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初期石牌村的經濟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土改前；土地改革；合作集體化時期。
在土改之前的時期，石牌村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有深厚的農業基礎，又受城市的直接影響，所以農業經濟發展比較穩定。特別是陳統治時期(1928 ~ 1936)，廣東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石牌村糧食和經濟作物豐收，經濟繁榮。但在抗日戰爭和日據時期，其經濟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清代村民修建的5個池塘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到抗戰結束，從65438年到0946年，石牌村民在國際救濟署的幫助下，齊心協力，在短時間內修復了各大水塘的水利設施。
在單戶小農經濟的情況下，當時人們習慣了傳統的耕作技術，但即便如此，石牌村民也憑借其靠近城市，信息交換關系發達，所以往往率先改良品種和耕作技術。在20世紀40年代，他們中的壹些人使用少量的化肥和殺蟲劑。這種傳統的城郊農業經濟決定了石牌村經濟自給少，商品多；封閉性弱，開放性強。在種植品種方面，他們被敦促從水稻轉向蔬菜生產，並更早地種植藿香等經濟作物。早在1948 ~ 1949年，石牌村就有4800畝耕地，其中水稻3840畝，每年供應廣州50多萬斤大米。蔬菜種植面積960畝，占耕地的20%，畝產達到1500公斤。每年向廣州供應300多萬公斤蔬菜，其中壹部分出口到香港。石牌種植的藿香當時有200畝左右，品質特別好。它在1930年代廣為人知，並被發行到香港、澳門和東南亞。50年代被廣州列為優秀土特產。
從1950到10，石牌村進行土地改革，直到1952結束。土改中沒收地主土地1124.77畝，征收富農、商人、農業資本家、氏族公有土地和小土地出租者土地2922.05畝。沒收和征用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無地農民。土改結束後不久，石牌跟著國家馬不停蹄地投入了合作化運動。從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到1958的公社運動，再到1984的人民公社廢除，折騰了30多年。農業生產在合作化階段有所提高，但很快被公社時期的颶風和隨之而來的壹系列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摧毀。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農業生產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村民種植的蔬菜完成國家任務後，多余部分可以自行處理。1984 165438+10月，廣州取消蔬菜上市任務，實行自由議價銷售。土地仍由家庭承包，自主經營，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石牌成為廣州“菜籃子”工程的重要基地。
20世紀80年代以後，石牌村處於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化期，也是石牌村城市化加速的時期。為了適應這種情況，他們進壹步實行股份制和公司制，部分農業轉向物業管理的第三產業，使他們的集體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城市化經濟形態的轉變
石牌村經濟形態的變遷，從資源形態看，從土地形態到貨幣形態，再到財產形態；與此相對應的是，在經營方式上，集體土地的家庭承包制轉變為“股份合作制”，再轉變為財產的公司化經營。這種形式的轉變和管理方式的轉變是相互配合、相互適應、相互促進的。
