“不爭事，不爭復古”)。他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專制、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他對社會改革真誠而堅定，但主張循序漸進，反對激進主義。他在對西方文明的審視中，既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弊端，又隱約看到人類社會的“未來文明”將“趨向社會主義”，這必然與工人階級聯系在壹起。
杜亞泉在擔任《東方雜誌》主編期間，還翻譯了大量通過日文翻譯的日本和西方國家各種重大事件的專著、評論和報道。比如東西方社會的根本差異，美國的新民族主義，墨西哥革命成功的偉人，日本明治時代的進步，歐美社會黨的新聞，婦女參政運動簡史等等。據張回憶，他經常在《東方雜誌》上介紹摩爾、歐文、傅立葉和聖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並分期翻譯出版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和叔本華的《人生哲學》。特別值得壹提的是，他在1912年翻譯了日本著名社會主義理論家由紀夫秋水撰寫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壹書，該書於當年5月至9月在《東方雜誌》第8卷第11期至第9卷第3期連載，後被收入《東方圖書館》系列，作為單行本發行。這篇文章發表在《東方雜誌》上的時候，比陳望道先生翻譯的《生產黨的* * *宣言》的發表日期早了八年+0920年8月。
杜亞泉離開東方雜誌後，人已步入老年，他卻沒有放松的意誌。此時，他除了做好日常理化部主任的工作外，主要精力放在兩個方面:壹是辦教育，二是寫書。
興辦教育，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是杜亞泉壹生的重要理想和追求。早年與蔡元培在紹興創辦中西學堂，後在上海創辦雅泉書院。1902年，應浙江南潯龐之邀，出任潯溪公學校長。1903年與、壽、宗能樞等紹興文教界人士創辦越軍公學。他在擔任紹興七縣會議長期間，還辦了三所小學。杜的辦學活動大多因經費不足等原因而未能持續，有的存在時間較短。但他辦學的雄心從未喪失。後來他想在紹興諸葛山麓辦壹所中學。“我試著和朋友們討論，做什麽設備，采取什麽措施，如何實施，如何拓展，如何從中學進入大學；”也有人說，如果妳得償所願，雖然妳最終會為學校服務，妳的子侄也會為學校服務。說的時候興高采烈，想去日本看看。“由於當時的情況，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
1924年，杜終於自費在上海創辦了新中華書院，培養從事科學和工業的人才。他和兒子侄子都是教課的，負責管教。我不介意錯過商務印書館的編稿時間，扣工資。他討厭官僚買辦，經常教導學生千萬不要做買辦。他對腐朽的社會學風深惡痛絕，提倡簡樸，鼓勵學生畢業後下鄉從事教育和農村合作。當時有同學想去美國，他也挺擔心的。他說他不反對他們去美國留學，但是他們會回來給外國人做買辦。他也很關心學生的健康。學生們的飯菜裏有像竹子壹樣老的竹筍和帶黑點的茭白。他發現後，自己貼錢，讓廚房給學生加菜。可是做了兩年半，花了8000多塊錢，家裏所有積蓄都花光了。杜原來的業務股票都賣了，還是不夠。最後負債2000元到3000元，學校只好關門。
杜亞泉壹生寫了很多書，最“慘淡經營”的是《人生哲學》。據蔡元培說，杜所寫的教科書雖然都是關於自然科學的，但他始終不肯把他的註意力局限在數學和物理的圈子裏。“相反，他總是用哲學來指導個人和改善社會，30多年來沒有改變過。”在新中國大學期間，他在學生中開設了人生哲學課程，以發展年輕人的思想。學校停課後，他根據講課內容，在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中尋找新穎、警醒的理論，並加以拓展。67年後編著《人生哲學》壹書，商務印書館8月1929出版，作為高中教材。“因為杜鎖之的哲學是科學的，所以當然不同於壹個懸浮的哲學家”。他“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哲學，所以他是徹底而謹慎的，並試圖避免偏袒。”對於各種理論，我們往往是兩頭取，唯物與唯心，個人與社會，歐化與國粹，國粹中的國學與宋學，動機與功利，樂觀與厭世，各種相對的意見都是妥協調和的。在倫理上采取普遍的完整主義，改善人生觀，是壹種折中的、綜合的哲學觀。"
