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統治階級用來解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壹項民族政策。其意義在於保留鐐銬，仍然是模仿唐朝的“鐐銬制度”。政治上鞏固其統治，經濟上維持原有的生產方式，滿足於征收朝貢。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土司制度始於唐代的“羈縻制”，形成於宋代，興盛於明代，崩潰於清代，終結於20世紀初，歷時壹千多年。
元朝開始建立。它被用來授予中國西北和西南少數民族的部落首領頭銜。酋長的職位可以世襲，但攻官需要朝廷批準。在元朝，土司有三個武官職位，即宣威使、傅玄使和安福使。明清時期，土司被安置在邊境沿線。自明代以來，有三種文官職位:地方知府、地方知府和地方知府。土司向朝廷承擔壹定的朝貢，並根據聖旨提供軍隊；對內維護其作為部落首領的統治權利。
元朝以來，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少數民族采取綏靖政策，壹些少數民族首領被授予地方官的職位，形成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實施壹直延續到清初，其中部分土司是“世襲”的，直至民國。元代在楚雄授職的地方官員主要有和柯南軍政總監高、姚安道軍政總監高、府武定道軍政總監。
地方官員多為彜族，但也有白族和傣族。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明軍進入雲南，土司陸續投降。朝廷保留了各土司地方官的世襲職位，分為:認識地方官，共同認識地方民，與地方官有統壹制度，經歷地方官。最大的是州級，最小的是家鄉衛士。
中央王朝為了加強對土司地區的控制，規定土司定期朝貢。演講會向中央王朝致敬，是保持中央王朝與演講會之間聯系，維系君臣關系的壹種特定方式。所以元明清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視土司進貢。
土司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的封號，經濟上有時享受減免賦稅的優惠待遇。減輕優待的負擔或因天災，或因戰亂，或為表示恩寵。
土司制度下，土司下面的人都是農奴。他們沒有土地。他們除了為敬酒者提供繁重的無償勞動和充當士兵外，還要以實物向敬酒者支付或進貢。這種封建農奴制是土司制度的經濟基礎。特別是有的祝酒強行勒索錢財，如火坑錢、鋤頭錢、煙花錢等。土家族人民生活在封建統治和土司剝削的雙重壓迫下。
土司制度作為元代社會發展的產物，在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方面發揮了作用，同時也對後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區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土司制度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的積極作用
首先是鞏固邊疆。土司制度形成於元朝。元朝時期，中國疆域空前強大，如何鞏固邊疆成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元朝統治者表示，只要邊疆民族表示服從，就不再幹涉他們對當地的管理。這樣，元朝就不用花費巨大的精力治理邊疆，土司邊境成為堅固的防線，維護了國家安全。明初基本延續了元朝的邊疆治理模式，將土司制度發展到極致。
二是節約行政成本。歷代中央政府都會考慮民族地區的投入和產出，也就是行政成本。民族地區多為偏遠地區或高寒山區。在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糧食為主要收成，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社會時期，中央王朝能從民族地區獲得的稅收和產品極其有限。因此，他們對民族地區的主要期望是保護環境和人民，其次是稅收或當地特產，如馬匹和木材。酋長向中央投降時，通常表示願意繳納稅款，但實際上並沒有繳納全額。遇有水旱或其他特殊情況，土司會向封建皇帝報告，要求減免賦稅，皇帝壹般都會同意，並給予壹定的物質幫助。敬酒致敬當地特產後，皇帝不僅進不去。在“來而不非禮”的儒家文化影響下，他也會回贈比朝貢價值更高的金錢，以彰顯王朝之恩。土司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主要是行政隸屬關系，但經濟依賴並不明顯。土司“依俗而治”的管理模式，使中央王朝不必在邊境地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節約了行政成本。
第三，促進了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相鄰的祝酒詞由陸地連接。在以土地為主要財富和生產資料的時代，土司之間往往會因為土地而產生爭執或妥協。土司和土司與中央王朝是三角關系。土司之間的爭鬥不得不考慮王朝的權威幹預，土司與中央王朝的博弈不得不考慮其他土司的機會。這種遏制使多黨關系和平相處，不激化矛盾，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
第四是保護多元文化。少數民族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在“同化”的過程中難免受到強勢文化的沖擊和失落。土司制度中的“依習俗而治”的方式，給了少數民族很大的自由空間，使其傳統文化免遭重創。
土司制度的歷史局限性
封建王朝對土司的主要策略是“按量納貢，聽我的”，用於經濟上和政治上對土司的有效控制。土司不聽話，往往形成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中央不得不考慮“改土為流”的過程。這個過程經歷了壹個很長的時期，由於中央政府對土司制度壹直沒有壹個完美的解決方案，以至於中央政府更叠頻繁，土司制度也壹直沒有站住腳，所以才有了“百年皇帝，千年土司”的說法。
畢竟，由於相對封閉的土司制度，國內殘酷的統治，國外無休止的戰爭，很難消除對中央政府的潛在威脅。最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經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壹旦中央有了足夠的權力，就會出手幹預。到了明代，隨著明朝的穩定，地方官員已經意識到土司制度的局限性，“改土為流”的思想逐漸被采納並初步實施。清朝鼎盛時期，王朝勢力強大，於是進行了大規模的“地方改革”，土司制度基本被摧毀。但“百尺竿頭，更進壹步”，土司制度在民國壹直保留到新中國成立。
“習慣統治”與法治的契合
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是我們的基本民族政策。黨和國家歷來關註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給予各方面優惠政策和支持。近年來，民族地區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土司遺址”申遺的成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土司制度的歷史定位和作用，即土司制度並非壹無是處，而是對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制定相關民族政策具有壹定的借鑒意義。
“禮治”體現了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尊重和封建統治者高明的政治策略。但是，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不可避免地與國家法律制度不壹致。比如彜族的習慣調解制度在解決民事糾紛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刑事案件中也采用調解，不希望國家權力介入，這與民族法律精神相沖突。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法律和民族習慣應該有壹個適當的契合點，既要保證國家法制的權威，又要維護民族文化的尊嚴。
在土司時代，中央王朝也非常重視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比如要求土司的子女和近親在京城學習封建禮教和倫理道德，有的甚至在民族地區設立教育機構。雖然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封建統治的維護，但客觀上也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如今，造成中國各民族“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壹個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條件的不平衡。“以俗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要求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抑制不符合時代發展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