隨著廣州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土地逐漸被征用，土地減少，集體經濟受到挑戰，村民生活保障面臨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股份合作制”誕生了。從承包制到股份制，從經濟資源的角度看，是從土地形式到貨幣形式的變化。在明確了股權和股本的構成和來源的條件下，經濟社會的資金通過市場運作進壹步轉化為財產形式。隨著經濟的發展，1997成立了“三軍企業集團公司”進行統壹管理，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這種適應城市化進程的財產形式和管理模式的創新，使石牌村的集體經濟得到了跨越式發展。從1988到1997，股份合作社總收入增長763%，凈收入增長615%。集體資產增加了40多倍。該房產建築面積為65，438+0，996，65，438+0，939平方米，2000年為250，000平方米。從1998開始，石牌三軍企業集團每年的經濟總收入在2億元以上。這種經濟成就壹方面與制度創新有關，另壹方面是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升值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土地被征用後，石牌村充分利用自己股份公司的資金和預留土地的價值，從第壹產業直接躍升為以物業租賃為主的第三產業，並向銀行貸款興辦了丁剛賓館、綜合市場等經營項目。在隨後的十年中，他們進壹步采取多種情況和市場因素進行組合和交易，使村集體經濟資產轉化為財產。壹般來說，其表現形式有:壹是征地單位無需安排農村勞動力換取財產；二是吸引市場資金在村裏的自留地上建物業然後分割；三是用土地和時間換取租金和財產；四是村自籌資金在預留土地建成物業後租賃或承包；五是以股份形式集資建設物業管理。就這樣，石牌村在集體經濟上完成了從“種水稻”、“種菜”到“種樓房”的過程。
除了集體經濟，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的個體經濟也發生了變化。壹是1984放開了蔬菜市場價格，村民收入大增；另壹方面，城市化的發展使得出租屋市場繁榮，村民經營出租屋收入可觀。隨著土地的進壹步征用，村民們加緊積累資金，對村民自己的房屋進行擴建、改建和新建，從而完全改造成出租房屋進行經營(包括自置房屋和鋪位)，完成了從“種菜”到“種樓”的過程。除了出租屋經營，壹些村民還將資金投入到交通、異地種植、商鋪等方面。，但大多數村民主要是“種樓房”。
企業管理模式
石牌村是壹個行政村，80年代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叫生產大隊。它下面有27個生產隊。後來行政上變成了村，成立了村委會。經濟上股份制改革後，村裏的經濟組織叫“經濟聯合”，27個生產隊改為“經濟社”，27個經濟社分成五塊，叫“聯合”。但村民們還是習慣稱自己為“大隊”和“生產隊”。1997年5月，石牌村村委會被行政撤銷，標誌著石牌從農村走向城市的轉折點。與此同時，石牌三軍企業集體公司由石牌經濟協會和27個經濟俱樂部共同發起成立。石牌村所有集體經濟的統壹管理。集團公司成立了黨委，依據章程召開了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了集團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使石牌村原有的集體經濟進入了公司化的新階段。但同時這種情況意味著，三軍企業公司除了作為企業的* * *性質外，還有自己的特點，就是它的社區性。公司以石牌村民為股東，管理石牌村原集體經濟的資產，以股份經濟社和關聯社作為公司資產所有權和經營者之間的中介和紐帶。因為三軍企業集團公司的成立是在村委會撤銷、行政職能轉到街道辦事處的同時進行的，村委會原來的班子直接轉變為集團公司的領導班子，使得三軍企業集團公司成為壹個純粹的經濟組織，但與村民的關系卻非常密切。客觀上，村裏很多村務、矛盾只能靠公司解決，這就使得公司具有了行政管理職能。公司設有行政辦公室和保衛處，負責村務和社會治安。此外，公司還承擔村社各方面的社會福利費用，如村莊建設、醫療、衛生、老人福利、學校、文體活動等。這種社區型企業承擔了很多社區責任，也形成了以穩定為主的經營理念。
住房租賃經濟
改革開放讓廣州在城市擴張上邁出了壹大步，同時帶來了138個“城中村”，其中石牌最大。廣州的城市化和國家政策的變化吸引了大量外地流動人口在廣州“闖天下”，刺激了石牌房屋租賃經濟的增長，其收入成為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同時，由於出租屋的租金價格普遍低於村外，大量出租屋的出現反過來為來到城市的工薪族提供了壹席之地。這樣，出租屋的存在解決了農民工的生活出路問題，促進了社會的相對平衡，但同時由於人口混亂，部分外地人素質不高，帶來了治安、衛生、消防等問題。
石牌村民出租屋管理的特點是“雙層管理”:壹層是業主；壹樓是村集體(三軍公司)。業主是出租屋管理的主體，對其出租屋承擔各種責任，而村集體主要從組織、物質保障、制度供給三個方面參與管理，進壹步實行“旅遊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