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 註釋本怎麽樣

《語言與文化》是羅常培先生從語言學跨入文化人類學的成果，被譽為中國文化語言學的“先驅”和“開山之作”。語言學並不是獨立單調的文字音韻之學，該書將語言學與各種人文學科相結合，從各個方面挖掘語言文字中所蘊含的豐富資源。我主要從語詞的詞源與變遷、借字現象、姓氏與宗教的關系這三個方面談壹些自己在閱讀過程中的淺顯體會 語言是社會組織的產物，是跟著社會發展的進程而演變而來的，所以應該看做社會意識形態的壹種。 在這裏羅先生把語言定義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壹種，我們知道社會意識形態是各種社會觀念的總和，也是壹定社會存在的反應。社會意識形態是與時俱進的，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或遲或早的發生變化。所以語言也不是從古至今壹成不變的，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詞匯並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由古代的語言詞匯發展演變而來的。在追溯現代詞匯的詞源時，我們能從中了解到古代社會生活得方方面面。“社會的現象，由經濟生活到全部的社會意識，都沈澱在語言裏面。” 羅先生在本書中從外文和中文兩個方面介紹了語詞的語源和變遷與文化的關系。 英文單詞“pen”現在指的是鋼筆，這個詞是從拉丁文中的“penna”轉變而來的，它的原意是羽毛，引申意為中世紀歐洲普遍使用的鵝毛筆。雖然現在人們不再使用羽毛筆了，但是“pen”這個詞沿用了下來。另外英語中“wall”這個詞現在指的是墻，本意其實是“枝條”（wattle)或著“柳條編織的東西”（wicker-work)。柳條和墻壁現在來看是完全沒有關系的，但是根據考古發現古代歐洲的墻上含有柳條編織物，說明古代的墻與柳條有直接的關系，用本意為柳條的詞來代表墻也就是理所應當了。在很多語言裏“窗”這個詞都是帶“眼”的復合詞。比如英語中的“window”(wind-eye)、盎格魯撒克遜語中的“eglyrel”本義就是眼孔、俄語中的“okno”是源自拉丁語裏的oclus（小眼的意思）。 以上的例子都是能比較容易的看出它們與詞源的聯系，還有壹些語詞的語源和變遷則要通過深入的研究我們才能發現。比如英文中的“money”，它源自於古羅馬的“moneta”，但是“moneta”的原意是“警戒者”的意思。那為什麽用“moneta”來代表錢幣呢，原因其實很簡單，juno moneta 神廟曾經是羅馬的造幣廠，所以人們用“moneta”來代指錢幣，然後再演變為英語中的“money”。與之相同的是同樣表示錢財的“dollar”，它由德語中的“joachimstaler”（地名joachim's dale)變來，十六世紀時人們在joachim's dale鑄造銀幣。關於單詞“style”我們現在看到的第壹反應是風格的意思，這個詞的變遷就比較復雜。它的詞源是拉丁語中的“stylus”，是羅馬時代的壹種書寫工具,後來漸漸引申為所寫出的文章風格，談話的風格，轉到法文的時候就是“style”但是讀音為[sti:l]，最後再進入英文成為我們熟知的“style”。“style”在英文中還可以表達很多別的意思，這些語意都是在後來引申開來的，但是它的“stylus”的原意大部分人已經不了解了。 我覺得漢字比字母文字更能看出古代的社會生活的痕跡。在漢字中與錢財有關的大多是貝字部，我們都將我國古代使用貝類用交換物視為常識。“安”從古到今使用了千年沒有變化在說文的解釋是“靜也，從女在宀下”，體現了我國古代人對女性的看法。同樣“美”字體現了“羊大為美”觀念和審美心理。 語言文字是和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平時我們在使用語言文字的時候覺得它們很平常，但是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文字是經過數千年發展變遷才有現在的面貌。語言文字隨著人類從太初走來，它們歷經每個朝代，見證了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刻。把他們比作人類史中的活化石壹點也不為過。所以我們研究語言不能只把目光簡單的放在音韻上，獨立的發展，而應該把語言學和歷史文化結合起來，多挖去發現語言中蘊含的豐富的文化因素。 語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多方面聯系的。語言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交流，當兩種不同的文明開始接觸時，語言是最先受到影響的。羅先生在本書的第四章，詳盡的介紹了借字現象。“所謂‘借字’就是壹國語言裏所羼雜外來語成分” 我國自古以來壹是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與各民族接觸交流頻繁。在交流過程中，其他民族給漢語留下了不少借字。比如說“獅子”“師比”“壁流離”等，這些都是中國本土之前沒有的東西。以葡萄為例，史記記載隨著張騫的“鑿空之旅”帶來了葡萄和苜蓿，《史記》《漢書》作“蒲陶”，《後漢書》作“蒲萄”，《三國誌》《北史》作“蒲桃”。