1932 65438+10月28日，侵華日軍入侵上海，商務印書館被炮火焚毀，杜亞泉的寓所也遭到破壞。“生意”倒閉裁員，杜也帶領全家人投靠老家，變賣家產過日子。然而，他對社會的熱情並沒有因此而稍有受挫。在農村，他自費創辦了錢球出版社，聘請了老同事和兩個離開圖書館的侄子，拖著老邁的身體，繼續從事科學編輯工作。他寧願不買必需的衣服。他為“生意”支付了400多元的遣散費，買下了所有的參考書，從上海運到鄉下，埋頭於編纂。在壹年多的時間裏，他完成了70萬字的《小學科學大辭典》的編纂。這本書收錄了小學自然科學課本必備的2000多字，包括天文、氣象、物理、化學、礦物、醫學、動物、植物、化學、農業、建築、食品等等，對於補充小學自然科學老師的科學知識非常詳細。這本書是杜死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是他對社會的最後貢獻。杜亞泉可以說是通過著述把壹生都獻給了科學。
在鄉下編詞書的同時，他還隔周乘船到紹興縣，為稷山中學(現紹興二中前身)講學，孜孜不倦。講座涉及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等。，宣傳抗日救國。此外，他還支持農村群眾打擊惡霸強人羅，幫助農村革新教育。
由於過度勞累，本已消瘦蒼老的杜亞泉終於病倒了。1933年秋，患胸膜炎。他依然沒有停止思考自己的事業，以及生病期間壹直關心的各種問題。壹天晚上，他想得太多，完全睡不著。第二天，他的體溫升高，病情加重。他死於65438年2月6日。杜亞泉沒有財產積蓄。“他平時賣文章賺的錢，除了簡單的生活費，都捐給公益教育了，所以很郁悶，也沒什麽余錢。”。當他病重時，他沒有錢給他治病。他死了以後，借棺材死了。
當年六月，杜亞泉到紹興龍山的窩子裏去收詩集，有六首和朋友合拍的押韻詩。兩句話的最後，他說:“盡妳所能找共同點，但人動了還是不好。”這是他壹生的寫照。
杜亞泉不僅是壹位全知的文理科學家，還是壹位優秀的教育家、編輯家和翻譯家。在擔任《東方雜誌》主編的九年時間裏，他翻譯了大量西方科學著作。自然科學包括蓋革對數表、生態本質、定性分析、食品衛生法等。社會科學包括社會主義的本質、婦女參政簡史、戰爭哲學等。
杜亞泉雖然專心寫作，但也十分關心國家命運和社會改革。為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帝國主義運動史》、《天意與民意》等文章，進行了無情的鞭撻。1914年，他發表了《個人的改革》、《延續論》、《打破幸福的目的》等壹系列文章，闡述他的社會改革思想。杜亞泉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為了在上海投資創辦新中國公學，他低價賣掉了自己在商務印書館的老股份，甚至還欠了兩三千塊錢，毫不後悔；為反對清政府出賣蘇滬和滬杭甬鐵路的修建權，他四處奔走呼號，並主動提出以自己的薪水讓邵友人回鄉入股；為了維護紹興同鄉在上海的權益，他發起成立了“紹興七鄉會”，並當選為議長。
杜亞泉願意獎勵和幫助年輕人。1900期間，擔任浙江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考官，負責數學、理科出題。在他鼓勵竺可楨參加考試的時候，後主考上了，成了著名的氣象學家。胡愈之初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輯時，得到了前任杜亞泉的悉心指導，胡愈之終生感激，稱他為忠誠的長者。
杜亞泉剛正不阿，自私自利，節儉好學，樂於奉獻，可以成為後人的楷模。去世前不久，他去“龍山詩巢”合集，與友人合集有六首押韻詩。兩句話的最後，他說:“盡妳所能去找共通的東西，但是動植物還是不好的情況。”他壹生致力於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這是他壹生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