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中益氣湯由李東垣首創，為後世醫家所推崇。明代醫家張景嶽評價說:“補中益氣湯是李東垣的獨特方法。”如今，善用補中益氣湯的醫生少了，初入臨床的醫生在使用補中益氣湯時，往往會覺得“失敗多於成功”。為什麽？重新認識補中益氣湯，重新審視李東垣的補中益氣湯，可能對臨床有所裨益。
辨證分型:脾胃內傷的治療，始於量輕，效小。讀了《內傷辨惑論》和《脾胃論》可以看出，補中益氣湯治療脾胃內傷為“初證”，其臨床表現可與外感風寒證相似。其病因“飲食不當，受寒受溫不適”，“生氣焦慮，過度勞累”。病機為“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肝，陰火可占其土位。”治療原則是《內經》所說的“功者溫，患者溫”，具體治療方法是“只有用溫藥補之，陽氣方升，火寒方治。”處方中黃芪肯定用得最多，但只用了五分，壹錢給那些苦役病得很重的人，三分給其他藥。換算成現代劑量，壹劑總劑量只有10g左右。給藥方法是“早飯後溫服”。
黃芪、炙甘草與升麻、柴胡配伍。
，重在“實貌”，“不要流汗，損其元氣”；人參、炙甘草重在“健脾和胃”；白術既用其“甜”，又用其“苦”；橘子皮“引導空氣”，
當歸酒洗“和血”。
脈象辨別:右脈數大於左脈數，中等。
李東垣在臨床上重視脈診，將“脈診”列為區分外感內傷的第壹要義，認為脈診足矣。“憑這個區分不是很明顯嗎？”《內傷外傷論》之所以再次列舉癥狀，是因為“但我怕山野沒有醫生，我為什麽要等診斷呢？所以，我就把病證復述壹遍，以資區分。”
李東垣在《脈象辨析》中提到“右寸口的脈象是人面部的兩倍，傷口的脈象是少陰的兩倍，太陰的三倍，是內傷飲食的脈象。”“如果妳吃得不好，妳就是過度勞累了.....口脈銳數澀”等。這裏對脈象的描述雖然看似雜亂，但有壹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右脈大於左脈，或者脾脈大於其他部位的脈象，看到脈象就可以“數慢”。這對補中益氣湯的使用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另外，李東垣從反面論述了有些脈象不宜用補中益氣湯。在《藥物四時加減》中，腹痛治療中提到，脈弦不通，宜用小建中湯；脈沈細不可，宜用理中湯；慢脈沖不可用，但應使用魏萍粉。從脈象中鑒別方證，簡單實用。
從李東垣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補中益氣湯適應癥廣泛，內傷外感皆可治。處方藥的加減(主要是加藥)極其靈活，補藥、瀉藥、感冒藥、熱藥都可以加，不分格局。但在各種變化中有壹個不變的根，那就是適應癥只能是“內傷”(外感病也是建立在內傷基礎上的外感病)，病脈主要出現在右關，疾病的主要病位是脾胃。
加減法:不理解原意很容易壞。
張魔方是“不是為治病而設計的，是教人的方法多於證明魔方，很容易被人熟悉”。作為張的弟子，深受其影響。所有的方子都是“從右”的，即強調教人立方形的方法，而不是教別人所謂的有效方子和經驗證的方子。補中益氣湯後有壹系列加減方法和大規模的“四時藥物加減法”，說明該方不能貫徹和靈活運用。
方子上說補中益氣湯的證候應該是口中中性，不喜飲酒，也就是說口幹咽燥慎用，不用補中益氣湯。但李東垣的第壹次加減法，其實是“口幹舌燥”。氣虛要溫補，實火要苦瀉，虛火要清補，而李東垣的第二次加減竟然是補中益氣湯加黃柏瀉苦寒之火，加生地清火韓幹。
。反思其治法，補中益氣湯原方只含“補中升陽”之品，而缺少“瀉火”之藥。似乎加了黃柏和生地就成了壹個完整的治療脾胃內傷的補中益氣湯。
後世醫家運用補中益氣湯加減配伍，靈活性遠不及李東垣。代表加減有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補中益氣湯加六味地黃丸。讀薛醫案和《壽世保元》隨處可見。
脾胃虛寒，痰濕易郁，宜加茯苓、半夏；補中益氣湯治“氣虛脾胃”，六味地黃丸治“腎水真陰虛弱”，“兩方皆益，為王道和之劑”，組合起來似乎極為巧妙。但從李東垣的“立方形起源”來看，茯苓、半夏多於定，六味地黃丸落入下焦，不利於“升其陽”。可見，如果不理解董源的本意，很容易隨意加減。
誤用很容易導致壞事，所以後來醫生提到補中益氣湯的禁忌癥。比如張景嶽說:“袁琪之極不足者，不可泄；陰陽竭者，不能升。”柯欽說:“不適合腎，不適合陰虛者升，不適合陽虛者升。”這些論述對後學者的臨床實踐極為有用。然而，從李東垣的“立方參照物”的角度來看，這只是壹種低級的、形式上的理解。
其實腎虛在脾胃內傷證中是可以用補中益氣湯來治療的，但服藥時要考慮盛衰。