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地質演化史的研究，黃河是壹條相對年輕的河流。早更新世晚期，115000年前，盆地內只有壹些不相連的湖盆，各自形成獨立的內部水系。此後，隨著西部高原的隆起，河流被侵蝕和侵蝕。654.38+0.05萬年的中更新世以後，湖泊和盆地已逐漸連通，形成了黃河水系的雛形。直到654.38+萬年至654.38+萬年前的晚更新世，黃河才逐漸演變成壹條從源頭到河口上下奔流的大河。
由於黃河洪水攜帶大量泥沙，進入下遊平原區後迅速淤積，主流在漫流區遊蕩，人們開始築堤防洪，洪水河道不斷淤積上漲，成為高於兩岸的“地上河”。在壹定條件下會溢出洪水走新路。黃河下遊河流遷移的嚴重程度在世界上是獨壹無二的。據文字記載，黃河曾多次改道。河流變化範圍西起鄭州，北至天津，南至江淮，面積25萬平方公裏。從周定五年(公元前602年)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年間，黃河的遷徙多在今河道以北地區，侵入海河水系，流入渤海。從1128到1855的700多年間，黃河在現河道以南改道振蕩，侵入淮河水系，流入黃海。1855年，黃河在河南蘭考東壩頭決口，後改流奪山東大清河，入渤海。由於黃河下遊不斷變化和改道，以及海侵和海退的影響，黃河下遊長度和流域面積也在不斷變化，這是黃河區別於其他河流的突出特點之壹。古代黃河中下遊氣候溫和，雨量充沛，適合原始人類生存。黃土高原和黃河沖積平原土壤疏松，易於耕種，適宜發展原始農牧業。黃土的特性有利於先民挖洞，共同生活。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早在165438+百萬年前，“藍田人”就生活在黃河流域。流域內還生活繁衍著“大理人”、“丁村人”、“河套人”。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眾多古文化遺址遍布大江南北。這些古代文物不僅數量眾多，種類齊全，而且由遠及近不斷發展，系統地展示了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進程。
早在6000多年前，盆地就開始出現農業活動。大約4000年前，盆地內形成了壹些血族部落，其中顏地和黃帝是最強大的部落。後來黃帝獲得了首領的地位，與其他部落合並，形成了“華夏族”。後人把黃帝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先。河南省新鄭市有黃帝宮殿，陜西省黃陵縣有黃帝陵。全世界的華人都把黃河流域視為中華民族的搖籃，稱之為“母親河”、“四恥教”，把黃土地作為自己的“根”。
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開始，在4000多年的歷史時期裏，歷朝在黃河流域建都3000多年。在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中，安陽、Xi、洛陽和開封位於黃河流域及其鄰近地區。殷都(當時屬黃河流域)遺存大量甲骨文，開創了中國文字記載的先河。Xi安(含鹹陽)，從西周、秦、漢到隋、唐，有13個朝代作為首都，有上千年的歷史，是著名的“八江帝都”。東周遷都洛陽後，東漢、魏朝、隋朝、唐朝、侯亮和後周都在洛陽建都，延續了900多年，有“九朝古都”之稱。開封，位於黃河南岸，古稱汴梁。春秋時期，魏惠王遷都大梁，北宋建都於此，歷時約200年。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壹直在黃河流域。黃河中下遊是中國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發展最早的地區。公元前2000年左右，盆地出現了青銅器，商代的青銅冶煉技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同時開始出現冶鐵，標誌著生產力發展到了壹個新的階段。洛陽出土的經過壹系列處理的鐵鍬和鐵斧，表明中國比歐洲國家早2000多年發展出鑄鐵的軟化技術。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都起源於黃河流域。大量的文學經典，從《詩經》到唐詩宋詞，以及大量的文化經典也在這裏產生。北宋以後，全國經濟重心逐漸向南方轉移，但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黃河流域和黃河下遊平原地區仍處於重要地位。黃河流域悠久的歷史給中華民族留下了非常珍貴的遺產，留下了無數的名勝古跡，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二