根據楊誌玖的考證，葡萄的來源是《漢書61西域傳》裏的撲挑國，因為該地盛產葡萄，所以以國名當這種水果的名稱。 羅先生把近代漢語中的外國借字歸為四類。第壹類聲音的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把外國詞的發音轉換為漢字。這壹類下面分了四個小類。純音譯 如廣州話中的士擔（stamp）、花城（fashion）音兼意 如可口可樂(coca-cola)廣東話中的德律風（telephone)音加義 如冰激淩（icecream）卡片（card）譯音誤作譯義 如愛美的（amateur)。第二類新諧音字（new phonetic-compound)中國文人按自己的審美標準漢化從外傳來的詞語。如茉莉出自梵文malli，還有大部分的化學名鋁、鉛、鈣等。第三類借譯詞（loan-translation)把外來詞逐字的直譯下來。佛教經典裏很多這類詞，如“我執”“法性”“因緣”。第四類描寫詞（descriptive from）在壹些外來詞前加“洋”“胡”壹類字。如胡蘿蔔、胡椒、安息香等。 在民族間交往中，漢語也影響了其他語言。最突出的就是茶、絲、瓷器了。以茶為例，十六世紀末葡萄牙人開始來中國販賣茶葉。對茶的稱呼他們使用的是普通話的CHA。後來荷蘭人掌握的茶葉貿易，他們是從廈門人手中販茶，他們按照廈門方言來稱呼茶（téh)。因為這兩種渠道不同，所以歐洲國家對茶的稱呼分為兩派。壹派是從葡萄牙買茶的發官音的意大語（cia)葡萄牙語（o ch00)，另壹派是采用廈門音的法語（thé)德語（thee)。英國最先采用官音（cha)，後來轉為廈門音(tea)。除了茶還有很多植物比如藍菊（China-aster）、月季（China-rose）、白菜（chinese-cabbage）。與商業航海有關的細絲（sycee）、臺風（typhoon）、舢板（sanpan）。近代還有許多轉換到英語裏的詞匯，如太平天國(taiping)、義和團（boxer)、衙門（yamen）、督軍（tuchun)。還有看起來就很中式英語的to save one's face,to lose face。 漢語裏的借字遠遠多於外語裏的中國貸詞，這是為什麽呢，關於這點羅先生總結了三個原因。首先中國自古以來以天朝自居，以輕視的眼光看待周邊民族，認為四方蠻夷接受不了天朝的文化，所以語詞的交流大多在商品名稱，官員頭銜上；其次依照同樣的心理中國隊外語的研究很不重視，就算漢語借用也無從得知，國外的翻譯很少采用“聲音代替”的借字法；最後漢語中存在大量的方言，以上面茶的傳播為例，光聽tea是不會想到那時借於漢語。 我對本書的第六章《從姓氏和別號看民族來源和宗教信仰》特別感興趣，讀完後更理解了“語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多方面聯系的”這句話。 中國有大量的回教徒，回民的姓分為三種，與漢人相同的普通姓；準回姓，如馬、麻、白、藍、洪、丁等；純回姓，如哈、虎、賽 、脫等。“純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譜系作基礎，準回姓就有依據漢姓來的”⑸。書中關於純回姓和準回姓各舉了壹個歷史上的實例。薩姓是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剌的後代，薩都剌是sa'dullah的譯音，是阿拉伯文sa'd和allah的組合，分別是吉祥和上帝的意思。薩都剌正好字天賜與阿拉伯文意思相應。回民中丁姓是元末丁鶴年的後代，丁鶴年這個名字看起來很漢化，但是根據羅先生的研究後會發現相當有意思。元戴良為丁鶴年所作傳記載：“鶴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祖占思丁，父職馬祿丁，又有從兄吉雅謨丁。”清俞樾《茶香室續鈔》記載：“鶴年不言何姓，而自曾祖以下，其名末壹字皆丁字，不知何義，世遂以鶴年為丁姓，非也。國朝錢大昕補《元史61藝文誌》有丁鶴年《海巢集》壹卷，《哀思集》壹卷，《續集》壹卷，亦誤以鶴年為丁姓也。”羅先生在書中解釋到，“丁”是阿拉伯文din的對音，本義是“報應”引申義為“宗教”。阿老丁是Al00-ud-Din的對音，意為“宗教的尊榮”；占思丁是Shams-ud-Din的對音，意為“宗教的太陽”；職馬錄丁是mal-ud-din的對音，意為“宗教的完美”；吉雅謨定時Diyam-ud-Din的對音，意為“宗教的典型”。丁鶴年已經被漢化的很深了，所以他為自己取丁為姓名。回民中的大姓馬姓的來歷書中也有提及。馬姓是“馬沙亦黑”縮減而成。馬沙亦黑是阿拉伯文Shaikh marhmmad的對音。Shaikh譯為“老人”，是阿拉伯人對長者的尊稱，在人名之前，我國人把人名置前，簡寫為“馬沙亦黑”，馬就成了姓了。 說來慚愧在沒讀《語言與文化》這本書之前，我並不知道羅先生是何許人也。讀完此書我去查了羅先生的生平和壹些軼事。羅先生是位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的大學問家，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他能潛心研學，為中國語言學學科做出了巨大貢獻，不愧為“繼往開來”的壹代宗師，同時他又是壹位極富人格魅力的良師益友。這本小書也讓我收獲了許多，向羅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