治理黃河，興修水利，源遠流長。中國最早的灌溉工程是黃河流域(今陜西鹹陽西南)的池塘，《詩經》中記載“池塘北流，濡濕稻田”。
戰國初期，黃河流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引水灌溉工程。公元前422年，西門豹奉聖旨，修建十二條運河，通往當時黃河的支流漳河，灌溉農田。公元前246年，秦在陜西修建了鄭國渠，用涇河灌溉了4萬多公頃的土地。“故關中沃土，無兇年。秦富強，死而為諸侯。”它在秦統壹中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漢代更加重視農田水利，修建了六條輔渠和白渠，擴大了鄭國渠的灌溉面積。同時，渭河上修建了郭城運河和靈璧運河，關中地區成為中國最早的經濟區。
為了鞏固邊疆，從秦漢開始實行屯田守邊政策，在黃河沿岸的湟水流域和寧蒙河套平原開渠灌溉田地，使壹大片沙漠變成了綠州，贏得了“塞上江南”的美譽。
為了保證長安、洛陽、開封等京都的供應，黃河中下遊的水運開發由來已久。
大禹治水的功績還包括治理黃河，幾乎到處都有大禹的“神功”。春秋戰國以後，河道治理的文獻記載逐漸增多，大量珍貴史料得以保存。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黃河下遊就普遍修築了堤防。公元前651年，春秋五霸之壹的齊桓公為解決諸侯國築堤之爭，提出了“不可防禦”的禁令。在此後漫長的歷史時期，隨著黃河的頻繁溢洪和改道，防禦黃河水患成為歷代王朝的大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不斷堵口、修防。西漢時有“河堤築堤人”、“河堤人”等官職，沿河各郡督都有守河堤的責任，專職守河堤的人員達數千人。“傍河十郡，重金治河堤”，河防工程已具相當規模。據《漢書·茍延》記載，黃河上下淇水口(今滑縣西南)已成為“地上之河”，堤身“高四五尺”(約9~11米)，堤身也很高。《河曲書·史記》中記載，公元前109年，漢武帝下令“吉仁和派數萬人攔河”，並親自率群臣到現場參與截流，說明黃河截流已經是壹項相當浩大的工程。據史書記載，最早的大型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的“王景治河”，“永平十二年”，“派數十萬兵與王武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行千裏至海口”。“永平十三年夏四月，修建支渠...趙越說:’...現在，築堤了，整治了運河，斷水了，立了閘門，分流了河流和支流，恢復了它的舊跡'”。場景雖然省了服務費，但還是幾百億。遏制了黃河南侵，恢復了邊渠水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都城開封，黃河泛濫嚴重。宋朝非常重視河道管理，設立了權限更大的都水監，負責河道管理。沿河地方官員重視河道事務，在各州設置河堤法官，負責河道事務。朝廷很重要，參與了河道治理策略的爭論。這壹時期，河道整治問題引起了許多人的討論，加深了他們對黃河形勢和水情的認識，河道工程技術也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王安石主持河道的機械清淤、引黃調水和發展淤地灌溉，在治河技術上有許多創新。
明代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黃河泛濫災害的加重，朝廷更加重視河道管理，河道管理機構逐漸完善。明代工部主管河道管理，宰相直接負責河道。後來丞相河道又加了軍務提督的頭銜，可以直接指揮軍隊，沿河各省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也有管理河道的責任，逐漸加強了對下遊河道事務的統壹管理。清代河道總督權限較大，直接受朝廷命令。明末清初，河道治理有了很大的進步，堤防修復和維護技術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湧現出以潘繼勛、金夫為代表的壹批卓有成效的河流治理專家。清末民國時期，戰亂不斷，國家政治衰落，河道管理也處於停滯狀態。近代以、張為代表的水利專家，大力倡導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研究黃河綜合治理方略，但由於社會經濟合作的制約，始終難有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